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社会嵌入:农产品淘宝村形成机制研究——基于W村的实证分析

“农村+电商”的发展模式使中国传统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淘宝村”。按照主营产品的不同，当前淘宝村可以划分为农产品淘宝村和工业品淘宝村，二者具有不同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路径。本文基于W村的典型案例，分析了农产品淘宝村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农产品淘宝村得以形成主要受三层技术社会嵌入的影响：商品化的产业嵌入、规范性的伦理嵌入和权力性的政治嵌入。因此，为培育新的农产品淘宝村，需要挖掘村庄产业价值、整合村域文化和经济资源，并加强完善政府支持力度，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返乡创业。     

公益经营：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消薄”行为研究

目前中国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显著。如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治理的重要议题。以浙江省D区的强村公司为例,分析地方政府旨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消薄”行为在县域社会的运作过程、机制与制度成因。地方政府动员村庄加入强村公司,统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市场化经营,通过收益分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此举缩小了乡村区域发展差距,以创新形式实现了地方政府的“消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塑造政策合法性、县域政治统合与公益型代理等机制实现“消薄”行为的有效运作。目标考核体系下的创新竞争、体制监督下的低风险发展偏好以及集体经济的治理价值等制度因素,形塑了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强公益经营行为的特点,其政策实践为村集体经济提供了迈向均等发展的机会。     

淘宝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

新型淘宝村电商产业集群具有自发性、协同性、在线化和复制性等特征。围绕集群动力、结构和能力三个角度,探讨淘宝村集群竞争力影响因素;根据典型淘宝村调查和访谈情况,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淘宝村产业集群竞争力指标体系;结合淘宝村产业集群的动力模型与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提出政府与市场双元驱动提升竞争力的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乡贤治村: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以精细化管理为方向的城市治理水平逐步提高,然而广大的乡村社会却面临着内生基础薄弱、主体流失严重以及治理环境多变等困境,“三农”问题在城乡分治的背景下愈发凸显,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出现的“新乡贤”治村逐渐成为弥补政府主体治理不足的有效方式。从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层面来看,新乡贤治村的合法性兼具了传统型、魅力型以及法理型三种权威类型,也能够在村庄的产业、乡风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的影响,其治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共同回应了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当下何以可为的问题则是要理顺新乡贤治村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健全新乡贤治村的保障机制以及明晰新乡贤治村的发展走向。     

乡村振兴背景下“合并村”如何实现有效选举？ ——基于湘中L村的实证调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合并已成为乡村治理单元变革的必然趋势。而“合并村”能否通过有效选举产生适合的治理主体,是其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从作为典型“合并村”的湘中L村来看,合并带来的村庄社会结构变化、选举社会基础弱化、选民利益冲突加剧等问题,已严重影响换届选举的开展。但L村多措并举,成功消解了上述不利因素,实现了有效选举。L村的实践经验可为“合并村”实现有效选举提供启示：应采取促进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提升村民政治素养、增强村民文化认同感等长期措施夯实选举基础;同时,通过树立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制定详细的选举规则等短期方式破除选举困境,实现有效选举。     

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研究——以黔北A村为个案

驻村第一书记是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显著推动了乡村的发展。论文基于驻村第一书记嵌入黔北A村乡村振兴的个案，分析A村由脱贫转向振兴的实践过程。主要包括驻村第一书记从政策宣讲和重视教育、评选先锋模范激励村民、挖掘乡村红色资源、发展种养殖业和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实践助推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取得成效的原因在于他们处在“结构洞”的位置，拥有资源优势、对党的政策的宣传落实和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功能，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从而带动村民发展致富。但是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也要注意扮演好“帮扶者”的角色，协调好村两委关系，引导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及配合，在嵌入资源对乡村振兴的同时还要注重村民主体性的培养，并且要为乡村建强基层组织，从而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变革视角下"生态生产力"论析

“生态生产力”内含的革命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马克思在18世纪中叶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理论成果和思想遗产。仅仅在具体的生产层面来理解“生态生产力”,必然会出现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就根本意义而言,“生态生产力”具有超越具体经济事物层面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和表现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以思维方式变革为基础的“生态生产力”所展现的是价值取向、运行机制、思维方式及伦理价值的全方位变革。“生态生产力”实现的这种变革,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更是人类思维观发生变革后的产物。“生态生产力”在哲学层面的变革反映到“思维观”的层面事实上就是由传统主客对立的“线性思维”到主客统一的“系统思维”和“综合性思维”的变革。只有在深刻认识生态生产力内涵的思维方式变革的前提下,才能更快地使“生态化”理念成为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发展之核心价值规范。     

浅谈《水浒传》中的乡村意象

通过对《水浒传》中乡村意象的文本解读,具体分析了“村景”、“村酒店”和“村庙”等意象,从诗化的语言中探究所蕴涵的俗文学里文人化因素和其创作倾向,从模式化的内容中发现民俗文化的痕迹。乡村是《水浒传》人物活动的重要场所,是与城市相对应的另一重要环境,解读其中的内涵,对我们进一步理解《水浒传》不无裨益。     

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动态演进、关键问题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也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语境中动态演进并持续深化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城乡要素配置失衡、乡村社会共同体解体、治理机制碎片化等关键问题亟须解决。推动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能恢复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态价值,也能改善城乡之间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要推动整体协调治理,实现村级治理范式的“嵌入性整合”,突破治理机制碎片化困境;要鼓励动态平衡发展,健全城乡要素互动的“联动性发展”机制,激活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提升思想价值意识,通过“公共性赋能”强化村域自治,保障村落集体利益的多元供给,在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