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理论视域下《长日留痕》的解读

创伤理论是弗洛伊德早期理论研究的核心,创伤指某些人对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该理论在20世纪末被广泛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长日留痕》是石黑一雄的代表作,描述了战后英国管家史蒂文森对于自己往日创伤经历的回忆与反思。该文学文本描述了创伤经历的产生、延续和修复的三个阶段,以及史蒂文森对过去经历的梳理和逐步建立的与外界的联系使其成功实现创伤修复的心路历程,而该经历对于创伤修复来说富有借鉴性。     

创伤记忆书写与自我灵魂救赎———解读《血色昏黄》创作与修改中文学与历史的复杂纠缠

通过对《血色黄昏》三个版本的详细比较,文章论述了其创伤记忆书写的意义（自我心理创伤疗救;历史启蒙、“引起疗救的注意”）、创伤记忆书写的方式（十分浓厚的私人化色彩和无拘无束的自由叙述）,长期无法出版的原因（意识形态与文学成规）和出版后的巨大轰动（实现了治疗心理创伤的巨大功能）以及小说在忠于记忆（治疗创伤）与忠于历史（历史见证）之间的犹疑。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血色黄昏》的创作与修改是一个矛盾体,其边缘缠绕着文学治疗与历史见证、历史档案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就创伤记忆书写及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见证文学及其记忆的真实性这些纠缠在一起的复杂问题而言,《血色黄昏》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研究文本：它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一代人对历史创伤的真实记忆,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走出创伤记忆的艰难历程。     

掠过心上的影子?--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欲望号街车》中的创伤研究

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作品《欲望号街车》运用了大量的创伤描写,展示主人公布兰琪遭受的创伤形成、创伤症候及失败的创伤复原。田纳西在创作中也对自身伤痛进行记忆整合得以创伤复原进而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同时也进一步强调出心理创伤对个体的危害。     

创伤理论视阈下马拉默德创作研究

美国犹太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在创作中整合了个体创伤、集体创伤和民族创伤。他以犹太民族作为载体,对人类苦难进行深刻反思和构建。在创伤书写中寻求修复创伤、改善社会的途径。他作品的艺术魅力也在民族性与普世性中绵远流长。     

破碎、退化与整合——从《浮现》和《白色旅馆》看创伤小说的叙事结构

创伤事件导致固结与强迫重复的心理现象,叙事难以抵达创伤心理的真实状态,然而,叙事是创伤疗愈的必经之路。阿特伍德的《浮现》和托马斯的《白色旅馆》讲述了女主角所遭受的性、性别和国族身份方面的伤害事件。描摹主角所经历的破碎、分裂、退化和重新整合,是创伤小说普遍采用的叙事结构,这既模仿了创伤心理的固结与强迫重复机制,又通过破碎、分裂与退化的意象重新赋予创伤事件意义,使之变得可以理解,并可能疗愈。     

历史的记忆化书写——《刽子手之歌》创伤叙事研究

诺曼·梅勒的非虚构小说《刽子手之歌》以客观超然的笔触，真实记录了美国犹他州死刑犯加里·吉尔摩的人生历程和犯罪受审经过。本文通过分析作品中历史的记忆化书写，透过历史场景、细节脉络和创伤记忆反观个体创伤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揭示流淌在小说情节中的创伤本原，探讨创伤叙事呈现生存之原本状态与创伤之未知面貌的技巧问题，及其引导读者透视自我、整理记忆、反思当下的价值作用。     

伊萨克·迪内森作品中的创伤体验与叙事治疗

伊萨克·迪内森被誉为《一千零一夜》女主角的现代版,是叙事疗伤的典范。她基于自己真实的创伤体验,塑造了彦斯、裴勒格琳娜等众多自我分裂的创伤受害者形象,书写了个体分离性创伤体验。通过重述人生故事,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重构创伤记忆,形成一个新的、更有力量的故事,从而重建自我,治疗心理创伤。     

感受“他者之痛”——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视野中的创伤话语分析

印度学者维娜.达斯在以哈桑.曼陀小说《打开》为例分析＂他者之痛＂的文学想象时,引述维特根斯坦《蓝皮书和棕皮书》中的片段为＂感受他者之痛＂的伦理呼吁提供某种哲学支持。＂他者之痛＂的论题在维特根斯坦的代表著作《哲学研究》中得到了更为充分、深入的探讨。《哲学研究》在反驳私人语言和私人感觉等概念时指出：疼痛并非纯粹内在的和私人性的感知,唯一能够为疼痛概念提供同一性依据的是主体间的语言游戏。与此相似,创伤也不是＂不可言说＂和＂不可沟通＂的私人经验,即使受伤者对创伤陷入沉默和失语,也仍在向我们言说,也不能阻止我们去＂感受他者之痛＂。     

自我的救赎与主体的迷失--余华创作的一种解读

余华小说创作以《在细雨中呼喊》标志着一种转向,其前后作品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与审美趣味。一个作家在短短的创作生涯内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次大断裂,是值得思索和探究的。经过仔细审视和分析,可以发现余华前期作品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的精神救赎,是对童年时代创伤的疗救,起始多是以幻想的、夸张的、闪闪烁烁的方式,至《在细雨中呼喊》因赋予具体的生活细节而成功地实现了自我疗救,其后的创作则因主体性的迷失而使其作品徒具形式的迷幻与语言的狂欢而失去了动人心魄的力量。     

论《解剖课》中菲利普·罗斯式嘲讽

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在其力作《解剖课》中广泛使用嘲讽艺术手法。在《解剖课》中,罗斯借祖克曼之口不仅讽他而且自嘲。这种罗斯式的嘲讽渗透着黑色幽默,体现了个体性格与社会中的悖论,在该悖论阈限之下,个体与社会呈现出一种病态。如小说标题"解剖课"所暗示,罗斯式嘲讽意在解剖自身与社会,希冀人们关注个体性格与整体社会的病态,并予以积极疗救。同时,罗斯通过嘲讽式写作来纾解作为一名作家的痛苦与愤懑。     

被浪费的人生--《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先生的情感真空

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在他的第三部小说《长日留痕》中塑造了一位典型的传统英国文化熏陶下成长并老去的英国管家,这个角色的成功为他赢得了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本文将从小说主人公史蒂文斯的情感世界入手,探讨在刻板的职业操守和尊严的束缚下,他如何一步步丢失作为人基本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度过了看似丰富实则被浪费的人生。     

论石黑一雄小说中的义利观

道德是石黑一雄小说引而不发的文化印记。义利之辩是解开石黑一雄小说人性迷思的理性线索，也是其文学演绎中含而不露的创作旨归。小说《我辈孤雏》《长日将尽》《浮世画家》的共通主题渗透着作家对利益与道德间逻辑交互的理性观察与立场阐发。孤儿班克斯的身世之谜、管家史蒂文斯的职业之困、画家小野的择婿之忧背后，不仅是对重利盘剥、奉主忘己、射利沽名等道德危殆、伦理错位的修辞投射，也是石黑一雄对殖民语境下人类社会正义赤字、情义失衡、道义博弈的道德警示。总之，石黑一雄小说中的义利观始于恻隐之心，敬于契约之道，终于家国大义，书写路径呈现出跨文化的动态间性特征。     

陈染小说的女性书写

陈染以其“个人化”的写作透视现代女性的“私人生活”,深邃、犀利的笔墨书写了她们成长过程中的童年阴霾、生命的残缺与创伤性情结以及女性在现代语境中的困境与抉择、自我突围的孤独与痛苦,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深邃和女性不可能在父系文化内寻求自我的完善与理解的性别困境,昭示女性的真正力量在于既斫斩自身命运的荆棘,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以女性沉静、内省的自我观照思悟作为人的价值,折射出一种时代意识和女性主义思想维度。     

《长夜漫漫路迢迢》中爱与恨的情感交织--用荣格原型理论解读人物关系

《长夜漫漫路迢迢》是尤金·奥尼尔的一部自传性家庭悲剧。剧中家庭成员间的爱恨情感相互交织。文章以爱与恨这2种情感为主线,分析剧中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之间爱恨情感的具体体现,并以荣格式原型的心理学为理论依据,探究剧中人物产生爱与恨情感的原因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悲剧意义。根据荣格原型理论,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的存在影响了泰隆夫妻间的关系;个人无意识的存在则影响了他们与自己2个儿子间的关系。     

黑白之间:《琼斯皇》的创伤叙事与族裔想象

在《琼斯皇》中,显在的黑人叙事主体与隐在的白人作家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创伤主体的转换机制。基于黑人的个体创伤经历及苦难的奴隶历史,奥尼尔将琼斯塑造成一个表现种族创伤的经典形象。在此基础上,奥尼尔以仪式作为建构创伤之文化媒介,揭示了族裔融合过程中的结构性暴力。究其根本,奥尼尔的创伤书写是与爱尔兰裔白人的创伤情结相关联的,反映出少数族裔群体在种族主义阴影下的生存焦虑。在美国社会的主体框架下,奥尼尔以非裔黑人的种族创伤为叙事起点,而以少数族裔的合理诉求为最终归宿,彰显出族裔作家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与忧虑。     

从创伤理论角度解析《第五屠宰场》中的主人公形象塑造

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代表作《第五屠宰场》是作者以自己在战争中的真实经历为题材的反战小说,小说中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战斗英雄,也没有美好品性的基督教徒似的人物。在创伤理论的关照下,小说的众多人物形象,尤其是主人公比利以及兼具作者和叙述者双重身份的库尔特都表现出亦真亦幻的特征。冯内古特的创作过程是再现创伤的过程,努力克服创伤的同时又必须接受创伤。这种独特的创伤写作艺术,揭露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伤害,印证小说的反战主题。     

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与创伤记忆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运用戏剧语言呈现了那个时代的创伤记忆。由于创伤无法通过惯常语法被感知或言说,戏剧作品充当了创伤的脚本,戏剧舞台也成为演绎创伤的场所。莎士比亚通过一系列创伤人格的塑造,揭示了人物与空间、时间和自我相疏离的心理现实。通过对莎士比亚戏剧元素的解读,可望揭示那些被压抑的无法进入历史和语言的特殊记忆,还原一个更完整的时代风貌。     

《国家习俗》中的物化现象探析

伊迪丝·沃顿的小说《国家习俗》通过对女主人公安蒂身处物化社会,其婚姻、行为模式均被物化,以至疏离传统而失去归属等叙写和描述,表达了作者对物化社会的批判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眷恋。     

“残缺的爱”——《喜福会》“创伤性记忆”的心理学解读

《喜福会》中人物的“创伤性记忆”贯穿小说始终,不同程度地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物的行为模式及命运归宿.从精神分析心理学角度解读小说中四对母女的“创伤性记忆”及其应对机制,并注解了人物的行为模式:她们施与彼此的爱是“残缺的爱”.同时,深层次挖掘了人物“创伤性记忆”投射出的隐喻内涵:人物的创伤体验影射了在文化夹缝中生存的华人群体的“集体创伤性记忆”;也进一步升华出小说这种文学再创作形式也是作者谭恩美人生伤痛的再现与治疗过程.     

爱情与艺术人生的思索——狄金森《我的生命——一把上膛的枪》主题论析

以《我的生命——一把上膛的枪》这部狄金森较具争议的诗歌作品的文本为据,从意象分析入手,联系诗人的生活及其创作体验,对该诗多重的思想主题作一评析。指出诗中的核心意象＂枪＂是诗人爱情与艺术人生的隐喻,它折射了狄金森的婚恋观及其对女性包括她本人从事文艺创作之困境的思索。对狄金森而言,爱意味着孤独,而文艺创作则是一种＂殉美＂体验,一种应该远离世俗物质诱惑的精神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