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及其实践

唐末五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因子以及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以礼的价值标准重建宋代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思想共同铸就了张载关学的礼学特色。而张载的礼学不同于先秦秦汉的礼学,他把“礼”由形而下之器,发展为形而上之道,以此作为宋代社会与国家秩序重构的哲学依据。张载不仅对礼进行了形上的研究,而且受到其经世思想的影响,曾尝试在民间推行礼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民风民俗。     

荀子与张载之间:礼学的主要倾向及其现代价值

荀子和张载都重视"礼",他们所讲的"礼"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特点。从"天人二分"的思路和对现实人性的关注出发,荀子认为礼出于"伪",是圣人的制作,是对人性之"恶"的对治,并注重礼从政治制度建设到社会规范和个体道德行为的养成,具有侧重外在行为规范的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从"天人合一"的思路出发,张载认为礼本于"理",是天道本然的体现,是对人性之"善"的成就,并注重礼从个体道德的修养到社群行为规范和国家制度的完善,具有侧重道德自我约束的较为浓厚的教化意味。荀子和张载对"礼"的理论认知与建设理路,对当今治国理政和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庄子的礼学思想

庄子反“礼”是自司马迁以来学者们的共识。但礼作为一个深度结构概念，是“礼质”与“礼文”的复合体，庄子对礼的态度是与礼的深度结构相对应的。他反对世俗之礼即在礼的外在形式层面上对礼持否定态度，但在礼的深层结构“礼质”的层面上，则肯定了礼学中的顺从精神，张扬了礼的秩序意识，认为礼中的尊卑秩序与宇宙秩序是一致的，是大道之序的人间表现。     

论李光地的礼学思想

李光地礼学在继承儒家礼学传统的基础上,主张顺应社会形势,合于人情,同时保存古礼精神,回归"缘情制礼"、"礼以义起"的礼学思维.李光地不仅阐发"礼义",而且注重礼器之用,这表现在他的个人伦理道德修养上,也体现在他的社会教化活动中,由此真正将"天道性命"落到了实处.这样,李光地礼学兼顾了礼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丰富的现实意义.     

论孟子的礼学思想

孟子是一位精通礼的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辨礼义,为僵化的等级性礼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在他的两种"敬"的学说中,敬不是单向性的义务,而是上下之间共同遵守的准则,他强调礼的本质高于形式,高扬了人的道德自觉意识与生命意识。     

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但其礼学思想本质上是实学,具体表现为礼之践行层面。王阳明礼之践行思想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崇礼：开口向人谈古礼;解礼：阳明认为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习礼：导以德而训以学;修礼：慎独先行与正心修礼;践礼：动容中礼与礼简易行。阳明礼学思想中的解礼、崇礼、习礼、修礼、践礼五个层面最终是为了礼之践行,凸显了阳明礼学思想的经世致用性与实学特质。     

论《文子》的礼学思想

《文子》具有丰富的礼学思想,对礼的起源、本质、作用及礼的弊端、制礼的原则等都有独到的思考,其礼学思想上承老子,下启庄子,是先秦道家礼学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文子》认为礼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末世的产物,其本质在谦和敬。礼与德、仁、义一起构成圣人治理天下、统御万物的四种手段,但道德是本,礼是道德派生出来的,对于治理天下来说,是末之又末的手段,其作用仅及于一乡的范围。末世不可缺少礼,但礼破坏了人美好淳朴的天然本性,礼的出现带来了诈伪。制礼应该遵循简单易行的原则,因人情而制,因时变而制。     

张载“以礼为教”思想的理论定位及其历史影响

为了解决佛老思想冲击下儒者的“入德之途”的问题,张载提出了屡被史传称许的“以礼为教”思想。该思想在深化其修养工夫论的同时,亦从理论深层使其天道性心的哲学总纲更加完善。从历史影响上看,它开了关学“躬行礼教”之宗风,对后世的儒家伦理在社会层面得以广泛推行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参照。     

论张载的人性说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气质之性则由于秉气的刚柔、缓速而具有善恶混的特性,这是多数人所具备的。人只有通过“善反”、“成性”和“知礼”的途径来“变化气质”,才能实现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张载的人性说将超越本体的道德价值与人性的现实层面统一起来,拓展了对人性问题的阐释空间,成为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基础。     

论礼的有意味的形式--以荀子的饰论为例

礼是荀学的核心观念.荀子从礼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两个方面论证了礼的合法性依据.礼的外在形式具有缘饰人性的功能,它既可以满足人性对审美的欲求,又符合政治生活中辨异目的.通过对礼义的学习,以及礼对人恶劣情欲的抑制,在逐渐积善和化恶中,促使人的气质发生变化,从而使理想人格得以养成.     

朱熹礼学思想建设的启示

朱熹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的历史环境下又一次回应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礼教思想,决心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其礼学思想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礼学思想建构的特点能给当代儒学复兴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礼不远人,人能弘礼;礼学思想需要哲学的突破;礼是归宿;礼学的发扬需要经典文本的支撑与因时制宜.     

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见"礼"的内涵解读

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见"礼"不多,总共只出现四次,分别用在《清庙》、《大田》和《关雎》的评论中。笔者在考察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认为,"礼"在这几处评论中分别被赋予了"礼仪"、"礼制"、"礼制思想"、"礼治"、"礼俗"和"中和思想"等含义。《孔子诗论》通过用"礼"论诗,表达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但在具体论述时,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就诗论诗,较好地揭示了诗的内涵。     

论礼器的文化意义与哲学意义

在先秦礼学中,人们将世间的器物划分为祭器与养器两种类型,这是基于神圣与世俗两重世界的理论;而将礼器分为祭器与明器两类,则是依照存在人与鬼神的两个世界的理论。周人在死者的随葬品中,兼用这两种器具,正是灵魂禁忌潜在地表现出理智与情感两种矛盾的反映,礼的器具下蕴含着深刻的礼意。礼意依存于礼器的朴素思想,开启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道器关系的沉思。     

礼乐百年而后兴（上）——礼与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构

为了消弭因明清更迭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满汉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寻找适合新政权掌控的有效治理模式,清统治者经过一番艰难抉择,逐渐意识到礼之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遂对传统礼文化加以新的审视,进而从思想和制度等层面进行了探寻和制作。经由顺、康、雍三朝的酝酿,至乾隆朝而形成规模、系统,其影响则一直持续到清季。清廷的此一取向,既缘于其政治文化治策调适和君主专制集权强化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制礼作乐”理想之治的新尝试。其利弊得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镜鉴。     

礼乐百年而后兴（下）——礼与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构

为了消弭因明清更迭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满汉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寻找适合新政权掌控的有效治理模式,清统治者经过一番艰难抉择,逐渐意识到礼之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遂对传统礼文化加以新的审视,进而从思想和制度等层面进行了探寻和制作。经由顺、康、雍三朝的酝酿,至乾隆朝而形成规模、系统,其影响则一直持续到清季。清廷的此一取向,既缘于其政治文化治策调适和君主专制集权强化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制礼作乐＂理想之治的新尝试。其利弊得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镜鉴。     

反思与再造：宋代士人对礼治与制礼的讨论

宋代官修和私修礼仪文本的繁盛,其背景是宋代士人对礼治的深入讨论,大概包括史鉴和内涵阐发两种取径,前者侧重于从历史事实中发掘礼治之于国家统治的意义,后者则侧重于阐发礼的内涵与外延,虽然有上述不同偏重,但都指向礼的功能和实施手段,即如何把束之高阁的经典运用于现实社会等问题。依时而制礼是经典从文本通向实践的前提条件,如何订立切合时代需要、贵本而亲用的礼文是积极推行士庶礼仪的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宋代士人在检讨此前礼仪制作得失的基础上,对礼仪文本的改造之法也展开了讨论,尤以朱熹的观点为重,提出整体改造、上下有序、吉凶相称,考订节文度数、推明其义等诸多准则或方法。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转向

哲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其基本问题的不断转向,即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古代本体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存在为何物的问题,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把握存在的客观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把握存在的方法论问题.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转向,必须立足于实践,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