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新明丽——五代词人李殉词的审美特质

李珣是五代西蜀花间词人中的一名重要作家.他的词风清新明丽,主要体现在白描手法、清新优美的意境、清丽自然的语言和清空善转的结构等四个方面.李珣的这种词风赋予了其词与花间风调有别的艺术风采,不仅为浓香腻粉的花间词坛增添了一道清新明丽的风景线,也因此奠定和确立了他在花间词坛乃至五代词史中的重要地位.     

论五代前后蜀词风

五代时期,前后蜀词坛创作兴盛,词人们效法温庭筠,其审美理想趋于一致,从而产生了中国词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花间派,形成了代表前后蜀词风的“花间范式”,对后世词的创作影响深远。既使“词为艳科”、“以婉约为宗”、“诗庄词媚”的词学传统由此确立,导致“本色当行”的婉约词成为千年词坛的主流;同时经过前后蜀词人对多种题材及风格的大胆探索和尝试,也有效开启了千年词坛风格流派多样化的端倪。     

五代词人李珣生平及其词初探

李珣是《花间集》中一位重要词人,他“土生波斯”,波斯即今伊朗,可以算是一位外籍词人。他的词所取得的成就,显示了他汉学功底的深厚和文学才华的出众,也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同样也凝聚着异域文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在《花间集》中,李珣词风貌独特。近人况周颐云:“五代人小词,大都奇艳如古蕃锦,唯李(珣)词以清胜”。近人李冰若亦云:“花间词人能如李氏多面抒写者甚鲜。故余谓德润词在《花间》可成一派而介立温、韦之间也。”确实,李珣词从题材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在《花间》词中别开生面,称得上是脂粉气中的一缕清风。     

晚清学者李慈铭的词学思想

晚清学者李慈铭的词论散见于著述中,长久不被人知。他以神韵诗学为理论基础,构建崇尚婉约含蓄的"格韵词说";词体认识上,区分诗词的不同文体特征,并对小令长调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均体现了他词论的独特视角。词人品评时更能体现词论的价值,一方面针对浙西词派之弊,系统品评了词坛名宿,表达了对南宋词的厌恶和对《花间》婉约词统的推崇;另一方面在咸丰年间继续推动纳兰词的批评,构成了清代纳兰词批评史中重要一环。这些丰富的内涵对我们了解咸丰词坛具有重要的意义。     

囿于花间又出于花间的冯延巳词

冯延巳作为唐、五代四位重要词人之一 ,其词风既囿于“花间” ,又出于“花间” ,其词在“花间”词风的熏染下 ,又于其题材中注入了一定的思想意蕴 ,于“花间词”绮丽婉媚的风格情调之外 ,表现出一种偏于幽冷哀惋的感伤情调 ,呈现出一种较为雍容雅丽的艺术品味。     

略论欧阳修词的乐观精神

欧阳修在北宋词坛上与晏殊齐名 ,他擅作小令 ,其词以较高的艺术性和风格的多样性雄立词坛。《采桑子》十首是词人晚年居住颍州时整理的自己在不同时期吟咏颍州西湖美景的一组词 ,词风清新疏隽 ,充溢其中的是作者的旷达情怀和乐观精神 ,一洗晚唐五代凄婉缠绵的词风 ,对后世词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冯延巳研究述评

冯延巳是五代时的词坛名家,他的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词史上的地位也很重要。文章从冯延巳的生平及其词的考证、冯延巳词的艺术价值、冯词在词史上的地位和冯延巳与其他词人的比较研究四个方面对冯延巳及其词的研究状况进行述评,以发现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有待深入研究的地方。     

温庭筠恋情诗词比较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诗人,又是词坛领域的“花间鼻祖”。温庭筠一方面抓住诗高度词化的特质并加以转化与创新,开创了“婉约词”的新天地;另一方面又坚持分体意识自觉进行诗词有别的创作,确立了他对诗词这两种文体的不同审美追求。温氏恋情诗是婉约词产生的基础和桥梁,又是词向前发展、不断完善的动力和催化剂。     

苏门词友及周邦彦崛起时间

词起源于隋,是民间流行的歌曲。入唐以后,在民间尤为流行。中唐开始有文人加入。晚唐五代已盛行。入宋则更盛。到元丰时,词坛已产生了许多好词和优秀的词家,而在元丰后词坛上影响最大的词家当属苏     

论龚鼎孳对清初词坛的贡献

龚鼎孳是清初词坛的早期代表。他早期填词取源《花间》,创作了不少婉媚蕴藉的令词,与词坛主流之云间派保持了相当的一致。但他又能突破云间派狭隘的理论主张,大量创作长调,不为“花间妩媚冶局限,导扬“稼轩风冶。历来不少观点认为：龚鼎孳填词带“稼轩风冶乃受阳羡宗主陈维崧的影响,实际上龚鼎孳使用长调、倾心“稼轩风冶的时间远早于陈维崧。而他对陈维崧的奖掖,更为陈维崧成为一代词宗奠定了根基。龚鼎孳对清初词坛有承前启后之功,为清词中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紫芝《竹坡词》初探

周紫芝是南北宋之交的重要文学家,其《竹坡词》既有对自己身世飘零的感叹、相思爱情的咏叹,也不乏流连诗酒、放情山水的闲情和偶露峥嵘的爱国豪情。他善于将俚俗口语和清雅意境完美融合,对“云”意象格外偏爱,词风清倩婉丽而不失坚韧。     

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晚清四大家推尊吴文英的词学主张及意义

晚清四大家推举南宋词人吴文英的努力是晚清词坛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吴文英因其特殊的风格在词学史上独树一帜,南宋末年颇受推崇,元明却默默无闻,清代前中期梦窗词逐渐显现,至晚清吴文英则被推为至尊的地位.晚清四大家长期校勘整理梦窗词集,对梦窗词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并有意用梦窗词的特殊风格影响、改变现实词坛的风气.     

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

从晚唐五代开始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和北宋中期围绕这一创作现象的批评论争,不仅涉及到词的创作方法和词史发展的方向问题,更对诗词体性的异同之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诗为词"在唐五代及北宋前期的创作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填词对诗歌句式句数及婉媚风格类型的趋同,而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相关评说则重在分辨诗词体性之异.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在强调词体之独立和本色的同时,也主张通过诗人句法来体现词中的情感力度和壮阔风格;而在演唱风格上则在宋代普遍流行的女音之外,追求声调高逸的男音色彩."以诗为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在唐宋语境中可以得到准确阐释,并可借此展现宋人词学观念的变化轨迹.     

试论唐五代词雅俗流变的轨迹

唐五代词,是探究词体流变必然追溯的重要阶段。从词史发展的角度看,唐五代词从敦煌民间的“曲子词,”到中唐文人的“长短句之诗,”再到花间的“诗客曲子词”、南唐的“士大夫之词,”这一连串概念环环相生的演进,表明词体在原生态时期,经历了一个完整的雅俗流变过程:先天俗质——初始雅化——雅俗并存——去俗从雅。其中,雅与俗的分合消长,成为推进词体衍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词完成了由唐至宋的过渡。     

朱敦儒词风探微

朱敦儒是宋南渡时期的重要词人,宋人汪莘曾将他与苏轼、辛弃疾并称为“宋词三变”,这个“三变”论从很大程度上是就朱词的风格而言。朱敦儒的词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概言之,朱氏早期词风以密丽和狂放为主,中期转为疏朗和沉郁,而清新与通俗则是晚期词作的主导风格。     

清人词体发生诸说检讨

清人根据各自对词体特性的认识展开对词体发生问题的探究与解说。从“学”而言,清人大体上将词体发生时间定在盛唐至五代,并认为词体由诗与乐府衍变而来。关于词体生成方式,清人主要有“文体代嬗”与“音律递变”两种观点,其中以“音律递变论”为主流观点。从“术”而言,清人探究词体发生问题的着眼点主要在文体和音乐两个向度。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清人注重文献实证,同时又能对不同视角的观点博观约取、汲异补正,显示出崇尚实证的学术路径与包容通变的学术思想。     

论张先词古今一大转变及“始创瘦硬之体”

刘熙载提出:"宋子京词是宋初体,张子野始创瘦硬之体",陈廷焯也曾指出:"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张先词的应社体性质,标志了词体从艳科应歌写作向士大夫生活写作的转向。在写作方法上,张先体也最早显示了词体的诗体属性,完成了由女性虚拟想像写作而为士大夫生活的真实写作,实现了由描写式向叙说式的词体句式转移等。张先体的"瘦硬",是在尊重词体别是一家内在规律之下相对而言的"瘦硬"。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词集的出现与词之主体风格的形成——试论晚唐五代词体演进的一个重要标志

早期词集的出现以及词集中凸显出具有鲜明个性的词人,是晚唐五代词史发展的重要现象。词集在编选过程中对于词之风格进行了归纳概括,并以词集名称揭示出来;词集编选体例上的音乐特征、对于歌词演唱痕迹的保存以及词人对于词的格律化的追求,强化了词的音乐特征;词集中所显示出的具有鼻祖风范的词人在取材、取象、用笔上的柔媚化,也从创作上决定了词的先天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