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关系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1995—2002年的数据，建立了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之间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所选用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欧盟、美国。如果采用单个国家FDI与出口的关系进行分析，FDI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且自相关严重。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华累计FDI(或FDI存量)与中国对其出口之间的关系十分显著，面板数据分析不仅可以表征国别或地区间的差异，而且可以有效消除序列相关问题。     

FDI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与区域差异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增长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对FDI与出口贸易影响程度进行实证研究,将我国各省市根据区域划分为东、中、西三个横截面,利用2001至2009年九年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集中对我国FDI与出口间关系,东、中、西三地区FDI与出口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比较不同区域影响程度.     

西部地区FDI贸易效应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文章以1997-2008年的东中西部的动态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分析FDI对中国贸易效应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FDI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对东部而言,FDI对出口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对进口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而中西部这种效应则不显著。文章分析了西部地区贸易效应不明显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互动机理探讨——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逐渐成为共识.文章以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市、区)相关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对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然后通过相关理论分析,得出新经济地理因素、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三者之间内在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指数,建立三者之间的面板联立方程实证模型(SEM),并分别对全国省域和东中西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新经济地理因素也有利于高技术产业集聚;但分地区而言,东中西部存在一定的差异.     

海南省FDI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海南省作为中国一个特殊的岛屿,其自然资源和产业结构与其他省份有所不同,因而其FDI和进出口之间的关系也应具有独特性。鉴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通常用于相关时间序列关系的预测和随机扰动项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依据1987—2011年的FDI、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年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海南的出口、进口与FDI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FDI与出口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函数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说明FDI的流入在短期内会刺激出口,而出口的增加会对FDI产生负影响。     

海南省FDI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海南省作为中国一个特殊的岛屿,其自然资源和产业结构与其他省份有所不同,因而其FDI和进出口之间的关系也应具有独特性。鉴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通常用于相关时间序列关系的预测和随机扰动项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依据1987—2011年的FDI、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年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海南的出口、进口与FDI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FDI与出口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函数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说明FDI的流入在短期内会刺激出口,而出口的增加会对FDI产生负影响。     

文化因素对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制度和文化特征。运用引力模型对文化因素在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中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投资来源国(或地区)蕴含的中国文化因素强有力地推动了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国和投资来源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政策变量与流入中国的FDI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空间距离在吸引FDI的过程中起阻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政府廉洁度在统计上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挤入挤出效应研究

应用1991-200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我国国内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具有较为明显的挤出效应;在东部地区,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呈现挤出效应;在中部地区,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呈现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FDI对国内资本的形成具有严重的挤出效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FDI)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因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各学者的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文章采用协整理论分析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1995-2007年)的关系,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进口在短期存在替代效应,在长期存在互补效应,并计量出中国FDI与出口和中国FDI与进口的误差修正模型。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FDI与湖南产业结构调整——基于面板数据模型

利用湖南1994～2008年的三次产业增加值与实际利用外资额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FDI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FDI显著提高了湖南三次产业的产值水平,却未能有效推动湖南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中国外贸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为对象,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1979—2008改革开放30年间出口导向型模式与进口和国内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三者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由此建立的回归模型显示,出口能够促进一国国内经济增长,进口是一种补充,并且进口能够推动出口。此外,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出口对进口的拉动作用不明显。为使出口导向型模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应积极从＂两个转变,两个消化＂的方向对其进行调整。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4—2015年中国企业出口的省际面板数据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企业出口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和LSDV的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内生环境规制水平能有效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但严格的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呈U型。按区域划分进一步研究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外生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贸易间的关系呈倒U型关系,而西部却呈U型关系。因此,文章建议中国政府要提高环境规制,但需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实行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中国各地区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均衡地提高。     

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深化,深刻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格局。基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的视角,运用2003—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空间集聚影响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方向、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行了分析与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空间集聚对于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取决于“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2）空间集聚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仅能够扩大出口规模,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制造业出口结构。（3）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出口影响的“拥挤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且“拥挤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     

FDI与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FDI与我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关系作为切入点,选择通信设备、计算机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作为传统制造业的代表。根据这4个行业1997—2011年利用外资与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数据,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对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制造业FDI与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与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存在着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的增加而提高,并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传统制造业利用外资对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影响有限。     

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

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核心在于对贸易环境效应的认识。环境是一种世界性的公共产品,污染的外部性可能危及全球,对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十分必要。以我国CO₂和SO₂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将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方面,选取2001—2014年的分省年度数据对我国30个省、区和直辖市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当前的贸易在规模和技术上存在明显的环境效应,但结构效应并不明显,同时EKC曲线假说得到了证实。在此基础上,提出降低出口贸易中碳排放的政策建议。     

我国外商投资与出口贸易关联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对外经贸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外商投资与我国出口贸易的关系也成为研究焦点.研究表明,我国外商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宏观上属于互补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和商品出口额有双向的格兰杰关系,即两者互相影响.据此,应该密切关注国际经济走势,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倡质量型引资.     

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运输服务贸易脆弱性影响研究

为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交通-经贸”的影响,推动沿线地区经济协同发展,选取亚欧通道沿线24个经济体的2010—2019年相关经济数据,基于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影响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将研究样本按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组回归,探讨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不同样本组的影响; 通过测算沿线国家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各国运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并概括其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分组回归结果有所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系数显著大于发达国家; 亚欧通道沿线国家的显性竞争优势指数整体较高,运输业直接投资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影响各国运输服务贸易脆弱性的重要因素。研究还认为,中国内陆港建设与亚欧通道沿线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呈现协同发展趋势,大多数亚欧通道沿线国家的运输服务贸易均呈现出较强的竞争力,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影响程度大于发达国家。研究表明,需要发挥物流枢纽的规模经济效应,构建“海-陆”联动机制,创新“交通-经贸”发展模式,以“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契机,以内陆港和自贸区建设为依托,推进内陆地区“物流、经贸、产业”深度融合,是培育中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有效路径。     

“一带一路”愿景下的中国对南亚农产品出口贸易:需求、结构与竞争力

文章根据UN COMTRADE数据，分析1992—2015年中国与南亚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总体规模、产品结构和国别结构，并依据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模型)从需求、结构和竞争力三个角度剖析了出口贸易变化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南亚地区进口需求规模的增加是中国对南亚地区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其作用强度逐渐减弱；农产品结构变化总体上对中国—南亚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贡献较小甚至在部分时段阻碍出口增长，近年来出口结构适应性有所提升。竞争力因素对农产品出口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对南亚地区农产品出口的增长正由需求主导转向竞争力主导。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随着新一代信息革命的到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基于2013—2019年中国353家上市公司数据以及64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分析中国新型数字设施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及进、出口贸易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作用机理有所差异。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和进口贸易中的影响主要依靠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而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则主要依靠贸易成本发挥作用。在此前提下,中国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既要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又要优化出口结构布局,通过加大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构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机制,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水平,促进双方贸易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效应分析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引资国,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凸显.通过对FDI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剖析了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乘数作用和绩效贡献,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效应.研究表明,FDI对我国出口规模扩大以及出口结构优化等方面都起着积极支持作用,其贸易创造效应、出口结构优化效应比较明显,同时存在一定的贸易替代和间接贸易效应,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作用不明显.同时,我国在利用FDI促进出口贸易上还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为此,要培育有序的市场环境,并在加强对FDI有效引导与监督的同时,不断提高国内企业配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