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结构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以粤北高村的治理实践为表达对象

国家政权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国家与农民的对接,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有社区接应的基础。共存于地方社会的社区治理和国家治理有各自的认同单位、组织结构、经济基础和治理任务,二者相互嵌入和改造生成了双结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的身份认同、公共品供给、社会生活保障等,同时具备了国家性和社区性。因此,双结构治理提供了这样一个通道,在国家治理社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区治理的国家化,使得国家政权建设能够有效地进入宗族社区。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社会治理

现实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映射到网络社会。当前网络社会中“社会”的力量逐步强大，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与“社会”相比，“国家”处于弱势地位。产生这种失衡主要是由于现实社会中社会矛盾集聚，社会信任降低，政府缺乏网络执政力所导致的，因而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治理既要改善现实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应实现从网络管制到网络治理的转变。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已经全面铺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治理体制“类”科层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方式技术化的逻辑;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的逻辑。但我国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层面的限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匹配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对当前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进行反思,并重视简约治理传统。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有必要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     

清代州县治理的区域特色、实施路径与基本策略——基于顺天府宝坻县的考察

在皇权下县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州县治理成为清王朝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清代的州县治理在基本制度设计上具有普遍共性，然而在疆域辽阔的传统中国，区域特色鲜明的生态环境以及人文背景深刻影响着县域治理的开展。就京畿地区而言，县级政权地处统治中心地带，又居于国家行政体制的底端。如果从基层民众的视角来看，县级政权统辖数百村庄，在民众看来它就是乡村社会之顶端。清代“皇权不下县”的行政特色以及简约治理的理念决定了县域治理的多元特性，清王朝将县级政权建设作为实施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在此基础之上，国家意志与国家权力借助县级行政机制以及半官方、民间治理资源，形成了官民协同治理的基本策略。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冲突与调适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具有特殊性,地理环境恶劣、特色的民族治理环境、复杂的民族价值观,造就了该区域传统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逻辑顺序和国家社会治理"法理情"的逻辑顺序有别,情理法存在冲突。这与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关,执法力量薄弱,执法盲点存在;民族干部比例失调,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偏小;宗教信仰多元,宗教矛盾突出;村两委力量不均,政府公信力不够;调解机制不健全,法理情冲突时有发生。因此,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情理法要合理调适,一是法治调适:加大普法力度,增强执法力量;二是队伍调适:均衡干部比例,借助乡贤治理;三是信仰调适:引导宗教团体,共建社会和谐;四是基层调适:优化村两委,提升公信力;五是机制调适:健全调解机制,规范法理情。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冲突的合理调适保障西北民族地区和谐稳定,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权威体系及其博弈

中国古代社会在专制的大背景之下,基层社会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即通过国家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的博弈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总体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两种力量,一种自然是代表国家的官府,另一种即是民间力量,习惯上把他们称为乡土精英。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在历代以及一代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与程度都是不断变化的,但国家公权通过对民间权威的“借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中介力量就是民间权威,其中主要是士绅和宗族。民间力量在为国家力量所用的同时,也获得权力,在家国同构的大背景下,其所引领和推行的民间规则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成为基层社会治理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虚拟社会治理

国家与社会关系均衡化发展,是虚拟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支撑.无论是代表“强政府、强社会”模式的数字利维坦,还是代表“弱政府、强社会”模式的网络乌托邦,均属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状态在网络空间的具体表现.国家中心主义行为逻辑的网络实践造就了数字利维坦,过度推崇理想化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则有可能产生网络利维坦,然而盲目地追求一方力量独大,将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虚拟社会中失衡.因此,应通过推进治理框架下的理念重塑,推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平衡,提升网络公民社会的公共理性,完善网络空间公共事务的参与秩序等途径,才能化解虚拟社会治理中的潜在风险,促使虚拟社会走向治理和善治.     

行政下乡与自治下沉：国家政权建设的新趋势

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处理好与地方自治单位的关系。现阶段行政下乡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村级组织的行政化色彩加强,成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另一方面惠农政策进村入户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增强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但是,农村基层行政效率总体不高的现象普遍存在。自治单位从行政村向自然村下沉,激活了村庄社会积累的内生性资源,使得以自然村为边界的社区社会组织兴起,为农民提供了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公共事务的空间。这意味着后税费时代国家政权建设不是要完全打碎地方自治单位使国家权力直面农民家庭,而是应重视农村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社区自治能力的提升,增强国家通过社会获得权力的能力,构建社会自治协同提升基层行政效力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双重嵌入与制度激活:第一书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经验逻辑

中国在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国家与社会间的关键接点,影响着国家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成效,并被赋予加强基层党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职责,但也常常面临着被乡土社会"悬置"、单向度为村庄链接资源等,而无法提升村庄治理能力的实践困境.探讨了第一书记在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实践模式,研究表明:第一书记应既能实现村社内外建设力量的有效整合,又能推动村社自主治理持续运转;应通过发挥党内民主、践行群众路线嵌入基层党组织和乡土社会,获得党员和群众认可支持;同时,乡村治理应借助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等外来力量,以激活完善既有协商民主治理制度为重点,着重解决协商民主制度的组织支撑、实践平台、正反馈机制和社会基础等问题,运转村级民主治理.在此基础上,中国乡村治理才能进一步提升村内外资源良性互动和村级治理水平与能力.     

国家与社会互动下精准扶贫的运转逻辑——以“第一书记”的制度框架展开分析

为了实现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并完成精准脱贫任务,国家通过选派"第一书记"的做法,意图构建国家与社会的接点,将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源传递到基层社会。但从现有实践来看,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运转逐渐出现了资源依赖性、治理短期性和基层权力结构冲突等制度实施困境。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以鄂西L村的案例进行研究,探寻"第一书记"扶贫制度在基层的落地与运转成效。结果发现:在国家资源与权力的不断弱化下,"第一书记"代表的国家力量在与社会韧性的互动中经历了主导型合作、竞争型受限、排斥型失控等阶段,在基层受到了来自乡镇一级政权、村民自治力量和群众认同感等多重排斥因素,在有限的任期内"第一书记"很难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为了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国家需要避免急功近利和短期主义,在顶层设计上逐级完善驻村帮扶的方式,并以培育村民自治的内生性作为治理核心。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参与主体的近代嬗变

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自晚清以来就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发生着剧烈的变动,由此也促使基层权力主体格局在竞相更易的新旧制度演变中此消彼长、渐次递进。从总体上来看,近代以来社会治理模式与基层权力主体的嬗变演进,是经历了从地方权绅-工农群众-参议员-人民代表这样一条清晰的变动格局。与此同时,参与治理的权力主体格局变动,也鲜明地凸显出近代中国的激剧变动在基层社会中的历史映像。不过,回观近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演进轨迹与基层权力的嬗变,也有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地方。     

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力的构成及其提升路径——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分析

基层治理中的基层组织能力是其“三阶”能力或“两层”能力的集合。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来看,基层治理能力来源于基层组织能力,由各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整合而成。各基层组织在治理中职责与能力的差异形成了基层治理能力的同心圆结构。其中,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方式履行职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即基层党建引领力,是基层治理能力的核心,是基层治理中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基于新时代党建六方面要求,基层党建引领力包含六个维度的引领,其功能各异,但相辅相成。为化解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各地基层党组织可根据基层党建引领力评估指标的设计指南,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评估指标体系,重点推进、协同推进、整体推进,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力,从而促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基层治理困境及出路探讨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公共权力作为唯一的治理空间塑造力量的局面。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基层社会的开放性进一步加强,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面对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加快基层治理转型与变革,构建现代化的基层治理机制与路径,是解决困境、应对挑战,促进基层治理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

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分析社会变迁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社区构建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基层治理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解决基层治理的政治有效性,构建具备自治理能力的现代城市社区。当前的居委会直接选举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隙缝。基于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和访谈,本文初步总结了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基层治理格局的有利变化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政府对于居委会直选的引导和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条块关系与基层形式主义演化逻辑

由项目制所维系的条块间权责利关系是影响基层政府行为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形式主义作为 基层治理中的策略性应付行为,产生根源在于条块间非均衡关系。在职能部门“条”主导的专项治理 中,条通过事权分配和过程管理将目标压力有效传导至下一级属地“块”,并通过介入式过程管理实现 压力传导的动态控制。属地政府回应行为则注重风险规避和激励获取双重逻辑,即寻求能够适当规避 风险、控制成本、获取收益的应付策略。在基层治理微观情景中,属地块在面对职能部门条时能够采取 分类回应策略,导致形式主义应付行为的产生具有普遍性。     

选派书记：有效治理问题村的实践与机制

当前中国农村存在一些问题村，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基于治理问题村的现实需求，华北A县创造了“选派书记”制度，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实践效果。在县委组织部的多方协调下，县乡共建了农村人才后备库，然后再向问题村选派合适的干部任职村书记，实现人才与村庄的精准对接。选派书记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通过建构村庄权力的整合机制、治理资源的调动机制以及应对琐碎事务的扁平化治理机制，实现了对问题村的有效治理。“选派书记”制度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方向。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探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指农村党组织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众进行领导、引领、组织、号召和整合的能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号召力的重要来源,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针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弱化、组织功能淡化、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应以强化政治领导力为统领,加强自我管理,致力于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国家治理视域下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研究

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是新时代的新课题。多措并举、统筹推进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深入探索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的内在规律,把握二者的共性特征,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举措,进行资源有效整合,用系统思维构建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同频共振、互动双赢的格局,这是国家治理视域下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良性运行的不二选择。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要从理论层面、操作层面论证其同步实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对目前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的客观现状进行案例分析,从而充分认识：社区教育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与不可或缺的内核要素,基层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社区教育的多样性和有效性。基于此,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统筹融合路径有强化系统思维的理论准备、构建统筹高效的组织架构、建立完善多元驱动的保障机制等。     

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最新要求。群众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值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日益关注和重视。总结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全面分析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特征表现,将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划分为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以及基层社会多元融合4种模式,并分述每种模式的内涵、意义和作用。针对当前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完善、路径渠道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视角,提出通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实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