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司马光《贻刘道原书》——再谈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几个问题

在我校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科学报告会上,我曾提山一篇《<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兼谈<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其中对王曾瑜同志《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不久,他又发表了《关于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补充说明》(以下简称《补充说明》),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辩驳,读后尚有疑义,故特再作剖析,以就正于王同志与其他读者.我们意见分歧的焦点是刘恕编写长编,究竟先写“前五代”(魏晋以后的南北朝至隋),还是先写“后五代”(梁、唐、晋、汉、周)?而分歧的具体表现则在对司马光《赔刘道原书》的理解上面,我觉得司马光给刘恕的这封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钥匙,为了辨明问题的真相,有必要将此信全文抄录如下     

《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订误一则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Ⅲ144页:“李遵:施安五星图,晋4/41B;二十四神经,晋4/41B;太元真人东乡司命茅君内传,隋2/19B;九章算术,隋3/19B;茅君内传,唐3/6B;茅三君内传,唐3/9B;天圣广灯录,宋4/13A;三茅君内传,宋4/13A。”按(一)南朝梁陶弘景撰     

《博雅音》声类考

《博雅》原名《广雅》，隋避场帝扬广讳改名《博雅》。《博雅音》是曹宪为《广雅》作所的音释。曹宪，扬州人，生卒年不详。关于《博雅音》的撰写年代，周日唐书·儒学传》卷一百八十九载：“……宪又训注张揖《博雅》，分为十卷。杨帝令藏于秘阁。”据此，知《博雅音》写成于隋大业年间，即公元前605年～公元617年之间，仅比陆法言于公元601年写成的《切韵》时代稍晚、这样，《博雅音》不仅是研究隋、唐时期语音的重要资料，而且是印证《切韵》音系的重要材料。关于《博雅音》音系，已有厦门大学黄典诚先生作过整理，但黄先生的主要兴趣在…     

谈《木兰诗》

《木兰诗》是我国北朝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但是,它和《孔雀东南飞》一样,也有一个产生的时代问题为历代学者所争议:有的主魏、晋,有的主齐、梁,有的主隋唐;有的主名曹植(宋人魏泰云:“世传为曹子建作”,见《临汉隐居诗话》)有的主名韦元甫(宋人黄庭坚《题乐府木兰诗后》说:“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得于民间”。);     

北宋时期汴河的历史作用及其治理

汴河最早渊源于东汉汴渠、魏、晋、北、魏、隋、唐。历代都对其有所整治。安史之乱后 ,藩镇割据 ,五代汴河遂多年失修 ,到北宋已是淤积多害之水。汴河对于首都汴京有重要意义 ,北宋政府对汴河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治理后的汴河在运输、农业灌溉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论《唐诗品汇》的诗体正变观

《唐诗品汇》是明初高棵编选的以盛唐为宗的一部重要唐诗选本,诗体正变观是其诗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分三部分：体因代变,正本清源,对唐以前成熟的诗歌体裁五、七古、五绝源流正变;以盛唐诗体为正、晚唐诗体为变的“一代诗体观”;古体为“正”,律、绝为古诗之“变”;五排律为六朝古诗之“变”,是后世五排律之“正”,七排律是后世该体之“正”;五律为“正”,七律为“变”;五言为“正”。七言为“变”,重视“正”,接受“变”。《品汇》以盛唐为宗,“四唐”、“九格”品诗,“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其诗体正变观对诗体渊源流变研究和明、清诗人诗体辨析影响深远。     

《唐律疏议》中的“法”考辨

《唐律疏议》中的“法”出现频次极高、分布极广，绝大多数表达了与“法律”相关的含义。各篇“序疏”中的“法”指称较为广义的“法律”、较为抽象的“法”或特定法典及其篇目；律典条文中的“法”表述形式复杂，但整体特征清晰，皆有明确的规范指向，即指称律、令、格、式以及其他法律渊源中的具体规范。“罪法”“理法”“正法”等较为特殊的表述形式，仍与“法”表意的整体特征及具体用法一致。以“法”指称具体规范是立法或注律的常规模式，此种指称围绕“正刑定罪”展开，是传统法发现、论证具体规范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     

略论臧荣绪《晋书》的史料价值

臧荣绪《晋书》括两晋历史为一书,材料详实内容丰富,是唐修《晋书》的底本。该书虽已亡佚,但通过对其辑本的分析看,其史料应多来源于萧齐以前的众家晋史和起居注,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既可纠正唐修《晋书》之讹误,又可补充其缺漏,是晋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论清《公司律》对我国现行公司立法的意义

清《公司律》是我国最早的公司立法之一，在我国民事立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我国公司制度的演变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文章对清《公司律》的立法背景、立法内容和法律意义进行分析与评价，以期对我国目前的公司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五代史平话》成书考述

《新编五代史平话》是现存最早的“讲史”话本,在我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今本共十编,梁、唐、晋、汉、周各分上下二卷,梁、汉二史俱缺下卷。元明以来未见著录,传为常熟张敦伯家所有。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曹元忠游杭州时得之,曹氏《跋》定为“宋巾箱本”,称“疑此平话或出南渡小说家所为,而书贾刻之。”此说大体符合事实。现存影印本为清宣统三年(1911)武进董康所刊,题《景宋残本五代平话》,新排印本皆从董本出。(一) 北宋时期,讲说五代历史故事,成为说话人重要科目之一,宋人孟元老曾列举一般讲史艺人“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外,还提及专说《三分》的霍四究和《五代史》的尹常卖。这里的《三分》和《五代史》就是指《三国志平话》和《五代史     

唐《律》法律术语考释

利用唐《律》所提供的语言材料 ,并参校中国古代其他法律文献 ,通过排比归纳的训诂方法 ,解释了唐《律》中的九条法律术语。所释词语均是现行辞书 (如《汉语大词典》)、专书 (如《中国古代法学辞典》)等所未收录和解释的 ,可补辞书之不足     

左思《三都赋》晋人旧注略论

左思《三都赋》的晋人旧注有张载、刘逵、卫权、綦毋邃四家,这些在唐前单行的注本后被唐人《文选》注吸纳,原注渐次亡佚,唐钞《文选集注》便成为认识晋注的重要媒介.诸家晋注各有特点,又皆具有无征不信的精神,和《三都赋序》所言的征实作风一致.对晋人旧注的考察,促使我们再次思考《世说新语》注中提出的《三都赋》左思自注说.     

《玉台新咏》与乐府诗

研究《玉台新咏》时，《玉台新咏》与乐府诗的关系是容易受到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以步武《玉台新咏》的《玉台后集》为切入点，研读《玉台新咏》序文，考察齐、梁、陈、隋、唐等朝乐府职能，进而从文艺理论和历史事实诸方面了解徐陵编撰《玉台新咏》的背景，通过统计其中八类乐府诗的数量，总结出选择、删定这些乐府歌辞的标准，说明徐陵编撰《玉台新咏》既是为宫体诗张目，又以乐府诗为掩饰，体例基本统一，意图较为明确。     

从李善的《文选》注到骆鸿凯《文选学》(续)——《昭明文选》研究管窥

在方回的诗学著述中,《文选·颜鲍谢诗评》(以下简称《诗评》)比其《瀛奎律髓》更为重要。但“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唯《永乐大典》载之,《四库全书》收之,向无单行本,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瀛奎律髓》选录唐、宋五、七言律诗二千九百九十二首(重出二十二首,未计算在内),按题材分为四十九类,每类以时代先后为次,编为四十九卷。是书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唐、五代至两宋时期律诗繁荣的盛况和演进的轨迹。清吴汝纶评《瀛奎律髓》说:其“网罗唐宋诗人至数百家之多,可谓巨观;每诗附以评骘,于诗家派别言之綦详,其著论亦有精语”(14)。日本山本信有也说:“俗士辈往往帝唐奴宋”,“方万     

我国《商法通则》立法中的几个问题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商法学界基本达成了制定《商法通则》的共识,并启动了相关的基础研究工作。但在相关基础研究尚显不足的背景下,不少学者在进行《商法通则》的体系构建时还存在不少认识上的误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商法通则》立法时必须优先解决的以下几个问题加以阐释:商法的立法模式、《商法通则》的立法体系、《商法通则》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商法通则》所应确立的法律渊源。鉴于我国商法体系所存在的内在缺陷,我国应制定形式商法,尽管《商法通则》未必是我国形式商法的唯一选择,但确实不失为一种现实选择;同时,我们应以商行为为中心来构建我国《商法通则》的立法体系,并在立法中对商法基本原则与法律渊源予以确认,从而使其能担负其总纲性商法规范立法所应用的使命。     

论刘逢禄《春秋公羊解诂笺》之“匡何”与“从《榖》”

清嘉庆、道光以后,《公羊》学再度复兴,其中,刘逢禄是清公羊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公羊》学的复兴过程中,刘逢禄一方面以复古相标榜,以回到西汉何休对《公羊》义例的诠释为目标,另一方面,对《梁》也多有折衷取舍,甚至据《梁》来驳正何休之说,从而多少表明刘逢禄受到中唐以降“折衷三传”之《春秋》学风的影响。     

钢琴曲《梅花三弄》的中国民族风格

古曲《梅花三弄》原为晋桓伊所奏之笛曲，传说由唐颜师古改编为琴曲，是中国著名十大卉曲之一，又名《梅花引》、《玉妃引》，是中国传统艺术中表现梅花的佳作。古琴曲谱有广陵派据《焦庵琴谱》所奏的“老梅花”与溥雪斋所奏的“新梅花”两种。     

历代帝后的合葬及其类型——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

三、隋唐五代时期经过长期的南北分裂,至隋,中国重归统一。古代礼制自秦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文帝时,可谓开一代唐制之先。《隋书·礼仪志》云：“高祖（文帝）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而唐初所谓“贞观礼”、“显庆礼”等,则皆为“修...     

《魏官品》产生时间及相关问题试释——兼论官品制度创立于曹魏初年

《通典.魏官品》记载了曹魏时期的官职品阶制度,是研究中古职官制度的重要资料。由于《魏官品》中时有杂糅晋制的情况,以致人们对《魏官品》的产生时间提出了不同看法,甚至对曹魏是否实行过官品制度也产生了怀疑。依据史实,《通典.魏官品》的主要依据应是魏明帝太和三年颁布的魏《官品令》,同时还参考了时间稍晚的魏《甲辰令》。从《魏官品》的产生时间可知,曹魏初年就已创立了官品制度,且其时间最迟不出太和三年。因此,尽管《通典.魏官品》所本非一,间或亦杂晋制而言之,但其真实性和史料价值却不容置疑。     

《聊斋志异》与唐代传奇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作家提高艺术修养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摹拟前人的优秀作品。蒲松龄也曾采用这个方法来体认和吸收唐代传奇的艺术经验。他的《续黄粱》、《莲花公主》、《织成》、《葛巾》、《武孝廉》在唐传奇中有其蓝本。鲁迅先生说蒲松龄“抚古”、拟唐人小说,强调了蒲松龄学习唐代传奇的事实,揭示了《聊斋志异》的主要艺术渊源。蒲松龄自己在《聊斋自志》中也把《聊斋志异》比作干宝的《搜神记》,在《感愤》诗中把它比作洪迈的《夷坚志》,当他郑重地为该书命名时,用的也是唐人语汇:“志异”二字出于沈既济的传奇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