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中国:“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的形成与影响——以“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为案例的评述

本文试图通过“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的“个案”分析 ,说明中国“旅游民族”的产生及其影响。因开发“民族旅游”而派生出来的“旅游民族”现象是多向、多因的互动过程 ,既有政府为发展、加速增长、解决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增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考虑 ,也有被“开发”的少数民族借此突出并推进自身地位及价值的历史、文化意图。“民族旅游”拓宽了中国旅游行业的“产品”范畴和客源种类 ,有利于境内外市场的未来竞争 ,“旅游民族”的出现则强化了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结构中的族群身分及其各自不同的文化分野。由于“开发”在目的上的短期功利色彩以及参与“开发”双方之主体性的不对等 ,“旅游民族”每每处于商业化的“被表达”状态 ,他们的想法和声音不同程度也受到干扰和扭曲。如何解决此类可归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与保护”的问题 ,需进一步研究     

“一本三化”让社区工作“活”起来

社会管理是一个“老课题”，但创新社会管理是一张“新试卷”。面对社会管理的新问题，合肥市经开区坚持以人为本，全力打追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全程化服务的“一本三化”社会管理新模式，进一步激发了社会活力，增加了和谐因素，提高了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我国“两型社会”建设现状评价——基于SE-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

“两型社会”建设对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以我国30个区为研究对象,运用SE—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评价各省份“两型社会”建设状况,并对“两型社会”建设过程的动态演化进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两型社会”建设尚处于较低层次;区域间“两型社会”建设状况呈现明显差异;金融危机对我国“两型社会”的建设形成了干扰。     

“老底子”＋“新思维”试水民意“直通车”

在改革处于攻坚期深水区的当下,社会治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本着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长远目标,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在多年来群防群治经验的积累沉淀下,以“枫桥经验”为借鉴,结合本地特色,     

“四位一体”：社区治理的“解放”模式

2012年5月被民政部确认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之后,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将开展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在社区构建了以“枉区党工委、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基本构架的“四位一体”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推进了“党政力量主导、治理结构合理、居民立体自治、社会资源共聚、服务网络支撑”工作格局的形成,走出了一务“解放”特色的社区治理新路。     

“家社会”与“分形人”

列维－斯特劳斯为解除“非单系社会”的亲属—社会结构研究中遭遇的严重困境指出了一个颇具魅力的新方向———“家社会”，本文简要述评列氏的这一理论以及人类学文献中其它相关的讨论。结合Ｅ·瓦伦丁·丹尼尔的人观论述，运用罗依·瓦格纳的“分形人”概念提出，“家社会”及其“基本社会组织”“家”都是“分形人”。     

“城归”群体赋能乡村振兴的三维解析

“城归”是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业人口逆向流动的概述,在城乡各种要素博弈和主体社会理性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城归”群体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生力军。从生成维度而言,“城归”群体归位既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和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又有产生推拉力的现实逻辑;从价值维度而言,这一群体的到位对于提升人才、产业、乡风和治理等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方面作用凸显;从实践维度而言,有必要通过政策设计和宣传引导、完善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强化创业就业教育和培训以建立长效引导机制,让“城归”群体“回得来”“留得下”“干得好”,真正补位乡村振兴。     

写实主义的“问题剧”与“社会剧”

现实主义话剧在“五四”时期是“问题剧”和“写实的社会剧”。“问题剧”以易卜生写实剧的眼光和形式来思考和表现中国的社会问题,1921年成立的民众戏剧社倡导“写实的社会剧”,使现实主义戏剧的艺术视野更加扩展。     

“三合一”领跑“助老行动”

作为社会治理中的一种创新,上海市崇明县东平镇在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开启“助老服务新模式”。2016年初,该项目被评为崇明县第二届十大社会治理创新项目。“东平爱心服务社”是该镇的一个社会组织,2014年,他们运用招投标的方式,中标由市福利彩票基金提供资助的“公益助老服务项目”。     

“分配不公”的社会学解读

当前在我国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 ,有使社会向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方向退化的趋势。针对“分配不公”产生的原因 ,必须从政治理念、制度重建、政策调整、文化重建等多方面入手 ,解决“分配不公”问题 ,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