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调查分析——以上海市普陀区和苏州市为例

以上海市普陀区和苏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spss、excel图形数据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特征、不同居留意愿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打算和困难以及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打算永久居住在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居留时间以及留在城市的准备和困难等方面与非永久居留和尚未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有显著的差异；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较大影响。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分析——以大连市为例

居留意愿是流动人口迁移过程中决定其居留决策的一项重要因素.文章以大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分层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整体程度偏低;社会融合的三个维度即经济融合、社会参与和心理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月收入水平、自购房、参加政府或社区便民活动、身份差异感受和歧视感受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个体特征中的随行家庭结构和已居留时间也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7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LASSO筛选出影响居留意愿的因素,并利用次序logit模型研究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规模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流动人口倾向于在人口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居留,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城市来看,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居留意愿存在差异.通过个体异质性分析,城市规模对高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已婚人士、年轻一代的流动人口、女性以及非农户籍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更大.因此,应因地制宜,针对不同规模城市制定吸引人口居留的政策.     

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14—2018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较前几年有所减弱,仅有36.6%的流动人口愿意在流入地长期居留;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住房支出、收入、就业身份和流入地区域是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平均每月住房支出越多、平均月收入越高、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长期居留在流入地。依据分析结果提出完善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建议,即发展区域经济,提高对受教育程度高的流动人口的关注度,加快流动人口管理的规范化、信息化建设等。     

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研究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了人口特征变量后,从居留能力和社会融合两个层面出发,对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超过七成的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具有在大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居留能力方面,拥有较多社会资本和较高收入会对长期居留意愿起到促进作用,居于生产性服务业比处于消费者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强,就业身份高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强;社会融合方面,心理认同感强的乡城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长期居留意愿。     

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及地区差异分析

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及地区差异进行探究。研究发现: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为61. 4%,较前两年略有提高。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不同地区间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户籍性质、婚姻家庭状况是影响各类地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共因,其中,已婚、非农业户口、家庭化迁移程度高的人群长期居留意愿较高。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措施,提高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从而推动我国城镇化的发展。     

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差异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本文以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数据为基础,对新生代和老生代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居留大城市的意愿较高,其中老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高于新生代,新生代流动人口内部出现分化,“80后”居留意愿较高,“90后”举棋不定者较多.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性别、教育、职业、就业身份、收入等因素造成新生代和老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差异.对新、老两代流动人口而言,家庭成员的陪伴和社会的接纳是决定他们是否在大城市“安居”的关键.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逆库兹涅茨化"——基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角度分析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流动人口离城返乡的"逆库兹涅茨化"现象越来越明显了.利用CMDS 2015数据,研究产业结构对中国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在加入个体特征与城市特征控制变量后,计量结果表明: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且随着教育水平和从事行业的不同出现分化特征.首先,产业结构对高学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大.其次,从产业内部看,产业结构显著降低了第一产业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显著提升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及其细分行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而对生活性与社会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发现,产业结构通过提高流动人口家庭收入、降低失业率及提高城市绿化率来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流动境况、城市等级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西北地区的实证研究

城市成为各民族融入现代化进程的地域空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是实现共居共建共享的城市民族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利用2014—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西北五省区混合截面数据,考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特征,分析流动者流动境况与流入城市等级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并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西北地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为强烈,就业属性、收入支出水平、流动时间、流动原因与流入地城市规模等因素均显著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正规就业与收入较高的少数民族流动者更倾向于长期居留于本地,近距离流动、流动时间长与家庭动因流出的流动者居留意愿较高。随着城市等级上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先下降后上升,流入地级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最低。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人口社会布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利用国家卫健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个人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与制度因素四个方面对东部地区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决定其居留的作用机制进行详细探讨,发现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水平、外出工作年限等因素显著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落户,并由此得出三点结论:一是经济因素是影响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居留的显著要素;二是受教育程度逐渐成为流动人口能否在东部地区居留落户的关键因素;三是社会保险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于养老保险来说,流动人口更加注重医疗保险的获取。     

大城市“80后”群体生育意愿现状及差异分析——以上海静安区为例

利用上海市静安区"80后"青年生育意愿调查资料,描述了大城市"80后"群体的生育意愿现状,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生育的目的、时间、数量、性别偏好四个维度分析了该群体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大城市"80后"青年群体之间在生育目的和生育时间方面并没有表现出统计学显著性差异,而在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偏好方面则存在显著性差异,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是导致其生育意愿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地区差异下考虑零售商公平偏好的供应链定价策略研究

针对由单个制造商和两个不同区域市场的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分别就制造商对两个不同区域市场的零售商实行统一定价和差别定价两种定价策略下构建了纳入零售商公平偏好行为的两级供应链Stackelberg博弈模型,给出了不同情况下供应链均衡策略,分析了零售商公平偏好行为对不同情况下供应链均衡策略、参与者的利润以及供应链系统运作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零售商公平偏好行为对制造商的批发价格和利润具有负向影响、对零售商的利润具有正向影响,而对零售商的零售价格和供应链运作效率没有影响。     

城市化与人口的自然控制

城乡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不同的生产方式、社会管理水平等会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偏好,导致不同的生育控制结果。中国的人口控制已经陷入一个怪圈,即越是拒斥人口的城市转移,就越使农村人口过快增长,使城市化所具有的人口自然控制功能无法实现。因此,政府应当通过发挥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平衡不同规模城市的财政投入,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口的自然控制。     

民族地区税收优惠政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绩效分析

本文以西部大开发以来税收优惠政策改革为例,兼顾民族地区地方特色,构建了民族地区税收优惠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评估了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绩效。认为,民族地区税收优惠政策产生了马太效应,出口退税政策难以扩大民族地区的开放度,涉外税收优惠并没有帮助民族地区有效地抵御国际风险,旅游业税收优惠的效果短期内并未显现,虽然基础设施得到有效地改善,但区域生态环境优化的绩效不明显,民族地区生态状况不容乐观。     

基于演化博弈的证券交易者策略选择研究

在分析我国证券市场实际发展状况和回顾目前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博弈学习与演进的理论思想,构建了证券市场交易者动态演化模型,并在不同标准下分析了证券交易者交易行为的动态演化过程。结果表明：在整个证券市场交易者学习与博弈演化过程中,博弈双方的效用函数、交易群体的财富水平、证券市场的风格、系统种群的初始状态、理性交易成本、证券市场固有的系统风险等因素,影响着其路径的演化方式及演化方向。同时,各个因素变量的变化也会影响着系统种群演化的路径选择和最终的均衡状态。     

基于商品属性的消费者个性化偏好模型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线商品推荐成为商家重要的营销方式,而研究}肖费者个性化偏好是实施商品推荐的重要基础。以餐饮类团购商品为例,提取7大类、32项商品属性,采用基于BP神经网络的数据挖掘方法建立了基于商品属性的消费者个性化偏好模型。通过问卷调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该模型预测个体消费者对商品偏好的准确性,同时发现影响消费群体偏好的最重要因素是价格和到达所需时间。最后,针对个性化商品推荐为商家提供了营销启示。     

外来人口社会融合中文化与制度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外来人口流入易融入难。论文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将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因素划分为经济、社会公共服务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浙江省是工业大省,外来人口在经济因素方面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不大;而社会公共服务制度方面却对社会融合影响较大,应该为他们提供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解决制度方面的障碍;文化方面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最大。     

大学生宗教信仰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六所高校的实证调查

文章基于山东省六所高校的调查数据,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利用统计软件对大学生宗教信仰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民族、家庭成员信仰状态、周围人群信仰状况以及所在省份四项因素,对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有重要影响,其中家庭成员信仰状态和所在地区的影响最大。     

结构制约与行为从众——农村生育“场域”中男孩偏好的个案分析

在黔西北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汉族村庄中，父权社会制度彰显为男性的土地和房屋继承权，女性财产继承缺位，关于这些缺位的社会记忆一次又一次强化人们生育行为中的男孩偏好。经济、心理、文化的各种因素在农村的生育场域中盘根错节，水乳交融。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必须改变政府偏好

近十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其应有的地位相比,其发展仍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与政府在宏观领域的工业化偏好以及在教育领域的普通教育偏好有很大关系。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关键在于改变政府偏好,这就要求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