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诗及新诗革命的政治背景

功能的改变带来文体的改变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革命改变了汉语　　白　话　诗　及　新　诗　革　命　的　政　治　背　景　　　　　　　　　　诗歌的应试、自娱功能 ,成为革命者“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 ,形式谨严、格律呆板的古代汉诗还被革命者视为保守的象征 ,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清末民初的历史形势及政治背景决定了汉语诗歌的特殊生态 ,使汉语诗歌的文体革命成为政治文化改革的先锋。新诗草创期的生态决定新诗是一个由非诗因素较多的政治及文化激进运动催生出来的“早产儿” ,因此新诗革命具有急功近利性和非诗化的诗体改革的极端性 ,决定了新诗的职能主要是为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的 ,从而奠定了新诗的基本形态 :形式上松散自由 ,内容上题材单一严肃     

论新诗革命的非诗生态及非诗特征

清末民初是政治极端动乱的时代,而不是有利于汉诗进行健康的文体革命的诗艺时代。正是非诗的生态环境造就了新诗与古诗为敌和打破“无韵则非诗”的作诗规则的极端行为。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严重影响了新诗革命。新诗革命不仅是一场文体革命,也是当时流行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诗革命具有强烈的非诗化特点,并非是一场纯粹的诗体革命,出现了对古代汉诗诗体的极端破坏和对新诗诗体建设的极端轻视,这严重影响了以后新诗的诗体建设。     

20世纪汉语诗歌中的讽刺诗及其文体特征

讽刺诗是20世纪汉语诗歌中重要而特殊的品种。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大动乱,讽刺诗几乎成为社会改革甚至政治革命的工具,具有激进尖刻的文体风格;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相对平稳,讽刺诗回归本体,具有保守节制的文体风格。但是仍然具有直面社会的写实风格和与政治及现实既对抗又和解的中庸风格及谐隐怨刺而又节制宽容的讽刺传统。20世纪在民间还存在大量具有游戏性质的讽刺诗。尽管自由诗是20世纪汉语诗歌的主流诗体,但是讽刺诗采用的主要诗体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适度改良了的格律诗体。讽刺诗采用格律诗体,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同时期汉语诗歌在诗体自由化上的极端,保证了汉语诗歌的格律传统在20世纪的被继承与发扬。     

新诗革命及白话诗生成的五大非诗原因

19世纪末20年纪初，历史久远的汉诗确实需要采用白话和自由诗体，来打破有些僵化的言在语言上和韵律齐整的定型诗体格律诗在诗体上的垄断。但是这些体变革的内因并不会导致极端的新诗革命。社会变革这一外因极大地催生了新诗革命及白话诗，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取消、留学运动的兴起、传教活动的普及、报业的大发展和平民教育的流行这些非诗事件，极大地改变汉语诗歌此间的功能。汉诗功能的巨变带来了汉诗体的大革命。因此白话新诗既是汉诗体自身进化的结果，更是特殊时代的政治化变革的产物。     

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诗界开一新壁垒"--现代性视野中的梁启超诗体变革理论

被称为"诗界革命"的梁启超诗歌理论主张包含了复杂变化的新诗体创建追求.他主张突破传统诗歌体式的局限,从外来文化吸取营养创建新诗体.这一主张包含着文体变革观念与文化化合观念,是文学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设计的产物.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论新诗诗体建设的恶劣生态

新诗诗体定型难,新诗诗体建设难。中国的20世纪是以革命、战争为主旋律的动乱时代,新诗长期承载了过多的非诗功能,使新诗处在既生不逢时,又长于乱世的恶劣生态中,极少有进行唯美的文人诗体建设环境,诗体建设总是处在自由化与律化多对抗少和解的极端中,最终成为一种发育不良的文体。20世纪前半期,特别是一二十年代,是新诗诗体建设最重要的时期,最能呈现出新诗诗体建设生态的恶劣。     

论打油诗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平民性

平民不仅可以是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普通百姓,也可以是过着现实世俗生活的并非贵族的文人。平民文学是比通俗文学雅一些,比贵族文学俗一些的文学。打油诗是汉语诗歌中长期流行的特殊文体,是中国正统诗歌的俗化形式和非正统诗歌的雅化形式,平民性是其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平民性主要分为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方面,它采用雅俗共赏的语言和文体,直接关注现实世俗生活,抒写平民性情感,揭示平民的生存境遇。打油诗不是大众的通俗诗歌,也不是贵族的高雅诗歌,而是平民的诗歌。打油诗体是汉语诗歌中正统诗体和民间诗体必要的补充形式,是汉语诗歌中最常见的讽刺幽默诗体,诗体具有稳定性,不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它不但受到喜欢附庸风雅的普通百姓喜爱,还受到生活在民间崇尚世俗生活的文人的格外青睐。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不强诗歌作附庸──《饮冰室诗话》诗学观念初探

梁启超继承中华民族诗学传统，把诗歌的社会功能归结为陶冶精神、培养文化人格，对题材没有苛求，与“写中心”的观念有天渊之别。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实际是主张发扬中国传统风格的优势，而在精神方面要有个追上时代的发展、梁启超肯定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成就，并非说黄氏已完成了“诗界革命”。要真正了解梁启超诗学观念，就要从不强诗歌作附庸开始。     

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诗坛形成革命诗潮,南社诗人的成就,是其重要标志。革命诗潮是诗界革命的新阶段,沿续了＂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三长具备的诗界革命纲领。在冲决旧诗境域、开拓新诗意境方面,表现出更不受传统诗教规范拘缚的精神,近代民主意识、民族精神、反清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语言和格调上也有所变革发展。但国粹主义文化观阻碍了诗体变革的突破。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构成中国诗歌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也形成了至今仍影响面很广的第三种诗歌类型＂旧体新诗＂。     

胡适诗学中诗体变革的现代性张力

胡适诗学中＂具体的作法＂观念和他对传统＂言近旨远＂观念的阐释,内含着文体区分意识和对诗歌暗示性的追求。这与他前期＂作诗如作文＂观念表现出的文体模糊意识及＂明白易懂＂审美标准之间形成了内在矛盾。矛盾背后隐含的是诗体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表意追求与建构新的诗体规范之间的张力,体现了现代诗体发生、建设与时代需求间的复杂关系。这既是诗歌整体革新的动力,也是其必须克服的内在矛盾。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急遽变化,为适应中国新诗变革的需要以及外来诗学的冲击和影响,中国诗歌理论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从"诗界革命"论者到王国维、青年鲁迅再到五四诗歌革命先驱,一大批诗人、诗论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代特色的诗歌观念、主张,逐步实现了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新诗是清末民初思想文化自由化与实用化的产物

新诗的生成因素既有诗的更有非诗的,它是清末民初思想文化自由化、实用化及现代化的产物。因此具有高度的通俗化、社会化和自由化的文体特征。经世致用学风的倡立、科举制度从被质疑到被完全废除和对专制家庭制度的批判三大思想文化自由化事件极大地促进了新诗的生成。“经世致用”学风的倡立解放了文人的创造潜能,确定了文人的主体性,强化了文人匡扶天下的使命感,刺激了文人争当社会改革急先锋的积极性,使诗人的生态及汉诗的功能发生了巨变。废除科举制度既是思想文化自由化和实用化的具体表现,也是其重大成果,它改变了文人的生存方式,也使汉诗的功能发生了巨变。功能决定文体,汉诗文体不得不采用白话自由诗取代文言格律诗。文学革命和家庭革命是清末民初,特别是五四时期文化革命和思想大解放的两大先锋。对封建专制家庭的批判甚至颠覆,从文学的外围支持了文学革命,家庭革命与文学革命相得益彰,促进了汉诗的实用化和自由化,为新诗的问世创造了适宜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