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悬泉简看西汉护羌校尉的两个问题

本文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对西汉护羌校尉的设置时间和其属官作了探讨,认为西汉护羌校尉有一个由临时设置到常设官职的转变过程;其属官有司马、从事等.此外,西汉时期还有护羌使者、主羌史、主羌使者、护羌都吏等其它羌吏,年代跨度从宣帝一直到西汉末.西汉王朝最晚从宣帝开始,就在西北边疆羌族地区建立了包括护羌校尉以及护羌使者、主羌史、主羌使者、护羌都吏等在内的比较完备的护羌、治羌的边疆民族管理体制.     

汉代陇右的多元民族管理建置探析

陇右地处汉王朝的边郡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汉在陇右地区实行属国、道和护羌校尉等多元民族管理建置,其具有各自不同的行政管理系统和不同的职责、权限,行政级别类似于郡县二级制.相比之下,属国的民众享有较高的自治权,道和护羌校尉的行政管理则相对直接.虽然属国都尉和护羌校尉都是秩比二千石的职官,但护羌校尉的权力实际上要大于属国都尉,而道制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趋向于县制.这种多元化的民族管理建置适应了汉代陇右民族分布格局发展变化的形势,体现了汉代边郡政策的灵活性、包容性和多样性,有利于当地民族的交融与国家认同的发展,在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两汉王朝对羌族的管理

西汉王朝在对羌族管理上创立和实行了若干行政管理制度,包括设置羌吏即护羌校尉,初置金城属国,建立郡县,以加强对羌族的管理。王莽时期西海郡的设置把汉代西部疆域和郡县制扩大到青海湖地区。东汉王朝也实行了一系列管理羌族的措施,包括复置护羌校尉和金城郡,在河湟地区广置屯田和增置西平郡,设置汉安都护等,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羌族的管理。     

东汉西羌治理的再思考——以国家统治战略制定为中心

东汉以降，西北羌地已归入东汉的统治范围。东汉对西羌的治理，直接关系到西北边疆的稳定。在国家统治战略上，东汉统治者没有认识到此时的汉羌关系已由中原农耕文化对草原游牧文化强势扩张阶段，进入到了深度融合阶段，因而未制定其长期发展规划，致使西北羌地治理战略缺失；在地方治理上，亦没有根据羌民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习俗制定相应的治理政策，更无发展当地经济、提升羌民社会地位的积极治理措施，仅采取了被动防范和利用压榨等短视政策，致使汉羌矛盾与冲突不断升级。羌地治理的失当，动摇了东汉政权的统治根基。     

东汉邯川地望辨析

邯川,分东邯和西邯。这一地名的最早出现,是在东汉永平元年(58)由于马武追击羌人滇吾至西邯而载入《后汉书》的。顾炎武认为邯川之名是为纪念东汉建武九年(33)曾任护羌校尉的牛邯而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此说有理,但未见史记书载。马武以后,护羌校尉侯霸奏置在今青海境内的黄河两岸屯田,其中就有东西邯。十六同时的前秦、南凉置有邯川戍、邯川护军。从《水经注》中还可看到在邯川曾设过邯亭。邯川或东西邯,从东汉至十六国一直延续存在了近四百年(以后以另外的地名出现),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汉简所见汉代河西羌人的生活状态

汉代羌人在河西的活动,史籍记栽较为零散。上世纪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简牍文献,为我们了解汉代河西羌人的生活状态提供了诸多信息。汉简不仅记载了羌人在敦煌和居延等地活动的情况,还反映出汉朝对羌人的有效管理。河西郡县及时处理羌人的各类纠纷,登记归义羌人名籍,重视与羌豪的联系,对于稳定羌汉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羌人在河西的生活以畜牧为主,简文记载了羌人养马与养羊的情况,同时简文还记载羌人从汉地购买谷物、铁器,反映出羌汉民间交易的存在。随着羌汉交往的加深,一些羌人从事河西边塞事务,如徒、御、邮、骑、啬夫等具体事务,体现出西汉中后期羌汉友好相处的局面。     

羌年祭祀仪式与艺术——以汶川县绵虒镇羌锋村为例

羌年作为羌族一个极其重要的传统节日,有独特的祭祀仪式。羌族正是通过羌年祭祀仪式,为世人展示其文化艺术的魅力。羌锋村是羌族文化的一个缩影,其羌年特具代表性,能够较为真实地给人们呈现出羌年的过程、祭祀仪式,以及仪式之中的艺术。尤其是羌年的最高祭祀仪式"国若",汇聚了美术、雕刻、音乐、歌舞等艺术形式。不论是羌族文化或者羌年,还是羌年祭祀仪式以及仪式中的艺术,对于增进羌族家庭的和睦之情,强化羌族内部的内聚力和民族认同感都具有重要意义。     

“羌戈大战”与“羌人”和“戈人”的关系

在我国岷江上游羌族中一直通过传唱而保存着历史传说“羌戈大战”,此传说是岷江上游羌族的重要历史记忆.通过辑录和整理不同版本的“羌戈大战”传说资料,并结合相关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包括古羌人的迁徙、羌戈各自的民族特点、羌戈间的相互交流、羌戈大战的具体情况、大战后戈人的去向等诸面相,从而大致勾划出古时羌戈关系发展变化的脉络.     

古代羌人和现代羌语支族群的关系

羌人是藏缅语族人群的先民,羌族是古代羌人中秦汉以后定居在岷江上游的一支,本文从藏缅语族羌语支内部语言的远近关系,对分布在藏彝走廊操羌、普米、嘉绒、纳木依、史兴、扎巴、贵琼、木雅、尔苏、却隅、尔龚、拉坞戎等12种语言的居民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历史渊源的初步探索。     

汉代羌人各部述论

汉代羌人分支和名称是历代最多的,本文收集了文献中可见的汉代各部分羌人名称,并对各部间的关系及其分布、出现时间、简要事迹进行了论述.以展示汉代羌人各部全貌.     

三代宗法文化向西北少数民族传播论

夏商周时期，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羌族和戎族，他们的社会分化与中原王朝通过征伐战争等措施推进其强势宗法化的传播和影响有关。在中原王朝强势化的作用下，包括羌族和戎族在内的周边地区少数民族接受华化(或汉化)已成为其社会发展的基本建势。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汉时期匈奴和羌在今兰州地区的活动述论

两汉时期匈奴和羌两个民族在今兰州地区活动频繁,羌汉、匈汉各民族势力互有消长。两汉民族政策有一定矛盾性     

遗址·羌族·博物馆——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例的分析

文章以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为例，重点分析北川地震遗址和博物馆建设运动中所展示的对羌族文化的广泛关注及表述，借此探讨了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如何通过物象的收集与陈列．重新凝聚族群认同并再造不同的历史记忆。     

灾后四川羌族地区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开发模式研究

四川羌民族地区依托丰富的原生态民俗文化和自然景观发展了独特的羌民俗文化旅游，促进了民俗文化的交流，同时带来旅游区民俗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但突如其来的5·12汶川大地震不仅给羌族文化带来沉重打击，依靠羌文化发展起来的民俗文化旅游也受到严重的影响。为了让羌族的文化基因延续下去，羌文化旅游的开发不仅不该停止，更要通过可持续的开发模式来保护和传承原生态的羌文化。     

国内外羌族宗教文化研究评述

对羌族宗教文化以近代理论体系进行专门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民国时期的开创性研究,初步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前羌族保有的宗教文化的基本概貌和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该研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突破。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这段时期,羌族宗教文化研究可说是既充满活力又硕果累累,推动着该研究朝着忠实于羌民族传统文化本质的方向发展。同时,对羌族地区特殊的宗教文化现象及其内涵、历史变迁,其与汉藏民族宗教文化之差异性与相似性的比较,尤其是对羌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羌族宗教祭司释比,还有待做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工作的进一步展开以及在实践中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大致确立了未来羌族宗教文化研究的基本方向。     

羌族民族文化价值探析

少数民族具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使少数民族的文化各具特色。羌族民族文化具有维护生态平衡、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价值,追溯民族之根、文化之源的历史价值,健康活泼、智慧美观的审美价值,讲究礼仪、率真质朴的人文价值。     

汉代青海漆器述略

文章依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青海考古出土的汉代漆器,结合青海西羌文化及其出土漆器本身的设计特色,认为汉代青海漆器属于本地生产,并有鲜明的西羌地域特色。     

羌族“释比”的传承和谱系研究

“释比”是羌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在羌族人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精神领袖的角色，是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对象。在对羌族“释比”的来历和社会角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论述了“释比”的传承过程，并首次对其谱系展开研究。     

先秦至隋朝羌氐两族兴衰罔论——兼论洛阳古代石刻中的羌氐族姓氏及民族融合

从先秦到曹魏,羌、氐等少数民族政权一直与中原政权处于相互攻伐的军事状态,曹魏时期民族关系方有较明显的改善。十六国时期,羌、氐诸族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各政权之间又展开了新的攻城掠地的争夺。隋统一后,羌、氐诸族走向了衰亡。洛阳现存石刻中的姓氏资料提供了羌、氐诸族与汉族融合及中原民族构成的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