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诗歌自然意象的认知心理学解读

诗歌意象是诗人通过独特的情感活动从客观意象中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自然意象是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诗歌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它传达了诗人丰富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本文运用认知心理学模型:集合-理论模型、语义特征-比较模型、心理扫描-认知地图研究和意象的提取与再现研究,解读叶芝早期诗歌的单独意象:岛屿、树林、苹果花以及组合的意象;并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叶芝后期诗歌意象:石头、玫瑰、天鹅中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神秘主义,揭示其中的认知因素、诗人情感和其爱尔兰民族精神.     

论唐宋诗词中“雨”的审美意象群

唐宋,是古典诗歌意象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在唐宋诗词纷繁的意象中,让人涵咏不尽的是多姿多态的“雨”意象群。诗词创作中的“雨”意象,始终不脱离它作为客观物象固有的自然特征,同时,在反复运用和沿袭不衰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审美感情和审美趣味长期积淀下来,使之固定地带有纤细绵柔、明丽清润、朦胧迷离、凄清冷寂、迅疾狂骤等审美特征。心物相契的“雨”意象具有生动的艺术表现力,诗人们用情感的链条将它与其他意象组合,构成具有内在生命的完整形象,用来烘染氛围、寓含象征、营造意境等,以追求一种特殊的艺术表达效果。     

现代隐喻关照下的古诗意象认知探索

隐喻是诗歌创作不可缺少的修辞手段,是诗歌的生命原则,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诗人个人主观因素和自然、社会等客观因素的综合体。意象认知离不开隐喻的理解,隐喻不仅是语言现象,还是认知现象,是人类抽象思维的重要表征。在对现代隐喻理论进行了概括性描述之后,介绍了意象的文化内涵及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的表现类别,以期从现代隐喻学角度对古诗意象的内涵有深刻的认知理解。     

唐代边塞诗中的征衣意象分析

唐代兵制由府兵制逐渐向募兵制过渡，征人的衣物供给由自备逐渐转变为官给，征衣供给形式的变化并没有减弱征衣本身所寄寓的情感。征衣作为具体的生活物象，寄托了征人、思妇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多样情感。在唐代边塞诗人的创作实践中，思妇、征人的情感倾向以及征衣与闺情相结合所构成的情感意境，使征衣意象的情感触角伸向了全社会。唐代边塞诗人在边塞诗中着力表现征衣意象的社会内涵，情感愿望和现实境遇的结合使征衣成为唐代边塞诗中含有丰富情感内涵和文化意蕴的审美意象。     

毛泽东诗词的意象特点

毛泽东诗词既是他革命实践的产物,也是他艺术实践的产物.过去研究与评论它的文章主要是从文艺与社会、与革命关系的角度研究评论,本文试图从审美意象角度谈谈他的诗词.诗是由作为主观情感与客观对象复合体(即情感的物态化),“理性与感情的‘复合体”(庞德)的意象组接、发展、转化而构成的动态审美意识系统工程.意象是诗的艺术细胞、建构的预制板、诗的集成线路上的元件,创造情境(意境)的途径和手段.意象的产生及运动组合过程构成方法体现着诗人的个性与艺术风格,即诗人世界观、经历、修养、爱好、气质、趣味和文艺创作方法的不同,在采集意象上不同选择、取舍、集中表现为审美视角,即感知、联想、想象等独特的心理能力,这些都是营构意象的核心内容.这种意象选择视角多种多样,心理活动很复杂,最终表现为情感生动的形式对应物.毛主席的诗词意象体现他自己独特的意象风格.只有具体分析它的内容与构成形式,才能更全面、深刻地了解他诗词的艺术个性和风格、审美价值.     

乐府江南诗中“江南”意象的形塑及其流变简

乐府诗对“江南”的展现经历了汉末古辞奠定基调、萧梁文人雅化与唐代重回现实风俗三个阶段,形成了以采莲与采莲女为基本要素的经典“江南意象”,这一意象的提炼形成与继承转变体现着一定时期内创作者的文化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汉代古辞《江南》是后世江南乐府诗的起点,它本身的叙事策略使有限的文字提供了风情无限的情境。如何在表达文人理念、创造新的写作传统、表达旧有的江南主题间寻求一种平衡,梁代诗人雅化的《江南弄》即是一种回答。从这些浓郁文人风的乐府诗里,很容易捕捉到粱代文人与民间对江南不同认识的微妙差异。梁代江南乐府诗开创了一个描写江南的新经典,它构成了粱式的江南中心和主要意象。关于江南,唐代诗人的意图与其说是塑造一个符合现实理念的形象,不如说是一种体现作者官方职责的诗歌表达。文人利用诗文等进行社会教化,拯弊匡俗的心理甚于以往。而另一类诗人选择江南某些地区进行追慕式的述怀,略带夸张的描述连同诗人的过于浓重的情感,或许是一种避开朝廷党争纠缠、偏居一方乐山乐水的说辞。     

中西文学意象的理论阐释

文学意象是主观的作家的情感与客观的社会生活画面的统一,是形与神的统一,是意会与言传的统一,也是离与合的统一,其具有象征性、荒诞性和哲理性的特征。文学意象是中西方理论家在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等文化范畴的基础上针对文学形象外在形式与内在意蕴等方面关系和性质所构建的文本形象理论。     

心灵与自然的融合——古代诗词中黄昏意象赏析

中国古典诗词中有许许多多的意象描绘 ,如 :明月、高楼、秋千、芳草等 ;黄昏意象作为一种典型的情感符号 ,内蕴是丰富深刻的 ,积淀、丰富了千古文人的审美情趣。诗人们“以情观物”、“寓情于景” ,即将诗人之情投入自然之景 ,使自然之景融会诗人之情 ,在心境与物境的交融中 ,达到心灵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透过黄昏意象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人们丰富、凝重的心灵世界     

论宋词中的鸡意象

鸡作为文学意象最早出现于《诗经》时代,发展至宋代,诗词作品中的鸡意象已经具有了超越其物象本身的情感意蕴和象征意味.根据宋词中鸡意象存在形式的不同,大略可将其分为以下两大类：一类是以实物出现的自然鸡意象;另一类则是典故性鸡意象.通过分析宋词中鸡意象的情感意蕴和文化内涵,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宋人的内心情感及文化精神.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中认知机制的解读

古典诗词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象、意象图式以及隐喻,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考察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这首诗所蕴含的意象、意象图式及其隐喻,旨在揭示诗人在创作过程中背后的认知机制,从而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这首诗中所隐含的隐喻以及诗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同时也为古典诗词的赏析和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南社“旧头领”金天羽山水诗论略

金天羽是“诗界革命”的殿军，“南社”的“无冕之王”。其天性好游，游览祖国山水十之八九，创作出才气踔厉、纵横恣肆的山水佳作。其山水诗诸体兼备，古体成就尤为突出；与魏源的山水诗前后呼应，在近代山水诗别创风貌。     

道教山水悟道诗的宗教思想探源

道教山水悟道诗是道教诗歌的一个重大题材,亦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起与勃兴肇基于以老庄哲学为主体的道教哲学思想和以名山皆仙境的洞天福地思想。在道教哲学中,“道”是最高的范畴,是一种超越具体物象的虚幻之象,神秘而不可言说。但人可以从天中感受“道”。道教“名山大川皆为仙境”的思想经过漫长的发展,最终在隋唐五代时期确立下来,它促使宗教徒走向山林,在登山临水中修炼与悟道。因此,天地山水在道教世界里有着与世俗社会截然不同的宗教意义和审美意义。     

漫谈毛泽东诗词中的“山”的形象

在毛泽东诗词中，“山”是最引人注目的形象之一。在毛泽东公开发表的５０首诗中，写到山的有３３首，大约用７５５个“山”，提到了我国的３６座山名，这些山这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那么，毛泽东诗词中何以多“山”呢７“山”象征着什么？又给毛淬东以何种启示呢？文章做了－些探讨。     

论清代女诗人的地域分布——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所收诗人为例

通过对《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所收诗人的分析，认为：清代女诗人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特别是由苏南和浙北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从总体格局来看，呈现出从沿海向内陆、从南方向北方递减的特征；从各省中心分布点来看，则可分为首府中心型和名府中心型两种。地域分布的南北失衡是宋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和教育重心南移的必然结果；出身并生长于官宦之家是女诗人生成的重要条件，因而清代女诗人群体的分布大致与进士群体的分布成正比。     

江南对虎神的崇拜来源——兼探虎方之地望

崇拜老虎的传统源自古代游猎族群的精神文化中。华南拜虎传统的分布范围从武陵到罗霄,或许亦到达武夷山脉;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野猪和虎的崇拜曾互相结合,后来虎作为崇拜对象普遍取代了对野猪的崇拜。山岭拜虎族群影响了所谓“后石家河”文化的形成,殷周时期在长江中游之江南地区以湖南、江西为主要分布范围,存在着一个拜虎的古国网络体系,其在商周甲骨金文中被称为“虎方”。     

江南古桥本体及文化综合分析和规划保护研究

江南古桥作为江南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是江南人民的宝贵财富,其不仅显示出了古人的卓越智慧和精湛技术,更彰显出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体现了江南独特的地域特征,极具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然而,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期,江南古桥、古桥文化和古桥环境与江南经济文化和城乡建设快速发展的矛盾日益突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和途径大多是以大量古桥的损毁和迁移为代价的,因此,古桥及文化整体性规划保护刻不容缓且极其重要,这就需要从分析江南古桥及文化现状和原因出发,而后对其提出系统科学的保护对策,以充分挖掘、借鉴和利用古桥资源和价值来服务当今的社会经济文化。     

中国泰山的文化景观及法律保护

泰山为全国名山之冠,被《世界遗产名录》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泰山不愧为“天下第一名山”、中国历史文化名山,“泰山魂”是中华民族之魂。泰山遗产的商业价值不能过度使用,泰安市政府要为全人类保护泰山遗产。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世界遗产实施保护,要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对世界遗产实行强制性保护,要依据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对文物遗产实施规范管护。     

清代湖北木材贸易研究

清代是我国传统木材市场快速发展的时期,木材流通与贸易频繁。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地段,有着丰富的木材资源,是发展木材贸易的主要基础。省会城市武汉,水路交通便利,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清末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木材集散中心。全国各地的木商云集于此,有着发达的木商组织,同时拥有发达的金融机构为其提供资金周转贸易,支持长途运输木材,故木材销量大,辐射面广。湖北木材贸易集湘、黔、川之木材,输往江南、京师要地,为当时园林建设、运河堤坝的巩固、城市发展等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有利于摸清当时木材贸易的规律,为我国当前林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唐代浙东诗论略

近年有关“唐诗之路”的研究成果和对唐朝天台山诗人作的统计分析,足以形成“浙东诗”的概念：它以崇尚自然和具浓厚宗教情趣为其特征,并与边塞诗等共同缔造了唐诗的繁荣气象。它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浙东特殊的自然环境相联系的,它是开放的文化氛围的产物,尤其是谢灵运山水许的逻辑延伸,并指出唐代浙东诗紧承谢氏的创作给中国山水许烙上显著的浙东特色。唐代浙东诗也给后世宗教文化、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浙东文化发展带来影响。     

专利视角下长三角中药产业创新网络演化分析

长三角中药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针对长三角中药产业协同创新问题,运用协同创新理论,从社会网络角度分析创新网络的结构及特征演化。利用1987—2021年长三角中药合作专利数据,从4个时间阶段对创新网络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长三角中药产业创新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知识交换能力较强但传递效率较低;(2)创新主体向多元化合作发展,创新合作网络初步建立并逐步复杂化和社区化。其中,南京一直扮演着“高重要性-高协调性”的角色。研究对合理配置长三角中药产业创新资源,依托资源核心型城市加强创新网络建设,加快长三角中医药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