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视野下另类话语的生存空间——"双百方针"前《人民文学》另类话语的文本意义

"双百方针"之前的<人民文学>在保持其主流叙事的绝对权威地位的同时也兼容了另类思想话语的存在,体现在刊物中即是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边缘文本与允许这些文本刊发的编者们不合时宜的文艺思想.从另类话语生存空间的文本呈示、编辑视野下另类话语的存在意义和文学价值的时代镜像三个维度的分析来看,笔者从中发现:作者对作品干预现实的主观愿望,编者对作品审美多样化的渴望,读者对文本艺术的客观要求,构成了特定历史语境下文学艺术的终端价值.     

夹缝中的叹息--从话语主体的角度重读《桃花扇》

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本文力图从话语主体,即文本中的叙述者或抒情者角色和作家因素的角度,结合<桃花扇>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来揭示<桃花扇>这一历史剧创作主旨的本来面目.     

女性历史叙事与性别定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创作表明,有关历史叙述,女性写作以集群的方式表现出对历史再书写的兴趣,强烈的现代意识使她们与正史写作之间展开了反诘互动和探询,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突进宏大的历史叙事内部, 通过主体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去发现历史盲区,权力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这在<长恨歌>、<纪实与虚构>、<玫瑰门>、<赤彤丹朱>、<羽蛇>、<栎树的囚徒> 、<英雄无语>、<我们家族的女人>、<饥饿的女儿>、<无字>等作品中,其历史再叙述的文本意图都十分鲜明.除了作家的创作个性,这些文本还显现出某些叙事策略的相似性.历史、时间与性别相互缠绕纠葛,在时间的幻境中体验女性性别符号化的历史悲剧宿命,历史叙事的脉络绵延在女性对时间与性别敏锐的生命感觉中.     

巴金五十年代英雄叙事再解读——中国建国初期历史叙事论之一

巴金五十年代的英雄叙事,通过如对祖国、和平、人民等中心话语的认同,使其和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了同构性.这是巴金的英雄叙事之所以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和推崇的内在缘由.但在其同构的背后,他们赋予这些话语的意义却截然不同.巴金以其无政府主义中的某些理念,整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并置换为自我意义上的话语,这又使巴金的英雄叙事具有了异质性.巴金的英雄叙事的"异质同构",使其英雄叙事获得了独立的美学品格,这表现为无政府主义文化视阈下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蕴涵着对于战争中的个体命运的关注.这一文学精神无疑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承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巴金的这一文化立场逐步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取代,并最终在全民失却理性的狂热思潮下,放逐了自我既有的异质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趋于"同质同构".巴金的英雄叙事既有的鲜明个性也失落殆尽.     

《狼图腾》:从沉默到宣泄以及"别一种另类"

长篇小说<狼图腾>引起轰动,是当下特有的文化背景及其创作的个性特征所决定的.姜戎独特的生命体验使他的文学理想未能汇入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洪流,而90年代以来文学的逐步多元化和文学激情的缺失为他的小说创作及其轰动创造了条件;作者从新时期前夕直到浮华年代用半生的心血去写狼,并且赋予作品"小说"与"立说"的双重品格,这种"别一种另类"的创作既是<狼图腾>成为优秀小说的重要条件,又是它难免欠缺的原因所在.     

寻找的启示——论"寻找"主题下卡夫卡与余华小说创作的异同

"寻找"作为现代主义重要的文学母题之一,卡夫卡和余华均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叙事.笔者就以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与卡夫卡的<城堡>为例,从寻找主体、寻找原因、寻找过程、寻找结果等方面,分析这两位作家在相同主题下创作的异同,深入挖掘其"寻找"的意义.     

大众传媒私密话语的叙事策略探析

作为一种新的传播现象,私密话语向大众传媒的扩张充分借鉴了文学叙述手法,采取了新的叙事策略。这既包括形式上的一种创新,也包括内容上的一种调整。形式上,私密话语采用一种口述实录体作业方式,利用双重或多重叙事视角,采取直接个体对应式话语和"场景"叙事。内容上,私密话语倾向于从宏大叙事转向微小叙事,从国家、民族叙事到家庭、个人叙事,从精英、主流叙事到大众、边缘叙事,从一元化、封闭叙事到多元化、开放叙事。具体体现在叙事主体由社会精英转向普通大众,叙事题材由主流话题转向边缘话题,叙述语言更加口语化、方言化。     

不同文化语境下新疆民族女性的独特书写

以中国女性文学的宏观视角对新疆多民族女作家的创作进行观照，可以看出民族女作家带着民族和性别的双重身份，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和书写魅力，即女性视角下的文化叙事；民族文化身份、女性身份的双重认同；凸显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女性话语空间。她们的书写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构成了共鸣、共振、相互丰富的关系，为中国女性文学领域增添了新的分支、新的文本，为学术界从新的角度认识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在主流意识形态制导下的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

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在全国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十七年文学的生产被纳入到了国家的政治轨道上来,文学也就从私人话语转变成了国家权力话语。这就要求作家的文学创作要自觉地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规范好的框架里,这就会使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政策内化到作家思想中,成为他们创作中的定律。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尽管其生成的文化语境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紧紧钳制着,但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努力下,还是获得了较大的文学成就。     

论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对村史的叙事

村史文学的发生历史可描述为:从80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80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90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村史叙事,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社会修辞学视域下的巴赫金对话理论研究

社会修辞学是当代西方修辞学的主流理论形态,该理论研究的基本命题是修辞参与社会构建,人们通过话语修辞活动传递信息、参与社会事务并进行社会实践与合作。巴赫金对话主义理论中有关话语的对话性、语境论以及话语意识形态的哲学思想蕴含着深厚的社会修辞学思想,在本体论以及认识论上给西方传统修辞学带来了理论给养,推动了当代西方社会修辞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基于此,从话语构建与阐释维度探讨了巴赫金对话理论所蕴含的社会修辞观,进而明晰社会修辞学的理论本质与内涵。     

关于中国语言学史的几点思考

中国古代语言学虽然是在经学中发展起来且为经学服务,但同时又是独立于经学的一门学科。其名称经历了由"小学"、"文字之学"、"字学"到"语言文字之学"的变化。中国语言学史很有分期必要,我们从"并观语言文字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在环境,以各个时段的主流语言运动为参照点"这一标准,将其分为五段。     

宏大话语与卑琐现实的喜剧：论残雪先锋派时期小说

残雪早期的先锋派小说在反讽的向度上有力地揭示了宏大话语与现实的错位,从而凸显了个人与群体的交往困境。从1980年代中期的《黄泥街》[1],到1980年代末的《突围表演》[2],到1990年代初的《思想汇报》[3],残雪的小说话语始终以主导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观、绝对叙事来处理空洞、错乱的日常事件——《黄泥街》描述了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群如何生存于华丽而虚拟的主流话语中,《突围表演》记叙了街坊邻里如何在高尚话语的框架里将现实世界设立成趣味盎然的卑琐现实,《思想汇报》则书写了个人幻想如何以崇高话语虚构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展示了荒诞不经的人际关系。     

贝茨小姐言语中的话语角色研究

在Jane Austen的小说《爱玛》中,贝茨小姐是个话匣子,她在与他人对话中不停地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并不断地把自己的话语角色从“说话者”转换成“传递者”“代言者”或“传声筒”,并经常把言语接受者的话语角色从“受话者”转换成“观众”或“旁听者”。贝茨小姐言语中的话语角色转换是贝茨小姐用来保护面子的礼貌策略,也是Austen用来塑造人物、叙述故事和营造喜剧气氛的写作技巧。     

从《人民文学》看“先锋小说”的政治性

1987年《人民文学》和《收获》集束刊登了先锋小说,这预示着先锋小说在当代大陆文学中有了一席之地。从梳理和分析《人民文学》的刊登动机入手,揭示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意识形态性：它们是作为“多元化”的“一元”被纳入的,同时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地位的象征。     

译者话语权的重要性及其建构

译者缺失话语权是不争的事实.主要体现在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材缺乏主动权,翻译方法受到主流思想的束缚以及翻译理论研究缺乏创新等方面.这可以归因于翻译作品原文化的强势、原作者的强势、国内外翻译理论的强势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论述了译者话语权的重要性,分析了译者话语权缺失的原因,探讨如何在翻译领域建立译者的话语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中的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意识形态是话语的思想内核和价值基石。中国的话语权，实质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因而研究和关注中国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就是话语权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面对该论题，需要超越“传播学研究范式”，以“实践学研究范式”优先，在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实践为抓手的基础上，进而达到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展现主流意识形态魅力之目的，这是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设研究需要努力开拓的新视域。     

“宗族史”与“社会史”的衔接：论《一千八百担》的叙事意识

吴组缃的小说代表作《一千八百担》通过叙事时间的精心设计,将＂宗族史＂和＂社会史＂相衔接,对于宗族社会的叙述由此获得了历史性,显示了20世纪30年代宗族叙事的发展趋向,即以大家族的生活和历史来揭示＂时代与社会＂的趋势,演绎社会发展的＂规律＂。置于现代文学以来宗族叙事历程中考察,可以籍此感知时代思潮与文学叙事之间具体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