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与平衡：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权利与权力的对话

在法社会学视野中,权力是一个政治法律概念,从渊源上讲,权力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权力乃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设。权利与权力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权利与权力往往出现功能背反。权力与权利由对立走向平衡和统一,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农村权力结构嬗变与农民权利实现的互动关联

农民权利的实现问题是当下农村问题解决的关键,对农村乃至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农民权利的实现困境根源在于权力结构与农民权利诉求未达成契合,权力运行与权利实现之间缺失了均衡性。因此必须合理调适农村现行权力结构,以对农民权利的认可和保障为旨归,在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联中,构筑农民权利实现的屏障。     

权力与权利的新探析

权力与权利的理论是法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许多法学家都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探讨,但仍存在很大的争议,权力起源的理论仍有待于进一步明确。权力自身并不存在正义或异化的原始属性,权力的存在是有一定的正当性基础的,它与权利的背离是永恒的。对权利与权力都应进行规范和约束。     

权力与权利的界说

权力与权利的观念自古有之，而中西方对这两个概念的种种界定始终存在分歧。权力是对他人的行为及社会关系所可能发生的影响力，具有法定性，而不必然具有强制性。权利是自由、利益、正义，是道德上的正确性。权利是权力的根据和基础。权利与权力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又相互区别。权力与权利有着共同的上位概念，却没有共同的下位概念，两者像一对“孪生兄弟”，又绝不是“孪生兄弟”。     

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及其规制——以强拆为例

当前强拆事件中的公众与政府执法人员的暴力冲突,体现了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由于政治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而权力主体在运用权力时又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以及权利主体自身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的缺乏,使得权力主体隐性逐利而侵犯到了公众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不断通过法治教育以强化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通过完善制度法规来规范权力主体的权力运用,以确保权利主体合法利益的实现。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

本文从权利的视角考察了权力的来源、性质及运作方式。认为权力本质上是权利主体的一种契约形式的让渡 ,权力只有定位服务于权利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合法权力是权利的有限让渡 ,未经让渡的权利是权力的止限。尽管权力对于社会而言不可或缺 ,但它相对于权利的工具理性地位是不可更改的。     

授予权力与授予权利：法律规范的基本功能

权力与权利需要法律规范来授予。法律规范虽然也要规定义务与责任,但法律规范的基本功能并不在此,法律规范的基本功能在于授予权力与权利。无论是授予权力还是授予权利,都存在着多种方式。法律规范之外的权利具有正当性,但难以得到法律规范的保障;法律规范之外的权力一般不具有正当性,有待于法律规范加以规制。     

法治进程中的权力与权利

法治在中国思想史和西方思想史上经历了不同的演进过程，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对法治进程中的权力和权利进行探讨可见，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利受到权力的保障，权力与权利在法治下能够实现和谐。     

论税收正义——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辨析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税收正义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将国家税收行为囿于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分化。实际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二元结构并不是税收正义的全部内容,并且二者难以为国家税收找到合理的根据。在税收正义范畴中,应当是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三者的统一,其中,公共利益是国家税收的目的,个人权利是国家税收的前提,国家权力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工具,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达到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互融,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才是税收正义的本质。     

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症结及其消解

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化是权利与权力产生的社会基础。权利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规则，权力是政治社会的主体规则。两者因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立制衡而分化互约。但长期以来，权利和权力两个概念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混淆不清，导致严重的“权利权力化”和“权力权利化”等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现象。这是我国朝市场化、民主化和文明化方向发展中的症结所在；是全面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阻力。为此，营造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化互约的格局，把权利交给社会，权力交给国家，使权利和权力两分、社会和国家两清，便是改革的首要的和最终的使命！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

新制度经济学“正式—非正式”制度分析范式为揭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提供了理论模型与工具。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关键在于通过整合作为党内正式制度形式的党内法规与党内非正式制度基础的“党德”,从而实现两套治理规范的优势互补与效能互动。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需要共同发挥党内法规与“党德”的治理效能,形成治理合力。任何单一制度治理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度失灵、治理低效与缺乏经济性等内在局限。二者结合如超越一定限度也可能会引发诸如制度间协调不畅、制度缺位和互动不足等问题挑战。鉴于此,需要在妥善把握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关系以及制度变迁的条件限度前提下,重新构思两者相结合的制度互动模式,激活其中的内生动力与治理需求,强化制度供给与保障,综合考虑制度建构与运行的成本,以求更好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协调统一、相互助益。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及历史渊源。论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法治与积极人治的统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还不能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公正、有效地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的唯一方式。通过对积极人治与消极人治的分析,认为法治应与积极人治结合使用,探讨了积极人治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     

文明可以兴邦——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德刑并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当前我国的治国方略,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的紧密结合.道德建设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社会成员,在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德治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既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又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实施"以德治国"不会影响"依法治国",也不会导向"人治".     

论实现“依法治市”的若干问题

依法治市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中间环节,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实行依法治市的经济前提;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实现依法治市的前提条件;健全的执法监督机制是实现依法治市的关键环节;自觉的遵纪守法意识是实现依法治市的社会基础。只有作好这几个方面,依法治市才会落到实处     

论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法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时期的重要奋斗目标。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基础,在法治的推动和保障下进行;和谐社会的建构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还可以极大地提高社会主义法治的质量。两者互促互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具有崭新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践。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辨证关系

法律和道德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最主要的手段,法律是外在强制性的约束机制,道德是内在自律性的约束机制,二者相辅相成.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必须法治与德治双管齐下.注意防止和纠正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辨证关系的误解和曲解.     

陈云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

陈云是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执政任务、执政能力、执政党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陈云的探索,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龙树的治国思想

龙树一生著述丰硕,其中《宝行王正论》是他为一位国王写的教诫。本文将尝试以此佛学著述为依据,阐释龙树治国、亲民、爱民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龙树的治国理念是以德治为核心,并带有佛学色彩,这无疑对现今治国理论和实践有借鉴价值。     

关于依法治国几个问题的思考

法治和民主总是联为一体的,就如专制与人治不可分割一样。我们实行依法治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更好地实现“民治”。依法治国,即是变人治为法治,必须重在管权、重在治官。实行依法治国,关键在于执政党建设。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的执政方式要适时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过程,即是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