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决策的互动关系——以伊拉克战争为例

研究美国国内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的互动,不仅可以看出公众舆论是如何发挥影响的,影响程度如何;更重要的是可以发现政府如何利用媒体优势影响和操控公众舆论,从而为自己的对外政策服务。本文主要论述伊拉克战争前后公众舆论与美国政府决策间的互动关系,解析在对伊政策问题上,政府对民意的重视和引导,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决策的约束和调节。     

美国对台政策中的公众舆论因素分析:以1958年台海危机为例

选取发生在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为案例,通过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台海危机的具体决策过程的细致考察,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公众舆论在美国对台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在危机爆发的最初阶段,公众舆论对台海危机可能引发中美之间的战争的高度担忧,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台海危机的难度加大,不得不将重点之一放在平息和引导公众舆论方面。危机的第二阶段,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寻求避免因沿海岛屿问题而卷入冲突的解决之道;最后阶段,艾森豪威尔决定派国务卿杜勒斯亲赴台湾,以公众舆论为主要理由之一,最终压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收缩兵力,并保证今后不主动挑衅大陆。     

论冷战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中的公众舆论因素

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美国对外政策政治学里最重要的课题.美国作为民意调查最频繁的国度,公众舆论被看作人权外交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分析冷战后公众对中美人权问题的态度及形成这种态度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公众舆论与人权外交的互动关系.     

变化中的日本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以小泉内阁时期为中心

日本外交决策的国内政治过程,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孕育着内在结构的调整。选举制度改革所导致的公众舆论角色的重新定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在改变决策运作方式、影响决策进程以及成为政府政策动员的工具上,公众舆论均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公众舆论的角色作用为日本实现以政策之争为中心的政党轮替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探究日本外交政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了重要视角。但也必须看到,处于政治转型期日本的公众舆论有被决策精英民粹主义操纵、并由此引起对外关系中情绪化的一面。     

战后日本构建公共外交体系的路径、成效及困境

近年来,公众舆论对国家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不断增加,各国政府普遍开始重视公共外交。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为公共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撑,积极加强公共外交也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路径之一。战后日本采取的公共外交诸举措,赢得了海外民众对其的认可和好感,成为有效凝聚新的国家认同的有效手段,并对塑造国家形象与提升国家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党与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二战后 ,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一国外交的影响加强。利益集团介入国家外交决策日增 ;而政党在战后的新发展和新特点也对国家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政党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倾向和观点构成了美国外交的思想基础     

应急决策需要政治传播的正能量

为研究应急决策中政治传播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影响,通过案例和情景分析,对政治传播的现状、问题和途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应急决策是危机管理的核心和关键;信息传播的管理,尤其是政治传播,对应急决策至关重要;危机中的政治传播是为了说服公众、引导舆论,化解矛盾,在本质上是一种论证的技能.因此,应注重话语体系和修辞模式的重建,不仅要让人“听得到”,更需要让人“听得进”;政府与媒体应积极争取话语权,说明真情、表明态度,努力争取公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不管是互信还是他信,都要立足于公信.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新闻政治功能的演变与发展

本文从议程设置、外交决策、国家形象等方面探讨了国际新闻的政治功能.作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新闻是政府、媒介和公众议程设置的对象和工具,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之一,也有助于外交决策的透明化和国家形象的提升.     

舆论、外交与国际关系:汉斯·摩根索舆论观解读

随着时代的发展,舆论在政府的对外决策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在《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中,摩根索主要从世界舆论和公共舆论两个维度论述了二者对外交决策的影响。重读经典现实主义大师的舆论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判断和应对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居于次要决策地位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外交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交融 ,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不仅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还逐渐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外交的“锚与舵”的发展趋势。结合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分析国会在外交领域日益凸显的作用 ,我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应有相应对策     

论外交活动中的个体——角色、功能与优化

外交决策和外交活动的主体是个人。一国执政的领导人、具有权势和影响的政治家,还有国际国内的其他重要个体,在外交进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实现外交目标的重要国际政治资源,有着自身的活动特点,应该开发和利用个体因素的国际政治资源,使其功能最优化,同时应加强对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     

新保守主义与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

新保守主义是美国当代政治思想流派中最活跃也最危险的一支,对冷战后美国外交决策包括对华政策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尽管新保守主义重视实力、强调意识形态的外交理念本身具有明显的内在逻辑错误和致命缺陷,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新保守主义仍会对美国外交决策和外交实践产生影响。     

媒介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过程及模式研究

在诸多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因素中,媒介舆论是最能诱导、鼓动或阻碍决策过程的因素。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介舆论对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是一个多棱镜式的全方位透视过程。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政治文化传统、习俗、公民媒介素养等因素构成了媒介舆论影响决策的外在环境,而媒介管理体制及媒介环境则构成媒介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内在要素。媒介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过程和模式取决于媒介语境,而媒介语境的产生与权力的运行密不可分,政治制度对媒介体制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政治对大众媒介的影响和控制上,而媒介的所有制则是媒介体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政治体制决定了媒介、政府和公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媒体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与影响——兼评中美关系中的媒体因素

媒体是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各因素中较为显著的一个。在美国国内 ,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或合作。媒体既有监督、揭露的一面 ,又有被利用、控制的一面。在外交决策中 ,媒体通常扮演的是设定议题、议程 ,影响舆论和政策推行工具的角色。在中美关系中 ,由于种种原因 ,媒体的消极作用较为显著 ,需采取一定措施加以改变     

韩国朴槿惠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的调整及其影响

朴槿惠执政以来,韩国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出现了显著变化,深化韩美战略同盟关系、探寻韩朝关系"新路径"、推进韩国与中俄战略合作、策略性"制冷"对日外交是其战略调整的突出表现。此项调整主要受国际体系、国家和决策者三个层次性动因的综合影响: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的渐变、信任性国际机制的缺失、韩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现状、国家利益的现实需求、国家行为的舆论驱动、朴槿惠决策集团的外交理念及朴槿惠个人的文化情结等因素共同制约着韩国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的最终指向。总体来看,朴槿惠政府正在探寻韩国东北亚外交的"黄金分割点",以使韩国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利益,其对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中国产生的影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20世纪西方大众政治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交的影响

20世纪里 ,西方大众政治对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方式和外交操作方式始终有着广泛、深入的重大影响。无论在自由民主制国家 ,还是在法西斯极权国家 ,大众政治都是决定外交和战略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而也是决定国际政治及其变迁的主要因素之一 ,尽管它在这两类不同国家的存在形式和作用形态很不相同。在大众政治引起的“外交革命”之外 ,对外政策的一项新手段———国际宣传以及在 2 0世纪尤为盛行的国际颠覆 ,也与大众政治密切相关。然而 ,不能忽视在自由民主制国家 ,政府和公众舆论的关系还包括前者往往影响和操纵后者 ,而“外交革命”在其消极意义之外还有其积极意义。     

关于西方国家公众外交的几点比较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中引发了一场新的革命,以推动观念、心灵和价值观为目标的一种新的外交方式———公众外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经济、政治、文化不同的国家在开展公众外交方面各有不同的特点,本文回顾近年来西方各国公众外交的政策及活动,对这些国家公众外交的特征和差异进行了归纳和比较,希望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公众外交提供一些借鉴。     

公众舆论嵌入国家外交的理论演绎与现实张力

公众舆论对国家外交活动的影响,一直是国际政治学和传播学等学科探讨的焦点议题之一,并形成了不同的舆论观念和研究范式。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流学派,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公众舆论嵌入国家外交的理念分野,便是其中代表。自由主义把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认为国家的外交活动应当尊重并顺从公众的意见,积极吸纳公众的参与;现实主义更加关注权力和利益的作用,认为公众对国际事务"无知""冲动"和"少见多怪",在国家对外活动中经常"帮倒忙",所以国家要努力规避公众舆论介入外交活动的风险,尽量减少干预。从实践层面观之,国际话语生产的现实逻辑及自媒体时代宏大叙事的吸睛能力式微等因素,亦使得公众舆论与国家外交的"亲密联姻"充满着现实张力,值得深入研究。     

中国学界的外交决策研究文献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决策研究开始起步以来,中国学者在该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学者们主要在分析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内外因素,构建外交决策的模式和理论探索,深化中国外交动机及危机决策的研究,以及注重微观实证和个案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后真相”与“假信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的新动向

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调整了战略重点,试图将抗击外国政府发动的信息战确定为新的战略目标,并采取了若干对策。这一新动向是美国公共外交机构在国家安全观念及国家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背景下,基于社交媒体重构社会信息系统、加速"后真相"效应的判断做出的决策。美国认为,外国政府将信息武器化,借助大数据和弱人工智能技术以更低的成本在网络空间散布误导性信息、捏造事实或选择性的数据等"假信息"来操纵舆论,同美国展开权力竞争;而社交媒体因其技术特性,在提高信息传播速度、扩大意见和观点数量的同时,也强化了公众接收信息的认知偏见,加剧了"诉诸感情与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后真相"效应。日趋复杂的信息环境叠加"后真相"效应令美国更难以向目标公众呈现有关美国的真相。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竞争的支点,试图通过强化对信息/网络领域资源的调动能力,回击外国政府发动的信息战,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美国。但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所信奉的"美国优先"核心政策理念及其本人罔顾真相的言行损害了美国公共外交长久以来奉行的准则,制造了推行这一目标无法回避的困境,也削弱了美国公共外交宣称"真相"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