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女性的话语诉求与困惑

当代女性的话语诉求不仅构成了历史的存在,还仍在构建着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状态.对当代女性在话语诉求中将女性的自我认同等同于社会角色认同而忽视男女性别差异的现象,女性将女性解放话语自觉自愿融会于民族国家话语的现象,以及中国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期待视野的深入分析,必将有益于女性主义批评反思其所资借鉴的话语资源,从而更明确其在现在的走向.     

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不同研究方法——以小说《劝导》的解读为例

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叙事学有着一定的联系,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区别。文章运用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一些方法对奥斯汀小说《劝导》进行了解读。并且通过这些解读,较为形象地阐释了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叙事学之间的异同。     

女性主义美国学派——女性主义叙事学简论

以美国女性主义学者苏珊·S.兰瑟和伊·安·卡普兰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把原本属于形式主义的叙事学融入自己的研究之中，使女性主义研究从单纯的内容分析、定性研究走向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整体性研究，以避免女性主义研究中过于印象化和片面性的弱点，从而打破了西方文学研究中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长期对立，不仅推进了女性主义学科的发展，也丰富了叙事学理论。     

女性主义批评视阈下的《啼笑因缘》

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是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之一,它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以女性形象、女性创作为切入点,构建女性文学传统,提倡女性主义的写作方式.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并不一定只能针对女性作家的创作.当运用女性主义的批评观点去解读现代作家张恨水的代表作品《啼笑因缘》时会发现,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形象,已经超前性地具有了女性主义批评中所谓“双性共体”的特质.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张恨水在作品中表现了对受到损害的女性的同情,并通过自己的审美价值判断开始思考中国女性的命运.     

女性主义译本批评的探索性研究

女性主义翻译批评是一门在女性主义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翻译批评作为对象化活动的自身属性,决定了译本的重要性。女性主义译本批评,作为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的重要组成成分,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用女性主义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成果从概念、批评对象、批评标准、批评方法 4个方面对女性主义译本批评进行探索性研究,可推动我国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翻译批评理论与实践的纵深发展。     

从《榆树下的欲望》探讨尤金·奥尼尔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进入父系社会以来，女性的社会地位总是处于依附男性的境地，这在女性主义觉醒的今天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奥尼尔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在其作品中塑造了诸多女性形象，或罪恶或神经质或疯狂极端，因此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认为是反女性的，可是细观奥尼尔的剧作，读者和观众不难发现他对女性的细腻关怀。从女权批评的角度入手，对奥尼尔剧作《榆树下的欲望》中女主人公爱碧的女性形象展开分析，以期从新的视觉展示奥尼尔对女性的人文关怀，并给出符合当今时代特征的现代解读。这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在跨文化语境中解构女性主义媒介批评

女性主义媒介批评所关注的是女性在传媒话语中的身份与地位问题,以及女性、女性角色在各种大众媒介文本中被描绘的方式,致力于唤起对传播过程中的性别差异乃至性别歧视的关注,从而真正恢复女性的主体意识.女性主义在中国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背景和发展脉络,具有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的文化语境及媒介现实,中国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对女性意识的认识是与中国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国的语境现实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必须具有不同于西方的问题意识与批评指向.因此,对当代中国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反思,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国语境,在把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用于分析中国新闻传播中的女性问题的同时,应把妇女发展与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包括我国诸多妇女问题产生的历史及现实背景联系起来,并进行理论上的深入研讨.     

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之黑人文化身份解读--以生态女性主义为视角

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自问世之日起便轰动了美国文坛,她的作品被誉为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经典。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的悲惨生活境况。黑人民族无法躲避包括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生态危机在内的各种危机。在生态批评理论的指导下,将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应用到文学中,有助于更好地发现文学作品中蕴藏的深刻含义,发现黑人在内化种族主义过程中的自我否定。生态女性主义因素和生态人文主义精神是唤醒人类生态良知的有力武器。     

“边缘”与“边缘”的对话—中西方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研究比较

中西方女性主义电影批评都处在学界的边缘, 但是此“边缘”非彼“边缘”, 西方与中国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在各自产生的文化历史语境、关注的内容和使用的理论、所处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方面均有着极大的差别。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研究的比较, 希望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交流, 尤其是希望借此研究能让中国女性主义电影研究者认识差异、从西方的理论中汲取自己需要的营养并结合自己的实际将我国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研究发展壮大, 走出一条既能展现真实的自我又能与国际接轨的道路。     

反智之维与批评正义——《理想国》对批评立场建构的启示

在批评家们渐失正义之心的当下,重申柏拉图的意义不言自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通过对＂模仿＂的专注探讨,以一种悖论式的＂反智＂立场,深度解构了写作中的＂非正义＂姿态。由此,我们有必要回应柏拉图的正义诉求,在批评界呼唤某种＂批评正义＂的建构。这里的正义,指代的是批评写作中理应持有的理性态度与道德立场。     

宗教概念的运用、局限及其替代品——《宗教的意义与终结》述评

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在其名著《宗教的意义与终结》一书中认为应该放弃一般意义上或个体意义上的宗教概念,而代之于“累积的传统”和“个人的信仰”,以便更好地理解信仰生活。笔者认为史密斯对宗教概念的语用及其局限性的揭示是有启发意义的,对累积的传统和个人的信仰的陈述可以帮助我们以“专业的眼光”、“陌生的眼光”和“远方的眼光”等多角度观察习以为常的概念。但是概念演化史中的多与一、信仰与历史和现代的关系及其复杂性并不能成为完全颠覆宗教概念的充分理由,一种恰当的修补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法经济学视野下“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资源利用的关键因素。在对“公地悲剧”进行博弈分析时，离不开对制度在博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分析。传统博弈理论将“公地悲剧”当作“囚徒困境”博弈的观点实为一种误导。“囚徒困境”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被严格禁止，博弈报酬结构具有特定的制度偏好，导致博弈各方无法达成合作。而在“公地悲剧”中，参与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换，进而可以自发达成合作协议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自主治理。因此，“保证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博弈才是“公地悲剧”博弈分析的恰当模型。     

"世界之肉"的呈现和存在——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美学谈片

"将身体借给世界"是梅洛-庞蒂在论绘画理论时提出的一个命题.该命题的旨意在于推翻西方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理智主义思潮."将身体借给世界"意味着让身体成为世界的媒介、手段,让身体世界化.身体世界化的实质是身体以客体性和主体性并存的方式实现同纯感性的世界的融会."将身体借给世界"体现了对传统再现论和后现代反再现论的双重超越.这一双重超越同时意味着对认识论意义上的世界再现的超越,意味着本体论上的"世界之肉"的建构和生成.     

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坚持“纯正的文学趣味”，反对文学的商业化与政治化，强调文学的独立品格，是沈从文进行文学批评时遵循的基本文艺思想与美学原则。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观念与准则，如作品应“匀称”和“和谐”，作家应讲求创作的“技巧”与独创性等。而在批评方法与风格上，则表现为典型的印象式批评，他不是从作家的生平与外部环境入手，而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就文章本身加以分析与点评。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批评文体的多样性，反对千篇一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体现出的批评观与批评个性，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突出的位置。     

女性乌托邦：《她乡》和《红楼梦》中的“女儿国”

来自于远古母系社会的“女儿国”，已经成为一种代表“女性空间”的文学形象，在中外作家的笔下屡被涉及。将美国女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arkins Gilman）的《她乡》（1915 Herland）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所塑造的“女儿国” 进行比较，便会发现两个文本间诸多的互动和契合。尽管两位作者所处的国家不同，性别有异，但他们的女性主义思想却不谋而合，他们借助想像所建构的“女儿国”不仅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也是为超越两性二元对立、建构和谐两性关系模式所作的积极展望。     

宪法修正案的改革逻辑及其证成

八二宪法的第五次修正案提出了若干新命题，在这些新命题背后隐含着中国宪法内在的改革逻辑。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部分，初级阶段理论告别了革命论，法治建设就此得以可能。初级阶段的法治是一种立法与变法的辩证结合，它需要有一个领导型政党作为人民的代表，以人民为中心，把握立法与变法的平衡。在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国内与国际法体系。但是，领导型政党作为立法之上的引领方向者，必须严格自律，将外在的依法治国与内在的依规治党紧密结合。     

现象学构成识度与中国美学境域缘发构成论

中国美学境域缘发构成论认为,审美活动的目的,是审美者通过澄心静虑,心游目想,通过顺应自然、自由自得、直观感悟,即境缘发,通过“由己”“返身”“归朴”,“还原”到 “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以达到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掉臂游行、超脱自在、兴到神会,顿悟人生真谛的审美境域,从而从中体验自我,实现自我。这样,遂使中国美学的境域缘发构成论与现象学构成识度趋于合一,并由此而生动地体现着中国美学顺应自然的精神。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不过”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

“过”在古代汉语中是谓词性成分,表示“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经过”,突显客观义。“不过”是否定词“不”与“过”构成的否定结构,前后属状中关系。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过”发生了词汇化,由“不超过某一限制”引申出“仅仅”、“只”等表示说话人态度、情感的主观义。在前后小句语义方向不一致的语境中,“不过”衍推出转折义,由副词转变为连词,是说话人用以调控听话人认知状态的语言手段,体现交互主观性。从否定结构到副词再到连词,“不过”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的过程。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及互鉴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和优劣势主要体现在管理的基本价值观、基本思维方式、管理主体和客体、主要目标、权力基础、基本管理方式以及管理创新特征等方面。双方相互借鉴的主要方向是：中国应借鉴西方保护个体利益并重视公平竞争和激励、追求标准化的科学管理、强调经济效益和效率、强调民主与“法治”、鼓励创新并保护创新成果等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西方在领导理论和工商管理领域的有益成果;西方应借鉴中国的人本论、整体观、系统观和权变观、“中庸之道”、“修己安人”、“和为贵”、世界“大同”、民本论、“道治”、“德治”和“智治”等管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在伦理管理、国家管理和军事管理等领域的有益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