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集县八音班初探

怀集县“八音班”的历史久远,与民间节庆风俗、信仰风俗、人生礼俗等民俗活动相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形成了独特的表现形式、音乐特点.它的音阶主要是五声音阶,调式以微调式居多,结构多为乐句数不等的单乐段.“八音班”为乡村的祝寿、进宅、红白喜事助兴,充分发挥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作用,体现了其独特的艺术价值.     

蒙古族民俗与民间音乐浅淡

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与各民族的民俗,不仅联系密切,而且存在着某种渊源的关系。民俗是产生民间音乐的土壤与条件,而民间音乐则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古老的风土人情,民风习俗,民间音乐产生于民俗活动,服务于民俗活动,脱胎于民俗活动,发展于民俗活动。     

土司音乐制度的基本构造与基层体系

土司音乐制度是指中央政府在西南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文化管理政策，它以本民族歌舞为基础，以原始宗教祭祀仪式程序为序列，以地域民俗习惯为视角，呈现从五代时期开始到清雍正时期结束的古代音乐衍生、发展、嬗变的丰富体系。土司音乐制度寓于土司对民众的文化控制，基本结构维系在主持祭祀仪式、举办音乐活动、职务奖惩承袭、业绩考核等职责上。从律典生成层面来讲，土司音乐制度的基本构造代表着一种民众自我意识的制约和规定，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歌舞文化与技艺的基层体系。土司与民众通过举行祭祀仪式和音乐活动等形式，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描述与传承。土司音乐制度实施后，“以文化民”“以夷制夷”及其与之关联的治理策略和象征力量，构建了音乐活动在土司社会的主要框架，也体现了不同阶段的土司音乐文化与精神品质。同时，在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中构建了自己音乐制度的基层体系。民间宗教祭祀、民族风俗习性、重大节庆活动、歌舞象征意义等，既代表了土司音乐制度的内容，又成为了土司音乐制度构成的主体。     

民间音乐传承与保护的民俗学思考——以湘西苗族民歌为例

以民俗学视角探讨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是苗族民歌传统音乐融相关学科与研究领域的音乐人类学理解范式和综合艺术模式的现代性转变。它簇生性地展示了学界对中国传统音乐更全面更透彻地解读民间音乐的深刻内涵,更深入更广泛地解析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民间音乐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生态文化保护的维护价值和社会进步的发展价值。注重回归生活文化,体现民族独特性特征,融合民族多元文化,展现人类再创造力是传统音乐“活态保护”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民间音乐的保护要特别关注传承人的音乐活动,将其置于特定时空中,并利用区域差异性特征,采取多样性策略。     

福州十番音乐的价值与意义

福州十番音乐虽为民间音乐,但其价值与意义不容忽视。其独特的乐器“狼串”与唐宋的“杖鼓”、朝鲜的“长鼓”实为同一乐器的微变,包含丰富的音乐文化信息。同时,它产生的土壤是福州近代市民文化的发展,其音乐风格、艺术形式等表现出的民俗特征,使其成为福州民俗文化一部分。而它在社区文化中担当的文化角色,则使其成为社区文化的标志物,具有重要的文化人类学价值。     

乡村电视剧与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播

当今乡村电视剧可观的收视率,不仅强化了观众对民间音乐的认同,也对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民间音乐具有地域空间与文化空间的符号特性,使得这种民间文化资源具有能为电视剧主题服务的价值。许多民间音乐经过电视作曲者的艺术处理,已走出文化自闭的表现形式,并使其具有普适性价值的意义与内涵。推出富有乡村地方色彩的民间音乐文化,不仅可以使民间音乐焕发生机与活力,随着电视剧的传播也能带动一个区域的文化与经济繁荣,这是一种传播学上的双赢。     

羌族的民间音乐

古老而奇特的羌族人的历史和文化,由于没有文字而陷于扑朔迷离。本文从羌族的历史、地域、民俗入手,结合大量具有代表性的羌族民间音乐谱例,对因地理封闭而独具特色的羌族民歌进行归纳、分类,并根据旋法、曲式结构分析羌族民间音乐的旋律、节奏进行特点、表现特征、风格等,以期引起更多人了解与研究羌族的民间音乐。     

梅山祭祀音乐初探

梅山祭祀音乐是梅山人为祭祀天地、日月、山川、祖先和鬼神而进行的仪式音乐,一般在还愿、祈福、求医及人死后的法事等仪式活动中进行。研究和探索梅山祭祀音乐的形成和发展脉络与它在梅山地区的流传状况及其表现形式和内容,具有一定的民俗音乐文化价值。     

蒙汉文化交融的社会记忆——以辽宁阜新地区的巴拉根仓故事为例

分析了辽宁阜新地区巴拉根仓故事的蒙汉文化交融的文化特质,巴拉根仓故事中体现了蒙汉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的交融,该故事是一部口述的生活文化史记录。密切关注巴拉根仓故事滋生的空间,还原故事生成的文化语境,民间口承叙事往往成为该地区相应风俗的直接注脚。在习俗化的作用下,民间口承叙事与民俗生活水乳交融地循环互动,习俗化是连接民间口承叙事与民俗生活的纽带。故事文本成为特定区域群体意识的历史积淀,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记忆。     

从"风"到风俗--论"风"的文化化历程与先秦音乐"移风易俗"政策之酝酿

从"风"到风俗的意涵演进体现为如下文化化历程商周及春秋早期,"风"被神化并呈现出自然律与文化化相结合的特色;春秋早期到中后期,"风"渐次出现牝牡相诱、风气、采集、民间音乐等义项,展现出文化化的群体品格;春秋后期至末期,官方将先王之乐的风教作用与群体文化直接相连,提出"天子省风以作乐",风俗之义最终脱离民间音乐,具有了意识形态品格.这一历程启发荀子首倡"移风易俗"命题,显示了先秦官方文化政策的形成背景.     

民俗习惯在民事诉讼中类型化研究

从诉讼角度观察,民俗习惯可分为习惯法和事实上的习惯两类,前者为一般的法的渊源,规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而后者则以客观实际存在为标准,其与经验法则相关。前者为"法官知法"和当事人举证的范畴,与法官的适用法律密切相关;后者为当事人接受,并被认同为客观状态有关,与法官的事实审查的客观化程度密切相关,如解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当事人的法律行为等。在双方当事人均无反对的情况下,应视为接受该民俗习惯的约束。在民俗习惯与民法中任意性规范冲突时,民俗习惯起到一种变更规范的作用。法官根据宪法和公序良俗的判断,对民俗习惯进行选择适用,从而对民俗习惯进行控制。民俗习惯不仅在诉讼中的事实认定方面起到作用,而且在裁判的价值判断上影响具体案件的审理。对二者错误的理解与适用,将成为导致案件可能构成再审的事由和二审改判的依据。     

民间习惯在民事调解中运用的法理分析

民间习惯作为一种内生于社会的“本土资源”,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我国学界,司法活动中民间习惯的适用也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和研究。笔者以民事调解制度为背景框架,探讨民间习惯在民事调解中的运用,并在此基础上试提出国家对于民事调解活动中运用民间习惯的规范和引导措施。本文一方面希望为民间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寻找一个更为适宜的语境,另一方面通过论证在民事调解中适当引入民间习惯的可行性,以期促进调解制度的解纷功能进一步发挥,更好地应对和解决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     

和谐司法视野下民俗习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目前民俗习惯领域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及技术程序研究则较为缺乏。民俗习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首先要确立民俗习惯的补充法源地位,明确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效力范围,对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启动、识别及确认设置相应的程序。在法官做出判决的过程中,进而对民俗习惯进行采纳适用,在判决理由中寻找合适的空间,将合乎情理的民俗习惯恰当地运用到民事审判的过程当中。     

《金枝》源起探疑

弗雷泽的《金枝》以内米湖畔的一个古老习俗展开,以世界各地的民间习俗为证,阐述了巫术与早期人类文化生活、宗教的关系。这个习俗是《金枝》赖以构建整个体系的基础,但它在祭司更替的问题上却出现了致命的漏洞,使弗雷泽据此得出的结论并不令人信服。     

试论古代史上的民俗研究

我国古民俗研究起源甚早,可追溯到西周初。而古民俗学研究之形成,应以两汉《淮南子.齐俗训》、《风俗道义》的出现为其标志。逮唐宋民俗研究风气大开,统治者视民俗研究为资政佐治之重要资源,更促进了民俗研究的发展。至于西方民俗理论传入而形成近代意义之民俗学,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无为而治”与中国古代民间纠纷解决范式

＂无为而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理念。中国古代民间纠纷解决的基本范式以民间调解为主要手段,以民间习惯为主要依据,以追求＂无讼＂为价值理想。＂无为而治＂理念对传统民间纠纷解决范式具有重大影响。在＂无为而治＂理念的引导下,国家司法权在民间实行＂无为＂,主要运用调解方式,充分重视民间习惯,化解民间纠纷,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的治理效果。社会和谐的价值考量、熟人社会的情理需要、调查取证难的客观要求等,是＂无为而治＂理念渗透民间纠纷解决范式的原因所在。     

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与运用

民俗习惯对中国的司法实践不仅具有理论上的价值,更有现实的作用,包括实用、补充、转化三种功能.从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角度,对民俗习惯与国家法互动进行分析,可以印证民俗习惯对中国司法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作用.因此,要充分重视民俗习惯在解决纠纷、和谐司法中的作用.     

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路径及其走向

民俗习惯作为人们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民间规则,具有其深厚的生存土壤。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有利于实现定分止争,促进社会和谐。司法适用的民俗习惯必须是善良风俗,其有效运作的范围主要是诉讼调解过程。应发挥司法能动性,充分运用法律方法,从制定法中为其寻找可能的空间,重视案例指导制度对民俗习惯司法适用的参考作用。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制度瓶颈,要真正发挥民俗习惯在司法中的价值,需要理论上的突破和制度上的创新。     

青海藏族风情习俗中的审美情趣

一个民族的风情习俗最能体现其民族心理和民族审美情趣,不同民族的风情习俗又往往因地域性的差异而极富民族个性。本文通过考察青海藏族的几种重要礼俗及其文化内涵,从审美的视角来揭示这些民俗事象所蕴含的特殊审美意蕴。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中音乐的运用

广东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香花》仪式为广东省梅州一带(梅县为中心,向外辐射到粤东、闽西南、赣南等)客家人广泛使用和认同,且相沿成习的、以本地和尚和斋嫲为仪式的执行者,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地在庵堂寺庙以及在主家等不同的仪式执行场所,为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士所举行各种祈福仪式以及为死者所进行的超度仪式活动等。其主要形式以写、打、唱、念、声、色、艺等方式,综合性地宣讲(唱、念)客家特有的佛教精神、儒家思想内涵,并融合道教神祇以及民间礼俗于一体的综合信仰形式。通过实际田野考察,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以《香花》仪式的声音、音乐和文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研究《香花》仪式中思想(信仰)、行为(仪式)、声音(音乐)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探讨《香花》仪式音乐在仪式中的运用问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