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下农村宗族的"路径依赖"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是导致中国农村宗族制度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在100多年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宗族展现出兴盛与衰落、冲突与和谐的发展轨迹,同时也突现出农村宗族对社会变迁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的"路径依赖".     

"民工潮"对农村宗族的影响--以江西姚圩镇为例

“民工潮”是我国农村社会转型的产物,“农民工”则是向我国工人阶级过渡的新产业群体。江西姚圩镇农民凭借改革开放的动力,先后在深圳特区、自己的家乡建立了“深圳一条姚圩街”和“姚圩一条深圳街”。两个“一条街”鲜明地折射出“民工潮”对农村宗族变迁带来的深远影响,它改变了农村宗族的社会结构,减少了农村宗族的社会冲突。     

变迁中的农村宗族研究综述

中国农村宗族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可以说是几经兴衰。在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的今天,关键是农村宗族如何定位。我们把宗族的探讨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加以客观地评述,有助于人们更科学地、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宗族与社会,思考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中国中部农村宗族权威结构的变迁——以鄂南B村傅氏宗族为例

以中部农村的傅氏宗族为个案,细致描述了民国以来农村宗族权威主体、权威基础、权威表达和权威仪式变迁的过程,分析了变迁的具体内容。研究发现,农村宗族权威结构在整体性变迁的同时,其四个构成部分的变迁也具有异质性。理解宗族权威结构变迁的整体性和异质性共存的局面,需要将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和乡村生活的日常实践结合起来。     

宗族势力复兴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分析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农村现代化的进行,在当今中国的乡土社会,宗族已出现变体,现在的宗族与传统社会中的宗族在规模及影响上都有了很大的差别.其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理性地分析其复兴的原因,全面了解它在农村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宗族资源来进行乡村治理.     

精英下乡: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制度变迁——对"村官工程"的政治社会史解读

资源困境决定了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一般路径是与农村精英合作,由此形成农村精英从"公共型"、"官僚型"到"政党型"和"经济型"的变迁史.现代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表明农村精英与现代国家推进的现代化建设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回归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路径选择,精英下乡是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理想模式,是对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一般路径的超越.它存在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的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农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个体家庭经济建立、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等社会因素促使几近消失的宗族势力重新复活。但随着改革深入发展,国家法理权威下沉逐渐弱化宗族宗法权威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潮冲淡了宗族血缘纽带,理性合作日益成为宗族联系的核心,宗族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但宗族这一传统力量由于其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改变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呈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特性与现代理性特质的双元兼容状态。     

"宗族弱化"的历史原因探析

当前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变迁格局中,宗族处于弱化地位。这种情况从历史原因来看,是由于中国社会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它区别于“无国家的社会”,“国家”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宗族因缺乏整合社会的功能而无法走入国家的体制之内,国家对于社会,有着强烈的干预意识和巨大的驱动力量。     

现代宗族变迁及其复兴原因

改革开放后,宗族组织快速复兴,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宗族的研究。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农村宗族的发展,会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道路的障碍,但是这无助于解释宗族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和现代化浪潮后依然方兴未艾的问题。抛开传统研究视角,探讨宗族是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论宗族依附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现象的大量出现不是简单的历史重现。现代宗族现象不仅体现着封建社会传统心理的影响,而且体现着社会转型期间,农民利益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宗族、公社等权威体系的认可在当代农村改革过程中面临着最终的瓦解。个体农民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的薄弱与社会竞争机制中生活的艰难共同构成了当今宗族现象的社会历史基础。宗族现象反映着改革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是一种因改革而引起的社会政治现象,所以当代宗族现象只能通过改革的深化,而不是重新树立宗族的权威来解决。     

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以温州地区考察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20世纪初,因社会变迁,宗族受到功能性地遏制。20世纪80年代伊始,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触发了宗族功能的复苏。复苏后宗族势力作为本土性资源,在温州地区乡村民主层面上,不断地与村民自治制度发生冲突。根据田野实证分析,具有现代理性特征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在乡村健康发展,必须汲取本土因素,才能培养出具有泥土气息的乡村“市民社会”和“和谐社会”。     

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东北乡村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评《近代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31)》

王广义所著《近代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31)》,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国东北乡村历史发展的经典之作。作者以乡村为视角,从东北乡村的区位结构、社区、居民、家庭、社会控制、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状况、社会问题等方面,全面、深入探讨了东北乡村发展的规律,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建国初期华北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变迁

新中国建立后，在革命余波和社会改造大潮的冲击下，华北农村传统家庭关系模式发生了缓慢而广泛的变迁。妇女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权，普遍提高了家庭地位，父权意识和男权支配地位趋于弱化，传统家庭关系开始向现代家庭关系过渡。虽然这种变迁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彻底性，但它为以后妇女家庭地位、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

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实际上是一部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从土地改革到家庭承包制,初步建立了一套基本适合中国实际的农地产权制度。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空间只能沿着这一方向推进:一是在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寻求更有效地实现形式;二是在家庭经营不变的基础上探求农地资源有效地配置方式和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农地利用形式。     

中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变迁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变迁史实质上是政府、高校、学生和家长等利益相关群体共同博弈推进的历史。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变迁中存在政府出台政策反复且承担成本比例过小、个人承担成本比例过高且平均化等问题。要想进一步推进收费制度的创新,须从制度层面入手加以解决。     

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设计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制度变迁理论的两种模型。两种制度变迁既是对立的,又是互相补充的。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经历了由政权组织形式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转变的曲折过程。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力不足,行政色彩过浓。只有重新进行资产组合、运行方式、利益机制等方面的制度设计,才能确保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规范运行。     

新农村电子村务的构建

随着电子政务在我国的兴起,新农村电子村务的构建被提上了议程.电子村务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新农村电子村务的建设必须遵循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总体指导思想,同时新农村电子村务建设要遵循基础建设、制度安排、分步实施、流程再造等基本原则,再就是遵循渐进式发展、统一规划的基本策略.我国电子村务,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发展.随着新农村的建设,电子村务将会出现新的发展格局.     

论抗日东北作家群及其作品的人格倾向和美学品格

在抗日烽火中以东北作家为主体所形成的流亡东北作家群,在生活经历和人生道路中有着极其相似的共性。其群体意识又使他们的创作中流露出共同的人格倾向和美学品格:继承了建安文学风骨的慷慨悲情和敢于直面黑暗的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忧患意识;伴随刀光剑影、记载抗日经历具有强烈怀乡情结的“回忆文学”;以超常性格与传奇人物为主体的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形象系列;反帝反封建主题双向制约下的东北乡村风俗画。     

清末民初东三省移民与近代城镇的兴起

清末民初,关内人口向东北的迁移,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可谓“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举”。1860年东北局部开禁,特别是1904年全面开禁后,随着大片土地的放垦,关内移民东北者络绎不绝,东北原有的城镇,规模迅速扩大,同时大批新的城镇纷纷兴起。这些城镇不是建立在军事驻防的基础上,而是在招民垦荒、移民实边与铁路、港口兴建的过程中,陆续发展起来的。此时,东北的城镇才真正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性质与规模。     

中国电信资费规制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改进

本文对建国以来中国电信资费的规制制度进行四个阶段的划分,总结了每个阶段的资费政策和资费内容以及用户规模的发展。从实证数据上分析了每个阶段中国电信企业的经济效益,计算了电信用户每个阶段末期的固定通信和移动通信资费的市场平均价格,并对规制机构进行了管制成本趋势分析。得出了中国电信企业、电信用户和规制机构的利益在规制制度变迁中是保持增长的结论,中国电信资费的规制制度变迁是属于帕累托改进的,它不仅激励了电信企业的竞争与发展,提高了电信用户的利益,而且降低了政府实行管制的成本,有利于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