郭沫若的自我小说与日本近代文学

中日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表现在文学上有两个时期最为显著:一是唐代,由于大量的遣唐使来中国,唐代文学对日本有着重大的影响;一是近、现代,由于中国向日本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日本文学对我国的现代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唐代日本留学生墓志考释

对西北大学博物馆新收藏的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内容进行了断句、释读以及用典的初步考证,并对墓志内容中所涉及的墓主姓名、留学中国的时间、所授官职和待遇以及日本国名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

对井真成墓志研究表明,他应该是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到来的日本遣唐使团准判官,到长安后旋死去,而不是在唐朝19年的留学生.其墓志为我们研究唐朝对外授官与赠官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例,进而可以对唐朝和日本授予遣唐使官员官阶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古代东亚世界国家间交往的具体形态.     

从《井真成墓志》看唐朝对日本遣唐使的礼遇

根据对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2004年征集到的唐代日本人井真成墓志的研究,井真成可能是以请益僧的身份于开元二十一年入唐的遣唐使成员,井真成的姓或许是南河内藤井寺为根据地的“葛井”氏。井氏到了大唐,曾受到大唐政府高规格的礼遇。     

新发现的唐日本人井真成墓志及初步研究

唐代墓志对于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西北大学近日征集了一方日本人井真成墓志,该墓志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块唐代日本遣唐使者或随从人员墓志。通过对墓志铭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日本国名第一次出现在石质文物上,日本人井真成死后所赠官职也应与宫廷侍卫有关。     

“日本”国号东亚登场时间考——对中国实物资料及中日文献的比较

国内发现的记载有日本国号的最早实物资料为《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早于记载日本国号的《井真成墓志》二十一年。《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所载日本遣唐使赴唐朝贡之事与中日两国的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日本国号诞生于八世纪初,而非七世纪六七十年代。     

名词典故——留学生

留学生一词起源于唐朝，是由日不人创造的。 唐朝肘，日本政而为了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曾多次派“遣唐使”采中国。但“遣唐使”是外交使书，不能久留，无法瘀等地探讨中国的文化，所以日本国而从第二次派“遣唐使”起同时派采了“还学主”和”留学生”。所谓”还学生”是指不ｆｏ外交，赛门学习的青少年，但他们在“遣唐使”回国时须一同返回日本，而”留学生”则不受此限制司以较长时间留在中国学习。 此后，凡是留展在外国学习的学生倡统称为“留学生”．名词典故——留学生@米娜     

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铭初释

20 0 4年 ,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的墓志惊现于古都西安 ,引起了中日专家学者的深切关注。由于墓志的记载极为简单 ,且日本文献中未有相关记载 ,目前对墓主井真成的身世及留学的生涯的论争非常激烈 ,成为 2 0 0 4年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的主要议题之一。目前 ,对最基本的墓志铭的释读存在很大争议。一些媒体报道少录了“志文”两字 ,并把楷体的志盖铭文释为篆体。关于墓志石的大小、汉字的判读也不一致。此外 ,就墓志铭所缺处的候补文字 ,虽有各种意见 ,但“衔”、“立”、“壑”、“哀”、“给”等的可能性较大。     

关于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之我见

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新收藏的这方客死长安的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自刊布后,立即引起中日学者的极大关注。通过对争议较大的井真成的改名问题、日本国号确立的最早年代、浐水东原墓地、墓志的书写格式以及残缺字等问题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形成自己的见解。     

沧海虽然阔诗情接扶桑——中日关系与交流在唐诗中的反映

在日本遣唐使与中国唐朝的交往活动中,诗歌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唐朝诗人与日本友人之间对中日交往活动的歌咏,还是唐朝诗人与日本友人之间的赠答酬唱,亦或是唐诗中对日本文化的歌咏,都说明唐代诗歌在人际交往和文化交流上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唐代中日关系中唐诗是沟通双方情感的心灵桥梁,在推动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中唐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洛阳的职业墓志撰稿人

在洛阳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有不少志文几乎相同或大致相同者。究其原因,应该是志文撰者自留底稿,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加以修改而成。这些志文撰者是职业墓志撰稿人。墓志作为随葬物,是埋于地下的,一般不容易穿帮。但随着一方方墓志的出土,这一情况也随之大白于天下。这种墓志文一般都不署作者大名。     

从文学角度试析唐代牡丹与佛寺文化

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繁荣昌盛时期之一,士人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乐观浪漫的精神,牡丹花以其丰盈华贵的自然特性迎得士庶喜爱;而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和自由活跃宽松的思想环境也使佛教在传入中国几百年后发展到顶峰,牡丹文化和寺院文化碰撞出斑斓的火花,牡丹花在寺庙的佛事供养、佛教典故方面受到僧人的青睐,对牡丹的种植、培育,更成为增加寺院经济收入和吸引士人学子的有效手段。     

王维及唐朝诗人与朝衡交往述论

在唐王朝与日本交往的几百年中,除去官方的外交往来,日本来使与唐朝诗人也频繁往来。遣唐使团中有很多人本身就是诗人,来华一住就往往长达数年,他们有较多的机会与唐朝诗人交往,相互唱和,研讨诗艺,成为朋友,这对当时及后来的日本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其中,王维及唐朝诗人与日本遣唐使朝衡结下的友谊堪称典范。朝衡在华生活了整整54年,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在备受厚遇的同时,与唐朝诗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从曲元衡杖杀柏公成之母案看唐代保辜制度

保辜制度是中国古代刑法为处理伤害案件创立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古代保辜制度从产生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唐律作为中国古代法典范,对保辜制度作了最为详细而全面的规定。儒家思想渗透于唐律,对唐律及唐代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现结合曲元衡杖杀柏公成之母案来探析唐代保辜制度以及儒家思想对唐代司法实践的影响。     

唐代旅游研究综述

唐代是中国古代旅行的高峰时期,近年来关于唐代旅游研究的成果颇丰,涉及唐代旅游的方方面面.针对唐代旅游研究状况作一综述.     

论北朝民族大融合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北朝时期中国北方主要是西北实现的各民族大融合 ,乃是先于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的、造成唐代文化繁盛的根本原因。唐代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 ,皆是在这一条件的基础上形成。民族的大融合 ,开启了有唐一代三百年势不可挡的时代文化思潮的闸门。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再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对《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一文的异议

本文主要论证了今本《大唐新语》实是以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唐世说新语》为底本并更改其书名而成,也探讨了《唐世说新语》与其以前的《大唐新语》的关系,从而阐明今本《大唐新语》与唐代以来至明代前期所流传的《大唐新语》———也即《大唐新语》旧本———并非一书。     

论唐代中日往来诗歌交流

唐代是古代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时期 ,在频繁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中 ,中日使臣、僧侣、文人在广泛的结交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他们相互赠诗唱和 ,由此产生出体现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诗篇。这些诗篇热情赞美了中国的兴盛强大和中日友好的情谊 ,赞扬了中日使者、僧人远离故土 ,飘洋过海 ,不畏艰险 ,不辞辛劳 ,挚着求法和传播文化的坚韧精神 ,也抒发了中日使臣、僧人身居异国他乡对自己的国土故乡的眷念之情。唐代中日往来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 ,也是中日人民友谊的一曲颂歌 ,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唐代的中日文化交往以及中日使臣、僧侣和文人知识分子的友谊、生活和精神世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