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角色下孙文民权思想的困扰

从孙文双重角色逆向互动的视角,揭示出孙文一生的理论和实践,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学理缺席”、“主义退场”的情况,“民权”在孙文“民权主义”和“民权斗争”中,已经开始悄悄淡出.     

中西近代早期民权思想之比较

“民权”泛指人民的权力,一般与“君权”相对。中外近代思想家对于民权思想都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本文主要对中西近代早期“民权”思想的不同点作简要论述。一、中国近代早期“民权”思想的功利性与西方“民权”思想的学理性近代中国现实的最急迫任务是“救亡御侮”,使中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箱制走向强盛。这一现实任务被“土人’们直接凝炼在“民权”思想之中。因此,倡“民权”的着眼点在于“救”和“御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汉院》一文中直截了当道出了“民权”的现实功利性;“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     

梁启超民权思想论略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之“巨人”、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民权观是戊戌维新时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其变法维新思想的核心。梁启超借鉴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情况,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其民权思想。包括民权与国权、君权、女权的关系,民权与自由的关系,民权与民智的关系,民权与绅权的关系,民权与宪政的关系,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民权理论的构建者。     

重议孙中山民权观

孙中山民权观就其内涵来说,主要有三:“民权”即“民主”,“民权”与民本、重民思想相通,“民权”就是“人民作主”。就其特征而言,主要有六:附会的倾向,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倾向,渲染“民一官”或“主人一公仆”的对立,彰显主人意识、皇帝思想,直接民主倾向,潜在的“子民”思想倾向与集体主义的倾向。由此可以说,其民权观系统化、理论化程度不高。之所以如此,必须同情了解孙中山的真实处境。此外,也要充分估计其合理的价值,尤其是它留给后世以无限思考空间的三大课题:如何整合“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以党建国”与“以党治国”之关系?如何解决大众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建设的关系?      

民权与人权:区分及其意义

现代国家的人权与中国古代的民权有三点差别:其一,主体不同,民权是百姓之权,是“下层”的整体权利,与其对应的“上层”权利乃至君权也是整体权利。人权是个体的、分散的权利,其对应面有他人权利,但主要是国家权力,后者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被分解为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权力。其二,内容不同,民权是含糊有限的,主要指生存权等私权利。人权则既包括生命权、财产权等私权利,也包括选举权等公权利。民权不完全是权利,有时也是权力,而人权仅仅是权利。其三,来源不同,人权是天赋的,有权源的特征,国家权力源于无数个体的授权。“民权君定”“君权神授”,君权是一切权利和权力的源泉,争民权可能是争人权的初级阶段。     

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思想逻辑

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从问题意识到话语逻辑,都与政变后判然有别。就问题意识而言,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当时中国君民相隔、上下“两无权”的政治病症,这与早期维新派的认识一脉相承。以此问题切入,梁启超的民权话语在“复古意,采西法”的思路下建构起来,主要思想资源不是西学,而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公羊”学。其中,“讥世卿” “三世”说又是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核心资源。这是梁启超依托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西方民权进行的中国化理解,与其政变后主要依托西学、以限制君权为鹄的建构起来的民权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此时深谙西学的严复对民权的阐发有本质的差别。     

“癣长”、“箱长”、“绿长”——武汉社区环境的新卫士

2005年3月16日,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民权街一批“三长”登台交流心得,推介社区环境长效管理的做法,打铜社区“癣长”王长生、“箱长”朱德全、“绿长”陈桂香,一时间成为“小巷名人”。民权街处于武汉市商贸中心地带,百年街巷纵横交错,商业门点密集,危旧房、破损路多,下岗人员、外来人员多,环境卫生管理难度大。自2003年武汉市开展“清洁武汉、美化家园”系列活动以来,为巩固创建成果,民权街结合居民特长推选出了:“癣长”——负责清除“牛皮癣”,确保墙面整洁;“箱长”——保持垃圾箱清爽,维护路面环境;“绿长”——养护花草树木,美化空间。…     

中国互助文化下现代公务员的角色困境

中国传统的互助文化以亲缘互助、地缘互助、业缘互助和圈子互助的形式表现,它刻印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赋予了民权的现代公务员,要求其角色真正体现为民行政。因此,规范和培育现代公务员势在必行。     

孙中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批判及其民权主义的发展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孙中山对西方的民主政治由倾慕转向了某种程度的批判。在揭露西方民主政治的虚伪性的同时,他主张,人权是时势和潮流造成的,民权不是少数资本家的专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应把间接民权同直接民权相结合并使权能分开。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有如下特点:站在“要祖国强盛”的基本立足点上,把爱国与革命、争取外援和维护祖国主权结合起来;主张从我国国情出发,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要“取法乎上”。     

社区“善邻”伸援手“寒门女孩”有书读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民权街有一群特殊的居民，他们既是做生意的老板，又是“关爱女孩俱乐部”的成员。这些“善邻”们常年为辖区7个社区的贫困家庭女孩提供学费支持，给这些家庭带来了希望。8月22日上午，民权街民生社区又在进行新一轮的贫困女孩结对。     

海峡两岸孙中山伦理思想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台湾孙文学术思想研究交流基金会及台湾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孙逸仙思想与伦理社会之重构第七届学术研讨会”于1995年2月25日至27日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馆举行。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了欢迎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汝信研究员和台湾孙文学术思想研究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台湾师范大学赵玲玲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海峡两岸来自北京、台湾     

重现“历史真实”——评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

重现“历史真实”———评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姜义华（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是近年来孙中山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近年来在中国与日本已经出版了好几部专著，如赵金钰的《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俞辛的《孙文的革命运动与...     

黄遵宪：渐进主义的地方自治构想

黄遵宪是“清末”预备立宪前现代意义地方自治的倡导者和尝试者,他创立了以“自治其身,自治其乡”为起点的逐级推进地方自治的思想模式,成为后来中国地方自治的经典模式。黄遵宪对地方自治的最初认识始于1877年,其以清朝首届驻日使馆参赞的身份随公使何如璋东渡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地方政制做了细心体察。他认为,中国贫弱源于政弊,政弊之端又在官集权于一身,致使民权丧失、民智阻塞、民气不昌、民力衰弱。而破除政弊之道在于伸张民权、开启民智和壮大民力,破除政弊之法又首在地方自治。在他意愿中,“自治其身”可以养成国民自治资格,“自治其乡”足以奠定自治的基础。它是破除专制集权的开端和赋予民权方式,最终使中国走向立宪政治的途径。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对张献忠“杀戮士子”的探讨——兼与孙祚民同志商榷

张献忠利用开科取士“杀戮士子”一事,在清代前期,几乎所有涉及张献忠在蜀事迹的野史稗乘都有记述。这些记述,曾经被研究晚明历史的封建史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看作可信的资料,加以引用和传播。这样一来,所谓“杀戮士子”就成了张献忠“屠蜀”的重要事件之一。《社会科学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刊载孙祚民同志《张献忠“屠蜀”考辨》一文(以下简称孙文)对张献忠“杀戮士子”作了考察。但他也认为确有杀戮士子一事,时间是一六四四年秋天在成都第一次开科取士之时。孙文的论断是否正确?野史稗乘的记述是否可信?我讲一些意见,以供讨论。     

文贵简约——读《新唐书·何易于传》

唐朝孙樵写的《书何易于》一文,记的是唐代益昌令何易于廉洁奉公,爱惜民力的一些事迹。全文只用了六百四十多字,写得较严谨。按作者自己的话说,是经过“刮垢磨痕”了的。《新唐书·循吏·何易于传》根据孙文,压缩、提炼成二百六十多字,只是孙文的40％,可谓“精益求精”了。现在,报刊上有的文章不简炼。研究一下《新唐书》编撰者欧阳修、宋祁对孙文的“浓缩”,不无裨益。 附:《书何易于》,作者孙樵。 “何易于尝为益昌令,县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尝乘春自上游多从宾客歌酒,泛舟东下,直出益昌旁。至则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刺史惊问状,易     

杜鲁门与黑人民权

杜鲁门在推动黑人民权发展方面作了大量的努力和贡献。杜鲁门早年的政治经验和政治信念、对黑人民权和美国政治体制的理解 ,以及国内外形势对他在民权决策上的压力 ,是他本人及其政府在黑人民权上采取突破性措施的重要原因。杜鲁门政府的民权政策不仅推动了黑人民权的发展 ,使黑人民权问题提上了联邦政府的议事日程 ,而且也证明了联邦对民权问题的干预不会使事情恶化 ,反而有利于事情的好转。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演进轨迹探因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是鸦片战争后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的产物 ,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 ,它既具有回应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爱国品性 ,又具有吸收和改造中西文化精神的属性。它的演变历程对应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四次重大民族危机 ,呈现出由钦羡到议论 ,由民主改良尝试到民主革命实践的阶段性和高潮起落。对民权的阐释亦由“人民权力”回归到“人民作主”的本来内涵 ,民权的外延由部分参政权延伸到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人权 ,最后出现了主权与人权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理论。由于近代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紧迫性 ,使近代民权思想呈现出某种现实功利主义倾向 ,民权思想的演变规律因而呈现出由表象———神髓、制度———精神、议院———民权自外而内的特殊逻辑 ,民权思想出现了民主与民权第一性第二性的分歧 ,最终形成一种不完整的中国式民权思想 ,使近代中国的民主进程迂回曲折、持久缓慢     

刘铁冷早年的通俗文学活动——江苏通俗文学作家评传

刘铁冷(1881——1961),江苏宝应人。与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等人为同辈作家。南社成员。曾参加《民权报》编务。《民权报》是民国初年言论激烈的报纸,遭袁世凯当局嫉视,下令各地,不准销售而被迫停刊。刘铁冷乃与同事《民权报》文艺版编辑蒋箸超合编不定期刊物《民权素》,每隔二三月出版一集。创刊号1914年4月出版。据蒋箸超、刘铁冷分别在序中所说,他们是为了对当时的黑暗政治“有所表记”,“口诛笔伐”。前三集全是选刊《民权报》登载过的作品,第四集起采用新稿。当时是联系不少名家,发表了很多作品的。但自第二集即改由蒋箸超一人主编。刘铁冷又与友人筹办《小说丛报》,由徐枕亚主编。     

城市化进程中房屋拆迁立法价值取向变化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历经变迁，其价值取向经历了从“公平优先”到“效率优先”再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变化，这对满足特定历史时期的客观需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倡导法治，弘扬民权的现代社会，这些价值取向所带来的弊端已不断显露出来。我国现代城市房屋拆迁应当具有“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民权优先”、“民生为本”、“克减公权”等法律价值取向和理念，惟此才能对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救济等起到前瞻性的指导作用，对依法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发挥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