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

张栻对二程推崇备至,书中大量引述和发挥二程之言,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同时,张栻对《论语》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再者,《论语解》是张栻依托《论语》而大量发挥其理学思想的著作。在解说过程中,张栻将其理学观念熔铸于《论语》文本之中,赋予《论语》以鲜明的理学色彩。     

张栻易学之特色

张栻易学的基本架构是以太极为宇宙本体,太极函天、地、人三材之道为一。认为阴阳作为天之道,乃形而上者,非形而下,这是张栻与程朱等理学家的不同之处,体现了张栻易学的特色。更为精彩的是,张栻通过阐释《周易》而展开对道器关系的论述,提出了与其他理学家不同的器先道后说,这是张栻易学的突出特点。     

朱子与张栻“《仁说》之辩”书信序次详考

近年来,关于朱子和张栻的仁说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对于朱子与张栻《仁说》及相关论辩书信的考证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通过对他们书信的考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朱子《克斋记》初稿先于《仁说》初稿,朱子《仁说》初稿约作于壬辰二月或三月;朱子分别在壬辰十月或十一月和壬辰十二月两次修改《克斋记》,于癸巳五月或六月最终定稿;朱子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修改《仁说》、在癸巳八月或九月对《仁说》进行最终定稿,《仁说图》当作于《仁说》定稿之后,约作于癸巳冬;张栻《仁说》初稿约作于癸巳五月或六月,约最终定稿于癸巳十月或十一月;朱子和张栻关于朱子《仁说》初稿的辩论约发生于壬辰二月至壬辰十二月;张栻《仁说》初稿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作成后,朱子作《答张敬夫论仁说》第四十八书讨论张栻的《仁说》初稿。     

论张栻哲学的特点

张栻是南宋时期与朱熹、陆九渊、吕伯恭齐名的道学家。宋人陈亮曾指出:“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 (《陈亮集》卷二十一)《宋史·道学传》将朱熹与张栻并列,朱熹亦曾多次表示张栻的学说对他“多有启益”,“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南轩文集序》)可见,张栻的哲学在南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研究张栻的哲学对深入掌握南宋哲学思想的发展、理学与心学的分野以及理学与事功学派的论争都有重要的意义。     

朱子与张南轩的仁说论辨

考察了张栻仁学思想的来源、演变、树立及仁说的义理与结构等问题,认为南轩仁说的结构可分为三部分:以心之道为中心的心性论,以克己为主的为仁之方和论仁之兼能与贯通。探讨了朱熹与张栻两人仁学思想的相互影响和比较,认为对"天地之心"的不同理解是朱张仁说分歧的起因。     

张栻与宋孝宗的关系探微

张栻与宋孝宗关系不为学界所注意,文章利用现存史料分析张栻与宋孝宗关系之演变。隆兴初,宋孝宗起用张浚谋划北伐,张栻因此得以面见宋孝宗,并获宋孝宗信任,在宋孝宗与张浚之间充当联络员,往来传递军机,其间张栻还得到过宋高宗召见。乾道年间,张栻被宋孝宗召为侍讲,再次近距离接触宋孝宗,但张栻言行多触宋孝宗之逆鳞,两人关系走向疏离。此后张栻再未回到宋孝宗身边,其临终遗表也不能上达。     

张栻研究四十年:成就与不足

张栻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及文学家。他在哲学、文学、教育尤其在理学领域贡献卓著,历来广受学者关注。近四十年来,学界涌现出一批张栻研究的重要成果,研究视角涉及张栻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张栻与湖湘学关系、张栻与朱熹交谊及其文学成就等。就研究现状而言,张栻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有一些不足,诸如师承关系、交游情况、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面都还有待深入。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从《南岳唱酬集》看理学家的山水记游

朱熹、张栻、林用中同游南岳衡山时,在7天内写作唱酬诗149首,编为《南岳唱酬集》。张栻的《南岳唱酬序》以“序”为名,实则记述了游玩经过,被后人视为山水游记的名篇。之后,朱熹写作《南岳游山后记》,以“记”为名,实则借临别赠诗一事叙述了自己对于作诗的看法。细读南岳唱酬组诗、《南岳唱酬序》与《南岳游山后记》,可以看出山水文与山水诗在叙述同一活动时的不同特点,还可以观察到理学家面对优美山水时想要作诗却唯恐玩物丧志的纠结复杂心态。     

张栻、魏了翁的实学思想及对湘蜀文化的沟通

张栻、魏了翁具有丰富的实学思想 ,这主要表现在求实求理 ,重躬行践履 ,对欲、利的肯定 ,把义理与训诂相结合等方面。并且 ,张、魏了翁作为蜀籍学者 ,又长期在湖湘地区活动 ,沟通了湘蜀两地的文化 ,使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取长补短 ,共同发展。他们丰富的实学与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论经学与相关问题

自东周到清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只能是经学(解释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以礼为本.研究儒家经学,不能废弃史、子、集部之学,不能忽视佛道二氏之学.经学没有死,不会死.     

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探究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其重要的学术论断。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乾隆嘉庆时期所面临的转换学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的问题境域中去,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历史理性批判的力量,打破六经所负载的永恒之道的神话,消解"经学即理学"研究纲领的合法性,从而开辟一种走出汉宋、由史明道、经世致用的新的学术风气。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尽管具有价值革命的逻辑力量,但由于时代命题域的限制,以及文化传承中自然的信仰,使得这一论断没有上升到价值层面,承担破除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永恒性的作用。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清末民初儒学传授途径的现代化及其中止

清末癸卯学制制定了现代化的儒学传授体系 ,但是清政府没有及时对儒家经典进行现代化的解读。结果 ,在现代化的教育系统里教授的仍是糟粕与精华俱在的经典。民国成立后 ,以经典不合共和宗旨 ,废除了中小学校的读经课程 ,儒学的制度化传授体系从此真正断根     

经学、 历史与历史书写 ———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 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 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 在两汉经典中, 只有 《周官· 大司乐》 提及过一次 “圆丘”, 而无论是今文经典, 还是两汉典礼, 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 没有圆 丘祭天。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 平衡经典异义, 并以 《周礼》 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 学体系。 郑玄将 《周官》 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 认为在南郊之外, 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 这是郑玄以 经文为本, 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 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 在政治层面, 当 “郑氏家法” 被普 遍接受之后, 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 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 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 史、 制度的特点。 另外, 郑玄把 《周官》 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 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 那么, 周 公制作的大典, 便成为周代的历史, 而且因其具有 “经” 的地位, 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 因此, 郑玄的经 学在杜佑 《通典》 等史学著作中, 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 可以说, 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 塑造历史, 同 时, 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 从郑玄论圆丘礼中, 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