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合理性的实践准则

理性主义的公共政策分析常使政策实践陷入误区。 8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分析从抽象化的理性追求转向实效化的合理性追求。对公共政策合理性的 3个实践准则，即目的合理性、程序方法合理性与结果合理性准则的内涵进行分析阐释。     

研究共识与差异取向:国内外政策工具研究的比较分析

政策工具研究是国内外公共政策相关领域探讨的热门话题，对其进行回顾和总结能够提升理论应用广度和准度。本文借助于多元化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对国内外政策工具研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国内外研究在知识基础、演化路径和热点议题上存在共识和差异。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政策工具是政策过程中的研究环节，在货币政策和环境政策等领域的研究中应用不同的政策量化方法使得对政策工具的认识逐渐深化。国内外研究在知识基础构成、演化变迁路径和研究内容侧重上各有不同，体现了跨文化情境下的研究差异。未来需要重视理论建构与运用、推动思维转化、加快场景转换，促进国内外政策工具比较研究，进而提升政策工具在中国情境下的研究解释力。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规避问题探解

目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这一重要环节上，仍存在诸如政策规避等许多问题。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缺陷和利益倾向、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公共政策本身的质量是导致政策规避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为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推进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健全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     

康德关于概念的重新界定

康德重新界定概念，既为解决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关于概念根源理解差异的问题，也是“认识论倒转”的必然要求。重新界定概念就是把概念规定为理性能力(广义上)的纯粹形式。由于不同的理性能力层次具有不同的运用对象和领域，概念就相应地具有不同的运用及其先验内容。知性的纯粹形式是知性范畴，理性的纯粹形式是先验理念。知性范畴作为纯粹形式为经验知识提供了必然性、普遍性的条件，理念作为纯粹形式不仅是知识体系性构建的主观性原则，更表明人是自由存在者，它为人作为自由存在者提供了理论基础。      

西方诗学中理性主义的概念及其两种基本类型

西方诗学中的理性主义的共同特征是以理性为最高的人生价值尺度，用是否具有真理和知识，是否有利于培育人的道德来衡量诗的价值。极端的理性主义认定理性是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而且只有哲学所运用的概念分析、逻辑判断的推理方法才是理性的；诗既不能给人真理，又煽动和滋养人的情感，摧毁理性，不利于国家与人生。温和的理性主义则从一种宽泛意义上理解理性、真理和知识，认为诗既蕴涵普遍性的真理，又能使人的情感得到净化；既能给人娱乐，又能给人教益。     

非理性主义的“反”理性探析

鉴于传统理性在西方哲学理念和社会实践中的疯狂和僭越 ,以现代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倡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理性运动 ,但这场运动却因非理性主义自身种种理论局限性的阻断而最终失败     

政策工具选择的渐进主义分析

渐进主义是政策过程中重要的分析工具与方法,它是建立在对理性主义方法的批判与吸收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强调政策过程的改进只是一种渐进的改进,而不是突变的发展。随着公共政策学的发展,政策工具的研究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分支,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成为政策目标能否实现,政策成效是否成功的关键要素。运用渐进主义来分析政策工具选择问题则是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需求的,在通过对渐进主义分析框架梳理的基础上,对政策工具选择问题进行探析。运用渐进主义分析能厘清政策工具选择的实际状态,以期对于现实中的政策工具选择问题寻求一种解释路径。     

深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教育政策研究

通过运用教育政策工具来推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新时期我国政府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当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出发，大力开展本土化的教育政策研究是时代之需，亦是教育研究的一个紧迫性课题。本土化教育政策研究首先源于我国教育政策大生产事实的内驱动，研究的意义进一步彰显；从深层次来看，本土化教育政策研究是政策国情环境基础所需，也是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与话语引入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局限性之反照。     

西方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研究

实证主义关于"事实和价值相分离"的研究方法使西方公共政策实践偏离了政策科学产生的逻辑起点.为弥补政策领域中实证主义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运用专业伦理的研究方法试图把公共政策领域的伦理价值研究置于一个理性的命题.实际上,西方公共政策的价值冲突表现为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与利益之间的冲突,根源于特殊利益集团和精英主义理论所形成的社会公共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矛盾,以及理论上的原则政治与现实中的利益政治相悖.尽管如此,西方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研究有其不可低估的学科意义.     

对理性主义自由观的反思

理性主义自由观已由思想家个人的见解转变为特定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支持性理论，然而它的理论缺陷和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误导作用却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怀疑。事实上，理性主义自由观存在重大危害；它既违背了自由的本义、也取消了理性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惟一环境。理性是有限的，正是理性的有限性为自由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因此，自由高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