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风险及其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日益严重,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也随之高度重视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双赢的合作机制,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能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文章从国际环境和制度本身两个角度分析其存在的风险并提出应对之策。     

从履约角度谈《京都议定书》的争议解决机制

为了探究国际能源消耗纠纷的解决机制,比较了<京都议定书>争议解决机制的几种和平解决方法,考察了<京都议定书>的履约情况,认为<京都议定书>表面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协议.实质上是各国对能源消耗控制的协议,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和平解决方法对解决在能源消耗中各国之间的纠纷,促进世界稳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期国内外大事

▲《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2005年2月16日,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也许在与全球气候变暖的斗争中,它的作用比较有限,但它的确标志着一段不确定时代的结束,也昭示了国际社会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法可依     

论中国金融机构在碳交易中的作用

碳交易及碳交易市场是在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遭遇严重破坏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概念.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均做了相应的规定.在碳交易及碳交易市场日益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各类金融机构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例如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碳交易所,还有基金公司、商业银行等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了碳交易活动.不仅如此,一些金融机构还是市场价格的发现者.从全球碳交易现状出发,研究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碳交易排放体系构建方面的经验,结合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具体案例论述中国金融机构在碳交易当中的作用.     

贸易措施在减排温室气体度安排中的作用

贸易措施是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措施的重要部分,它也将是2012年后的后《京都议定书》安排中所必然采取的措施之一。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减排温室气体的模式中,限制和贸易(cap-and-trade)是能够比较灵活地包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而且对全球减排量予以稳定控制的模式;碳税作为另一种更加节省成本的经济措施,将在一些区域或者国家之间得到实施。限制和贸易模式的实施机制,如清洁发展机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改革和完善。能够实施广泛参与的多边机制应该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共同的努力目标。     

浅析我国碳税制度的构建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世界各国纷纷出台相关制度,其中碳税的征收被国际社会公认是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有效手段。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中国一直积极推动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任重道远,我国可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碳税制度的构建。     

浅议中国在后京都时代的气候政策走向

人类不恰当的经济活动是导致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异常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双重任务。在现有的生产模式下,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即便采取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由于存在技术锁定效应,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将进一步增加。按照《巴厘路线图》安排,2009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应该形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协议,但是大会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中国是世界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大国,减排的压力很大。如何通过内外政策争取更多发展空间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欧盟排放交易机制实施的成效与启示

为帮助欧盟成员国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欧盟设计了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这一机制从2005年运行到现在,尽管有些不足和缺陷,但各项数据和资料表明欧盟排放交易机制在推进碳减排,提高企业能效,促进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行机制项目的发展,繁荣全球碳市场,带动低碳技术和低碳金融产业在全球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欧盟排放交易机制也为各国探索建立排放交易机制提供了启示.     

用最实际的行动来爱护地球吧！《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达成协议,2005年2月16日开始正式生效。其一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     

从国家利益对比看美国为什么拒绝《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是1997年在日本京都达成的通过全球统一减排温室气体从而达到对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协议,是人类生态环境文明发展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一向以作为全球事务"第一责任"大国自居的美国却对这一协议拒绝签约。原因有几点:一是全球环境保护技术的推广,有利于环保技术发达的欧洲,对向来不注重环保技术研究的美国来说,在占领技术市场上没有任何优势。二是对美国国内的能源领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能源工业是美国的一个支柱性产业。三是对美国国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性的奢侈消费是一个强制改变。四是正值美国经济处于下滑期,失业率攀升,承担不起来自重要的能源领域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京都议定书》对于美国来说,一边是竞争对手在议定书中的利益获得增长,另一边却是自身利益的流失、国际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因此,从国家利益比对的角度,美国选择了退出《京都议定书》。     

碳排放权：一种新的发展权

近年来,国际社会逐渐把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权来看待,其法理依据主要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正义原则等。后京都时代碳排放权的分配应考虑发展需要、人口数量、历史责任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等因素。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在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前提下,应逐步实现从"差别原则"到"共同责任"的转变,在加强与发展中的大国协调的同时,适当支持小岛国联盟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要求,并重视碳排放权分配中的发展权问题。     

清洁发展机制:利用外资的新模式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的一种灵活机制。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实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降低控制排放的成本,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环境保护受到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清洁发展机制将是我国利用外资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模式。较低的能源效率使我国蕴含利用清洁发展机制的巨大潜力。政府、研究机构和产业界均应做好利用清洁发展机制的准备。     

气候博弈中的中美国际形象

从1991年各国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纷争．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曲折生效历程,都注定了2009年末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仍旧是一场以全球气候为焦点的各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的博弈。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从这场博弈一开始就处于全球的聚光灯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19年的纷争、沉淀之路让中美的国家形象逐渐趋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前景探析

《京都议定书》第4次缔约方会议计划在2009年底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就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的全球协议计划,但是能否顺利地达成新协议的预测则比较困难,后“京都”时代的前景依然模糊原因在于：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显然没有给涉及到众多国家利益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谈判留出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现实中很多阻碍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如各方利益分歧难以协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不到彻底的落实、《京都议定书》内容的缺陷、理论上的争论不休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此,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进程。     

京都议定书提供的“选择性激励”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全球变暖趋势是整个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重要环境问题。由于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过程中需要支付巨额经济成本,且全球大气资源具有典型的国际公共物品特征,因此为了克服各国“搭便车”的倾向,国际社会需要制定新制度以促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保障国际公共利益。文章从国家行为体理性、自利的角度出发,借用了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理论框架,以2005年2月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作为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提出为解决全球公共问题而设计的国际制度,吸引行为体加入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有选择地为不同类型的成员提供单独的激励因素,而不仅仅是国际公共福利本身。     

以EMME／2为平台估测温室气体的研究成果

京都协议已确认并应用战略战术措施来减少温室气的排放，因此，城市交通系统规划人员不得不寻求一种革新的方法来满足京都协议的要求。本文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环境可持续的城市交通的概念，油耗，温室气体排放和京都协议的要求；第二部分描述了温室气体排放估测所需的方法，并指出了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第三部分阐述了如何应用ＥＭＭＥ／２作为平台来估测室气体的排放；最后第四部分作了总结。     

决策模式与日本环境外交——以日本批准《京都议定书》为例

在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日本国内针对是否批准议定书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只有美国批准议定书,日本才能批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日本应该在全球环境事务中展示出领导者的姿态,即使美国退出,日本也要批准议定书。本文从政策决策的视角来解释日本批准《京都议定书》的立场。文章认为,日本除了受其环境外交的政治目标驱使之外,非政府组织的推动、欧盟的压力以及国内产业界的让步都是促使日本选择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原因。尽管日本批准了议定书,但由于认定议定书对日本不公平,因此日本试图在"后京都时代"脱离《京都议定书》框架。     

泛温室气体成因及对策分析

温室气体成因认知正在经历着由单一的高度经济活动成因向"泛温室气体成因"的转化,与此同时,《京都议定书》的二元机制也有向单一的减排机制转化的趋势。这两个趋势并行发展,对气候变化问题认知和对策路径提出了挑战。成因的多元化要求应对机制的多元化。实现的路径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导,在重视减排的同时,加强增汇机制的作用,并且应增加水循环改善这一新的机制要素,形成减排—增汇—治水的三元应对机制。减排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等碳汇潜力巨大、水循环影响力巨大的国家,则要通过生态保护建设增加碳汇,并加强水利建设改善水循环,加强和培育自然力碳循环和水循环对温室效应的修复功能。     

论碳捕获与封存及其国际法律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和《议定书》）中有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CCS）的初步思路,但没有明确规定CCS是否可视为缔约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CCS技术对传统国际法的多个领域造成了冲击,提出了新的问题。应当对《框架公约》和《议定书》的部分条款作宽泛解释或加以修改,同时在各国协商的基础之上,将碳捕获与封存的有关法律问题纳入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立法之中。     

为什么欧洲要主导全球变暖问题

1997年7月，此时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会议还有5个月的时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反对签署任何在京都会议上达成的未包含限制发展中国家排放温室气体的协议。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决议居然是以95：0的压倒性优势通过的，这在参议院的其他议案上是很少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