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作为概念的“官修”与“私撰”

对"官修史著"与"私撰史著"两项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设定,是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的一项基本问题。笔者以前贤之说为基础,提出"官修史著"是指官府以一定方式编纂的历史或史学著作。其外延为一切因受到官方命令而编纂的史书。"私撰史著"是指并非基于官方的命令或委托而编纂之史著;其外延为官修史著以外的一切史著。史著修纂主体是否为官方,是区别两者的唯一标准。     

郭沫若的文史关系理论及其史学实践与特色

郭沫若致力于将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对文史关系理论作了新发展。他对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在任务和宗旨、思维形式、手段方法和认识功能等方面的异同作了系统阐述,指出史学与文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文学有独到深刻的历史认识和反映能力,因此历史研究应当重视运用文学史料。在史学实践上,他注重"引文入史",在历史认识上运用文艺性思维,在研究中使用文学性史料,在表述上使用文学化语言,并取得突出成就。他的文史关系理论及其史学实践有鲜明特色,为中国现代文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夫之的易学与史论

王夫之把易学与史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说历史的兴亡之理 ,论几千年的兴亡得失荣辱消长之故 ,显示其深邃的史学哲理性 ,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王夫之以易学的通变的观点 ,从历史大势出发 ,总结历史 ;强调历史经验教训是和一定条件相联系。王夫之的易学成就造就出他的史学的特色。王夫之重义理而不废象数 ;以史证易、以易理释史 ,又以史的眼光评析易学流变 ,从而为他的易学提供了历史的说明。只有把王夫之易学与史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 ,才能对船山学术有全面的认识     

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

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与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文之将史,其流一焉——《文心雕龙》何以影响《史通》

《文心雕龙》是文论,《史通》是史学,何以一部文论作品会对一部史学著作产生深刻影响?其具体影响又是什么呢?刘知幾在认真分析《文心雕龙》何以产生的基础上,第一次大量引用《文心雕龙》、并明确标注刘勰之名及其著作.实际上,并非《文心雕龙·史传》篇,而是刘勰对"文"的基本观念,使得刘知幾找到了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可以一显身手的天地.《文心雕龙》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的理念,被刘知幾贯彻到史学观念之中,其"远矣大矣"的"文"正相当于"史";刘勰对晋宋以来"文体解散"的批判则成了刘知幾的理论武器,被他巧妙地运用到了史学理论的建树上,形成"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的观念.刘知幾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学生,他大量采择刘勰的文词,运用刘勰的思想理论,却完成了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史学著作.《文心雕龙》的文章观念笼罩《史通》,却并未将其淹没,而是最终成就了文史双美的佳话,这正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中国历史哲学研究之我见

历史哲学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中国历史哲学研究更是处在襁褓之中。因此,加强中国历史哲学研究便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下而试就中国历史哲学研究问题,谈一点个人浅见。第一,中国历史哲学研究首先应以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研究为主线。中华民族具有二千余年的优秀史学传统,不但造就出象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司马光这样的举世闻名的历史学家,而且造就出象刘知儿、郑樵、王夫之、章学诚这样的世界一流的历史理论家。他们不但对历史编纂学,而且对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史学价值论等都做…     

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

讨论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应该包括历史观念史.困难在于,从史学史的角度,陈述历史观念史,与一般的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的分工,如何体现?本文注意到,中国传统史学,常由传统医学那里借用某种经验型的权威理念,例如司马迁征引春秋晚期已流传的"上医医国,其次疾人"观念,直到清末还不断被以史论作政论的作者援用.司马迁意在批判汉武帝君臣滥用权力与民争利而导致"国病"不治的经济政策.然而它的历史效应,在易代之后的盐铁会议上便已凸显.因此本文通过司马迁将扁鹊传奇和仓公医案相结合的专门史的文本考察,尝试探讨作为史学史题中应有之义的历史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或为愚者一得.     

清末民初的中国近代史演义初探

以近代历史为素材的演义成为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编纂的重要内容,打破了自宋元以来历史演义只演述古代历史的沉闷局面。作品倡导救亡图存的写作旨趣,揭橥革命大纛,为史学领域带来了一股清新之象,构成了这一时期演义体史学的一个鲜明特点。     

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

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     

《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补正

1983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是建国以来国内史学工作者编纂的一部中国史学史辞典。该书包括史学一般、史官、史家、史籍诸方面,共收词目3630条。它汇集了我国史学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文史工作者查检提供了方便。但书中对有些史家籍贯、生卒年月的标注,以及对有些史籍的介绍,尚有疏误之处。兹依该书页序,举其21则,予以补正。     

学思札记九则

“札记体”是我国传统的优秀学术文体之一,应继承发扬;《申报》是迄今为止中国寿命最长的报纸,也是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汉语,特别是其词汇的渊薮,词汇学研究家应充分挖掘、利用;中国语言学界应重视“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汉语通语史”、“汉语方言史”这“三史”的开拓、建设,三史如果修成,则标志着中国语言学跃进到一个更高的层面,等等.     

历史分期法：历史哲学与马克思

历史分期是历史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以前的历史哲学提出的诸多历史分期理论，都是按照思想的或政治的标准来划分历史过程的，并且往往先提出一个抽象的分期模式，然后再应用于具体历史。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坚持了经济的标准。他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成熟的历史分期法是相互补充的，辩证地说明了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与现实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对立、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和门阀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形势对这个时期历史观念、历史撰述形式都有很大影响,现实政治斗争在历史撰述中往往有直接反映。首先,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这是政权对立与正闰之争在历史撰述中的表现,是正闰问题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史撰述中以一系相承或一脉相传为特征的正闰问题,虽然仅是史家历史撰述时的一种笔下安排,但在这个时期已经超出历史撰述方法的学术范畴而成为一种政治方法,在当时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次,崔浩的"国书案"是北魏前期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当时政治斗争在史学上的反映,是借史学问题而进行的政治斗争。重姓族、崇门阀是崔浩的基本思想,也是崔浩罹祸的根源所在,崔浩的贵族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者发生矛盾是《国书》案的导火线,国史只不过是这些矛盾的一种激烈的表现形式而已。再次,《魏书》在当时招来众口哗然,号为"秽史",这是门阀意识在历史撰述中的突出反映。围绕《魏书》的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不说是北朝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一个缩影。     

西方医学社会史发展述论

医学社会史首先是在医学史内部孕育并诞生的,是医学史研究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其研究者也大多为医学史家而非专业的历史学家。而随着新史学的发展,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将疾病、医疗作为切入点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医学史和历史学之间融合的不断加强,使得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和学科领域逐步完善起来。医学社会史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至今方兴未艾。     

一种值得重视的教育史研究范式——以《外国中小学教育问题史》《外国大学教育问题史》为例

本文主要以<外国中小学教育问题史>和<外国大学教育问题史>为例,论述教育问题史是教育史研究中一种值得重视的研究范式,具体阐释了教育问题史与传统教育史的差异、教育问题史研究中的问题确定以及应关注的重点.随着教育问题史研究范式的应用,我国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将会得到进一步推动.     

由“子之末”到“史之余”——论中国传统文言小说文类观的生成过程

从《汉志》“子之末”到《新唐志》“史之余”的小说文类观，实质上是一个发展线索清晰的旧词新用过程。随着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史部的发展分流和史学理论的发展成熟，一部分史学价值低下的野史杂传类作品在正统史学价值原则观照下逐渐为史部所不容，从而为“小说”一词的旧词新用提供了契机，并直接形成了“史之余”小说观的具体指称对象。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属于当代史的范畴,学术界分别使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当代中国研究、中国现代史等概念.笔者认为,称为中国当代史比较恰当.当代历史是不断延伸的,为了避免当代史研究的时政性缺陷,可以考虑以2001年入世以前为相对稳定的学术范围.综合各种意见,当代史分为1949～1956年、1956～1966年、1966～1976年、1976～1989年、1989～2001年5个阶段是合理的.当代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应该注意用现代化的标准看待当代历史进程,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决议的关系,正确处理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正确对待外来学术成果.应该坚持以真实为原则,以事实为基础,以材料为根据的根本学术方法.     

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文学性

这篇学术对话主要涉及3个方面的问题:1.深入讨论了中国文学史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2.结合西方世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书写情况(如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维克托.梅尔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和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介绍了西方世界的最新成果和研究信息;3.关于西方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的治学心态、学术观念与内在感受。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与历史发展

唯物史观研究往往绕过历史这一基本概念,或许因为缺乏对人与历史关系的进一步思考而对其诉诸以"人类实践活动史"或"研究对象史"与"研究方法史"的统一的阐释,这种研究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唯物史观研究的发展。本文认为,研究唯物史观历史概念,一是要从历史观嬗变的角度弄清近代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概念及其对唯物史观所产生的影响,二是要深入到马克思哲学思维中探讨唯物史观历史概念的理论根基及其深层意蕴,惟其如此,才能揭示唯物史观历史概念的本真意蕴。通过对上述两个方面的考察,本文提出唯物史观中的历史概念指征的是人类通过社会实践而不断消除人的自由本质异化的发展过程。     

白寿彝通史编纂实践及其理论体系初探

白寿彝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学者,带领国内众多著名史学家,经历20个年头,编写成体裁新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把自己的学术事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通史编纂理论体系的内容由历史观、国史分期、民族观、中国的疆域、历史文献、历史文学、编纂体例、体裁、中国史与世界史等构成。研究大通史的编纂理论体系对深刻领会白寿彝的学术思想、认识白寿彝的学术贡献都是非常必要的。白寿彝有关中国通史的编纂理论奠定了新世纪通史编纂与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