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初探权利位阶问题

整个法律体系中存在着各种权利，在相互交叉重叠中不免出现融合与矛盾，各种权利的类型不可能得到均等的保护，为此权利体系中存在着一定的权利位阶。本文着重从网络人肉搜索的言论自由权与隐私权的矛盾冲突的案例中初步探析权利位阶问题。     

权利位阶在中国司法中的运用与克制

权利位阶讨论在我国学界的兴起与我国民法20世纪80年代强调义务本位,90年代回归权利本位的学术大环境相映成趣。权利位阶理论对于立法、司法均有重要作用。立法将立法者业已形成的价值判断通过法律进行固化。权利位阶理论在立法层面的运用多体现在立法过程中和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形成中,其在司法层面的适用可根据是否有法可依分为在法律解释中的适用与在个案平衡中的适用,适用中要保持克制。在现实中,通过对立法目的解释的充分尊重,对法律解释中得出的结论谨慎类推,对个案平衡得出的结论原则上仅适用于个案等多种途径实现权利位阶在司法中适用的克制。     

权利话语在司法裁判中的局限性探析

权利话语在司法裁判中具有不确定性,具体包括权利存在与否不确定以及权利与利益诉求之间的对应性不确定。为降低权利的不确定性,应在立法中尽量使用明确的词语,并通过法律解释细化权利的内容。权利冲突是权利话语在司法中局限性的第二个表现,区分权利位阶与利益衡量是解决此问题的两种主要方式。权利滥用是权利话语的又一种局限,可以通过举证责任倒置解决此问题。     

“权利泛化”是一个伪命题

"权利泛化"意指一种缺乏法权基础的社会现象,兼具描述性和规范性."强权利泛化命题"主张权利泛化是一个伪命题,不仅因为它与权利膨胀、权利滥用以及权利冲突存在语义和语用上的区别,也因为权利泛化在正式法律场合不可能存在,而在公共辩论中也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由权利成本以及权利乌龙引发出的权利指责无论在道德还是政治层面都更难以对权利的内在价值构成挑战.每一次权利实践都是一次关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操练,作为一种警醒的权利泛化反而提醒我们要继续尊重和捍卫权利.     

权利克减的法理基础研究

"权利克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敏感的法律问题,也是法理学应当密切关注的论题,研究之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权利具有本位地位,但其不能如宗教一元神般神圣,而是可以克减的。权利克减以权利本身的相对性为可能性基础,以权利位阶和权利冲突的存在为必要性基础。但在权利本位与权利克减、权利克减与权利保护之间存在平衡问题,既要重视权利克减的现实意义,又须强调对其的必要限制。只有在法理学层面上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才能深刻理解权利克减的精神内涵,才能把握其目的和手段的正当性。     

论森林资源法上的权利与权利冲突

森林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并日益受到重视.基于森林资源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的核心是权利,森林法律规范设置了一组权利,形成森林资源法上的权利群,是森林资源法律制度的重心.如何妥善配置这组权利,适当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协调好权利之间的冲突,既是森林资源法内部和谐性的需要,也是森林资源法保障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和利用的客观需要.     

实践的权利和实践批判的权利

现实的实践活动是人的具体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实践主体有权利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方式,选择自己的实践活动。同时,选择即意味着多样性,意味着具体的实践活动不可能是完全合理的,而是有待批判、有待修正的。要规范人们的实践活动、实践权利,最好的办法是充分保证人们对实践进行批判的权利。但无论是实践的权利还是实践批判的权利,都需要合理规范,谨慎行使。     

论权利的伦理意蕴

过去的伦理学主要是义务伦理学,而社会伦理学可以看做是权利伦理学.在权利伦理这里强调权利优先于义务,道德权利是道德义务的前提.对于权利与正义何者优先的问题,应当具体考察,从社会伦理角度看权利优先于正义,而从普世伦理角度分析,普遍的正义优先于权利,这也是普世伦理理论建构的价值要求.     

私法视野里的权利限制

权利限制通过限制冲突中的权利,使多种权利得以和谐共处,而成为权利冲突的基本纠偏机制。权利限制并非权利的固有属性,而是外设于权利边界上的限制。权利限制使被限制权利方受有容忍拘束,相对方居于优先地位,并可成为侵权责任免责根据。在特定情形下,权利限制还可引发财产权属变动。权利限制也须被限制,这些限制包括遵守权利位阶的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等。     

从权利限制看不可克减的权利的价值功能

限制权利为确保权利实现所必需,克减是一种权利限制.克减应该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必要性,一些基本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克减;克减的价值功能是权利限制的价值功能的体现,而不可克减的权利不仅在形式上是克减功能发挥的纠偏机制,在价值功能上则是克减价值功能的具体体现和升华.     

人权保障与法治的形式品格

人权保障离不开法治,人权法治化势在必然。近来,国际学界出现了人权法治的政治正当化即民主实证主义的思路,人权实践中则出现人权法治国际化的倾向。我们必须看到,法治的形式品格决定了法治与人权之间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紧张关系。民主实证主义强调人权法律化的政治正当性,有可能忽略道德正当性命题;人权法治国际化因应人权的普世价值,但忽略了国家法治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因此,人权法治化是必要的,但必须谨慎对待。     

宅基地资格权的权属定位及其制度实现

宅基地资格权目前并无现行法上的规范表达和制度设计。对于资格权的性质,学界存在宅基地使用权说、剩余权说和宅基地分配请求权说等观点,但都无法全面体现资格权的制度价值。对学界观点进行梳理与分析,认为资格权应是具有可期待利益的成员权性质的权利,可赋予其宅基地分配请求权和受让权等权能,以保障农户基本居住权益。可完善资格权取得机制,构建资格权的登记颁证制度等,以便于资格权的制度实现。     

检讨我们的法律观

法律观是法制建设的首要问题 ,也是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从西方主要法学派别的角度看 ,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是实证主义的法律观 ,缺乏对法律道德价值的追求。而法律应当有自己的道德追求。现代法律观应当是一种权利本位的法律观 ,因此 ,法律应当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合理分配社会权利的权威性规范的总和     

我可以不证明我的亲属有罪吗--谈容隐权及其制度在我国的确立

我国法学领域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一些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制体系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有益于观照传统,维护亲情,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论大数据在著作权法保护中的冲突与协调

现代网络技术与科技手段使大数据的利用与传播打破了传统的交易模式,使数字时代的盗版行为成为不受时空限制的低成本行为,甚至可能以牺牲"创作"为代价换取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大数据资源法律救济保护的滞后性难题,引发了人们对大数据在著作权法保护中的冲突与协调的思考.为实现对大数据权利人的保护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目的,文章以大数据及其权属论争为基点,通过法经济学与法哲学的理论范式推演探知大数据的权属划分与价值收益,得出大数据适用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可行性结论.并借鉴大数据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法律框架下的经验与共识,解构大数据适用著作权法的助益与阻滞因素,从而尝试以设立"数据权"或与其他法律制度兼容的形式检验法学科学处理现代科学的技术理性,为大数据的法律保护提供更多可能性.     

论自然体权利及其保护

自然体权利能否在环境法中确认,是近几年来环境法学界一直探讨的话题。传统法学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从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理论否认自然体权利的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从人与自然整体性视角重新解读自然体的主体性地位,为自然体权利的法律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我国自然体权利在法律规范上的缺失,借鉴国外自然体权利保护实践经验,我国应以自然互惠原则、风险预防原则为基础,以代理制度、公共信托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为实践方式,注重自然体受到损害时的补救,提倡自然法庭,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自然权利观的中国方案。     

论美国传统冲突法的本土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冲突法的本土化经历了特色鲜明的两个阶段。斯托雷以其自然法理论为指引引进了胡伯的国际礼让说,奠定了美国冲突法的发展根基。在形式主义法学影响下,比尔以《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一次)》为主要载体,以既得权理论为根基,进一步发展了美国的冲突法。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应充分借鉴美国冲突法本土化的有益经验立足国情、引进创新,继承传统、与时俱进,理论先导、实践检验。     

高校教育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的冲突解析

近年来大量出现的高校学生诉高校的诉讼纠纷案件,其实质是高校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权利之间的争议,如何更好地用法律来规范和协调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关系已被提上日程.高校管理权和学生权利之间冲突产生的根源主要为传统学校教育管理的绝对权威,学生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的觉醒和提高,教育法制与教育体制存在缺陷.矛盾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学校管理权与学生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冲突.我们应多管齐下,化解学校管理权与大学权利之间的矛盾冲突.     

从公私法分类看我国司法观念之转变

深受"人治"色彩浓厚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的前苏联法学的双重影响,我国司法观念严重缺乏权利本位意识,迷信于权力运用而疏于制约,习惯于个人遵从而非保障,特别是没有反映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民主自由传统和责任效率观念,严重阻碍了我国建设法治国家及其法律文化的进程。因此,必须借鉴、吸收西方先进法律思想以转变我国司法观念,推动司法改革。而移植公私法的划分及其依存的法治观念、原则和技术,则不失为一种颇为理想的选择。     

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价值取向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首先必须在宏观上确立价值取向,即在不同价值产生冲突时应如何选择。具体而言,就是正义与理性、自由与秩序、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等价值冲突的选择问题。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坚持的价值取向应是一种总体上的价值平衡,即在合理化解冲突的基础上,朝着寻求价值目标和谐统一的方向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