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揆诸学制———“实事求是”再溯源

湖湘文化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传统文化源头。青年毛泽东求学工作于湖南,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特别是受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经世致用治学精神和湖南第一师范“实事求是”的人才培养要旨影响。毛泽东在革命的求索中把“实事求是”发展化用为党的思想路线。     

刘蓉学术思想述评

刘蓉是湘军集团的元老之一,以才学抱负素著声名。他治学以程朱为归,力排汉学之穿凿,亦不取陆王之禅悟。由于尊奉程朱理学,他进而崇尚礼学,倡导礼治。其学术思想宏扬了湖湘学风,促进了咸同年间程朱理学的复兴,也对晚清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俞樾"务求通博"治经思想探析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主持杭州诂经精舍达30余年.他对晚清文化界乃至日本、韩国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务求通博"是俞樾治经治学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他遍注群经、诸子,在学术思想上兼取了汉学、宋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乃至诸子、释道的合理成分.他强调治学应在通博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得之见".俞樾把传统学术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认为诸子百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儒家之"道"即传统的道德思想.     

试论林伯桐的汉宋兼采思想

林伯桐是晚清岭南地区知名学者之一,但是历来学术界对其研究不多。其思想介于汉学与宋学之间,治学主张实事求是、提倡"道一"观,对于汉学和宋学的分歧提出了平议汉宋的思想主张,在考据、义理、文辞、学问诸多问题上都给出了贴近其时代的客观评价,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基本概况,对于其同乡后学陈澧发扬汉宋兼采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因此林伯桐是岭南汉宋兼采思想承先启后式的重要学者,学界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论陈澧的学术经世思想与实践

陈澧由于受阮元及其所创设的学海堂学风的影响,为学尊尚汉学,并在文字音训考据等领域作出了突出的研究成就。但是,由于受到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等内忧外患的冲击,陈澧中年以后的治学旨趣发生转向,他一面批评汉学末流空疏无用,一面表示应该兼采宋学之长,并将学风看作扭转世风的根本之策。不过,他虽然关注时局、主张禁止鸦片、重视科技实学和工商业,但其言论与著述无非是为了发挥传统儒学中“道术”对“治术”的佐助作用,即以学术来调节社会现实危机和世道人心,而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晚清时期所遭遇的社会总体性危机。     

论王先谦《骈文类纂》的科举教育探索

《骈文类纂》在晚清科举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选本刊刻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制艺之时。王先谦选编《骈文类纂》反思以“古文为时文”给士人带来的思想僵化,提倡以科举策论代替八股制艺。《骈文类纂》指导士人通过广泛涉猎经、史、诸子以开阔视野,提高科举策论水平。王先谦突出选本教育的功能,把守身持正、勤俭养德的思想渗透骈文,倡导士人读书的非功利性。王先谦从自身经验出发,通过科举教育探索,在书院体制下进行选本思想渗透,解决了传统教育与科举制度捆绑问题,从而实现了教育的真正目的。在晚清科举制存废问题上下举棋不定的情况下,王先谦的教育探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论湘军与晚清湖湘文化

湘军是晚清社会重大的历史现象,对湖南历年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构成湖南近代史辉煌的一面。湘军与湖湘文化是相互联系和密不可分的。湘军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产物;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传统的弘扬与光大,堪称湖湘文化重要发展阶段;湘军深远的影响又成为弘扬湖湘文化的动力,构成湖湘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     

尊经书院对晚清巴蜀地区文化教育的影响

晚清巴蜀地区地理封闭,传统蜀学凋零,同时新学不昌,薛焕等人请建新书院。光绪元年,尊经书院招生开学。从成立到改制,尊经书院只存在二十七年,而在此期间,它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风,成为蜀中文化教育的楷模。传统蜀学不仅得到继承,更与湘学交汇,有新的发展。同时,在晚清内忧外患之际,新学传入蜀地,尊经学子们以尊经书院为基地将新学广泛传播,推动社会风气的转变,而后尊经书院改制成学堂,也促进巴蜀地区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

晚清学者桂文灿编撰的《经学博采录》,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史著作,长期以来,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由"其人与其书"、"荟萃与实录"、"汉学与宋学"三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该书作为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收录了乾、嘉、道、咸四朝的汉学传习活动,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内容更为详实丰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该书既是晚清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桂氏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     

黄式三对于王阳明学术思想的认识

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子,浙江定海紫微人,晚清知名学者.其认为王阳明本人的学术思想卓然可立,但因为思想形式过于简略,思想态度过于自信,以至天资不足的后学流于空谈狂妄.因而不认同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斥责阳明后学的思想弊不胜言.黄式三为清代实学一脉的代表人物之一,由此可知该学派对王阳明思想的认识为阳明后学的流弊所蔽,未能认识到"敬"、"诚"是先秦儒家"礼"和"仁"的精神内核,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又是对"敬"、"诚"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

四库馆的开启（1773）为姚鼐与汉学派之间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契机。如何对待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宋学,是姚鼐与戴震等汉学家分歧的焦点所在。汉学诸家尊汉抑宋、弃宋,甚至反宋、意欲代宋,姚鼐则始终将宋学凌驾于汉学之上。在四库馆内,汉学派占绝对优势,并深得庙堂之助;傲岸的姚鼐不顾力小而孤,奋起抗争。由于那时学、政两界边线不明,姚鼐逆流而动,不仪被挤向学坛边缘,在仕途上也再无发展余地。因此,他最终被迫选择了退居林下之路。姚鼐裹进汉宋之争及其告退,是其学术生涯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此后清代的古文史和学术史影响至巨.     

论阮元经世致用思想的学术特色

阮元生当乾嘉汉学风靡之时,深受汉学皖派训诂以明义理之学风的影响,为学扬汉抑宋,注重“实事求是”,但他没有仅仅满足于做书斋式学问,而是主张学以致用。他不仅通过训诂方法将儒学若干核心概念如“格物”、“一贯”等解为“实事”、“实行”,阐明“圣贤之道,无非实践”,而且将学术有机地运用到实际政务之中,使其经世致用思想具有显著的学术特色。     

魏了翁《周礼折衷》经学特点探析

《周礼》是宋人争议颇多的一部经典。本文主要分析宋末大儒魏了翁《周礼折衷》的经学特点:魏了翁对《周礼》抱持尊重的态度,认为此书本完整,传世本的残缺是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而《周礼》见疑于后世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儒解经的分歧与失误;对代表汉唐《周礼》学权威的郑玄《周礼注》,魏了翁既肯定其学术价值,又进行了有的放矢地批驳;对于宋代《周礼》学代表作王安石的《周官新义》,魏了翁一方面肯定其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则批评王安石阿附郑《注》,未能领会《周礼》所蕴先王政治精髓,导致变法误国。这些特点展示了魏了翁的《周礼》学观点。       

黄宗羲戏曲观探微——兼论其学术观对戏曲观之影响

黄宗羲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也有一定的贡献。黄宗羲前期对戏曲持肯定态度,其戏曲观的核心是重本色当行、重情、重俗重真,是晚明戏曲观的延续;晚年则极力排斥戏曲。黄宗羲戏曲观前后的转变,与其前后期学术思想的转变有关。其学术思想的转变是由早年的明学转向后期的清学,其戏曲观的转变也与此相对应,由明人戏曲观向清人戏曲观转变。     

秦汉时期太湖与东南地区学术发展趋向研究

秦汉时期的太湖与东南学术整体上属于边缘性的学术 ,但却富有特色。东南学者传承《楚辞》 ,并开创汉大赋传统 ,形成汉代的辞赋之学。东南地区的楚化是汉代 ,尤其是西汉的主流。在儒学神学化的大背景下 ,东南的学者并未随波逐流 ,王充著《论衡》予以尖锐批判 ,表现出理性主义精神。在史学流域 ,班马大师均出西北 ,东南的学者这次奋起捍卫地方文化精神 ,《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地方史书的完成 ,标志着东南吴越文化传统的回归。同时 ,它也是东南文化与正统文化相协调的产物     

论晚清学术与湖南学术思想之流变

嘉道之际,晚清中国遭逢重大转变,湖南亦然。处于这一转变之机的晚清学术,其自身的嬗变与社会转型都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于是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等新的学术思潮。而湖湘士子尊奉程朱理学,包容众家之长,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对湖湘学术传统的变迁则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日本汉诗西传举隅——以《杨文公谈苑》为例

日本汉诗的西传,虽在学界几乎无人染指,但却是体现中日文化互动的一个重要课题。宋代杨亿《杨文公谈苑》中所收日僧寂照诗一首,可谓日本汉诗西文公谈苑》的这首汉诗实现了对故乡的回流。日本汉诗的西传,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认知意义,自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明儒赵贞吉之行履实录及著作

赵贞吉不仅是明代一位以诗文名世的文学家,亦是一位思想敏锐的政治家和理学家。就其学术思想而言,早年沾溉阳明学说颇深,其思想倾向应属王门心学系统无疑。时下研究赵氏之专著不多,其代表作《赵文肃公文集》屡经翻刻而得流传至今,嘉惠士林。本文拟就赵贞吉之宦履行历及著述作一探述,以见其在明代学术思想界及政治领域中之显赫地位。     

唐叔虞封地考辨

西周初年晋国始祖唐叔虞始封地本是很明确的,即在今山西太原地区。这一点,从汉代开始已有定论,一直到明代,均无异说。其间虽汉司马迁、唐李泰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可供"想象"的探讨空间,但总的来说,尚无过大歧异,从清代顾炎武方开了后人疑古之风。但顾说纯为一种假设推想,证据未足,后人沿袭顾说也未能有新的证据证明。班固以来唐叔虞封地晋阳说未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