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中的地方技术组织行为研究

地方技术组织是地方政府为扶持本地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而设立的组织。受到职能、资源与机制的影响,该文提出了作为一种激励性合约安排的地方技术组织是准公共性组织的行为假设,通过对地方技术组织与企业创新活动的交易互动中显现出来的扶持性、通用性、整合性与适应性等行为特征以及适应集群企业创新能力在不同阶段的需求而进行动态调整过程的逻辑分析与经验考察,得出了地方技术组织作为准公共性组织的绩效优于单纯的商业组织与纯粹的公共性组织的结论。     

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共毁的生成机制:来自过程追踪法的发现

政府数据开放被视为推动公共价值实现的关键要素。各地政府都如火如荼地开展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共创，然而，一些地方实践并没有创造出普遍期待的价值。为了解释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共毁”这一新现象的发生机制，研究采用过程追踪法，对L市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共毁案例展开分析，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资料。研究初步发现，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共毁由“资源集成失败”与“互动行为不当”两种机制引发。其中，数据利用能力不足和机会主义行为是造成价值共毁发生的核心因素，数据治理权不足、数据平台建设滞后是引发价值共毁的必要前提。研究澄清了避责文化与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共毁之间的关联，存在负面影响作用不大；用户缺乏参与意愿并不是价值共毁发生的必要前提，政府需要把视角带回组织内部，加强应用项目的针对性与吸引性。      

人口流动性影响地方政府规模的区域差异研究

以“利维坦假说”为理论起点,对“以足投票”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人口流动对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效应。人口流动对不同地区地方官员晋升环境以及财政支出压力影响的差异是形成区域差异效应的重要原因所在。据此,应在加强政府审计、改革政绩考核体系等方面采取措施,对地方政府不合理扩张规模行为加以遏制。     

新生代农民工: 生活在城市的推拉之间

文章尝试使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巨大的人口迁移流进行解释。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村给予新生代农民工的“推力”依旧、“拉力”却越来越小;而城市给予他们的“拉力”和“推力”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大。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推拉”因素之中有一部分制度性因素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及城乡歧视造成的“推力”过大、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导致“拉力”过大。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我们提出两条思路,一方面,城乡户籍限制的放开是根本途径,但先决条件是解决大城市“拉力”过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人口退出机制”亟待建立。     

设立村级河长提升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了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农村水环境长期存在“边治理、边衰退”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问题,通过广泛设立村级河长能促进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吗?基于黄河流域4省份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村级河长的设立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及机制,比较不同流域差异、地理区位及村庄规模下的组群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村级河长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对上游村庄、中小型村庄、近郊村的水环境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提升效应,且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村级河长有效治理的深层原因在于村庄内部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发挥着中介效应,在政府纵向激励问责机制的驱动下村级河长通过资源整合与策略化动员,有效弥补自身治水资源不足的缺陷,避开低绩效陷阱,进而提升河长制在“最后一公里”的政策效应。     

地方政府绩效研究视角的转变:从管理到治理

地方政府绩效是衡量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如何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绩效是实践者和研究者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在对我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绩效的研究应该实现从管理视角到治理视角的转变.解释了地方政府绩效治理的概念和特征,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绩效治理模型,并根据模型阐述了地方政府绩效的治理机制及其实现途径,为地方政府绩效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数据赋能、行政生态与政府治理绩效

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入应用背景下，数据赋能政府治理创新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主线。然而，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路径如何与政府治理结构、外部行政环境有效调适仍是亟待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资源基础、公共价值管理和行政生态理论，采用中国286个城市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机制分析与异质性分析后发现：(1)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组织资源强化了数据资源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2)数据开放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创新能力强化了数据开放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3)行政生态是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主要边界，在不具备行政生态优势的地区，组织资源的调节作用显著，但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推动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对内要把握好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统一关系，对外要积极提升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和多元主体创新能力，还应特别关注自身行政生态，选择合适的路径实现数据精准赋能。     

主体选择: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研究的视角及问题域

主体选择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视角,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选择的基础理论、系统构成、制度保障及运作机制等构成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选择研究问题域中的基本问题。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包括公共权力组织、公众及公共性社会中介组织。保障和巩固公共权力组织主导的、以公共性社会中介组织为主体的公众本位循环评估机制,必须加强评估主体选择的制度建设。     

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开始积极探索施行政府绩效管理,形成了诸多“模式”。但是在四十余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一度中断,因此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持续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研究议题。从影响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中筛选出六项重要因素,选取23个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实践的典型案例,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对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的路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得出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的两种路径:创新驱动与路径依赖,其中创新驱动分为治理创新型和管理创新型。治理创新型的驱动本质上是一种绩效管理的治理体系重构,管理创新型的驱动本质上是绩效管理的治理能力提升。未来推进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应从法制建设和组织管理两方面进一步发力。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

非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凸显,社区成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发生机理的重要场域。将研究视点置于城市社区空间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在人际关系、诉求渠道、日常活动、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向同质群体“内卷”的趋势。在调研的基础上,运用“推拉”理论构建“内卷化”成因的微观解释框架,分析得出社区场域和同质群体各自的推力和拉力作用已将新生代农民工置于尴尬境地,社区场域推力大于拉力与同质群体拉力大于推力的综合作用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融入成为虚化的“推拉”过程,他们被限制在同质群体中不断“内卷”。只有使社区场域的拉力大于推力,同质群体的推力大于拉力,方能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困境。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及其消解——基于商谈民主的视角

价值趋向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前提。当前,政府与公民的疏离成为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形成的主要原因。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商谈民主理论主张公民通过辩论、协商、对话等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为代议制民主下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提供了新视角。基于商谈民主视角,本文从政府官僚组织、公民政治参与以及公民与政府间对话机制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的主要障碍,提出通过政府自身改革、培育理性现代公民以及构建公民参与的"话语权"保障制度,以提升地方政府绩效评估质量。     

政府绩效对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的作用机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比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政府绩效上的差异可以通过公众心理这一路径作用于政府合法性水平的层级差异。其作用机制是决策绩效与执行绩效的时空分离和公共危机管理。由于这两个作用机制,公众在心理上更容易认为中央政府绩效高于地方政府绩效,因而中央政府可以从政府绩效中获取比地方政府多的合法性资源,造成政府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的强化和扩大。     

WSR视角下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实现路径研究

[目的/意义]为进一步提高政府数据开放的水平，有必要探究影响政府数据开放价值的驱动因素，激发和释放政府数据价值活力和潜能，助力数字经济持续增长和提高政府部门数据服务能力。[方法/过程]从WSR视域下构建影响政府开放数据价值实现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我国20个省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进行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形成存在3种组合路径，物理维度要素在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当组织机构存在时，政策引导和省域统筹可相互替代，并提出可发挥协同效应，采取差异化策略，构建良好的开放生态中推动数据开放价值的实现。     

“服务化悖论”还是问题吗？

部分学者认为增加服务性投入会提高制造业企业的运营成本、恶化企业绩效,出现所谓“服务化悖论”问题,遏制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的意愿。对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投入产出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上市企业中也存在“服务化悖论”。但是引入互联网技术变量后,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反而可以改善其财务绩效,“服务化悖论”问题也随之消失。一个稳健的解释是,互联网经济可能打破了当前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悖论”的内在机制,通过人力资源结构优化效应改善了制造业企业扩大服务投入后的财务困境,这为政府实施服务型制造、数字化战略等产业政策,培育经济贸易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治理机制泛化——河长制制度再生产的一个分析维度

河长制是一项由地方创新实践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治水方略,在水污染治理中彰显了治理绩效。当前,河长制制度再生产中出现了治理机制泛化现象。不少地方将“长制”模式视为解决突出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的通用良方,沿着河长制轨迹出台了很多类似“长制”。河长制本身的示范功能与治理绩效辐射、常规治理机制失灵、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增长诉求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治理机制泛化现象需要加以审视,它可能导致基层政府疲于应付、公众力量被忽视、治理绩效“内卷化”以及“南橘北枳”效应等风险。现代社会治理必须激活社会力量,发挥公众的主体作用。就政府系统本身而言,需要强化科层部门的“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其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政策扩散驱动力研究——基于网格化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

【目的/意义】中国社会治理政策实现了由地方创新向全国推广，此类政策扩散过程中的驱动力及其扩散机制还不明确，其他类型政策的研究结论并不适用。【设计/方法】基于2000～2020年网格化管理政策的省级扩散数据，将事件史分析法与面板回归分析法相结合，分析了社会治理政策的微观扩散驱动力和宏观扩散机制演变。【结论/发现】一项社会治理政策，在中央政府倡导前，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驱动力是效率逻辑与规范压力；在中央政府倡导后，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驱动力是中央政策确认带来的科层压力；驱动力的转换促成政策经历“地方创新—有限水平扩散—深入垂直扩散”三个阶段的机制演变。研究结果不仅为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驱动力与机制演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厘清了政策扩散理论对中国制度情景下不同类型政策扩散的应用边界。     

“政府购买”能否实现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绩效？

随着地方政府购买刑事法律援助实践的发展,购买成效如何、购买效果如何得到保证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现行评估模式停留于政府直接供给模式下对服务商单一主体服务质量的“事后”评估,尚难实现购买机制下对地方政府购买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绩效的完整评价。从地方政府购买全流程出发,综合考量多重委托代理下“购买者—生产者—接受者”三元主体的绩效感知与表现,通过扎根理论质性分析方法及德尔菲法构建全流程、多主体的地方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评估模型。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FCE）和优劣解距离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TOPSIS）的S省购买绩效评估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购买总体绩效尚可,呈现“基本动作”规范、“自选动作”有待加强的特点;通过“政府购买”能够实现较好的服务过程绩效、服务回应性和社会效益,但服务满意有限;地方政府的购买绩效不足为主要薄弱环节;“充分竞争”不是绩效实现的必要条件。完善购买方案、促进购买价格与市场接轨为绩效改进的首要着力点。     

地方经济增长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绩效影响研究

本文探讨了中国地方经济增长对城市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我们选取了城市商业银行的ROA和ROE作为被解释变量,地方GDP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运用面板数据混合模型和个体随机和固定效应模型对两者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证明,地方经济增长率对城商行的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一发现表明,地方经济增长会提升城市商业银行的绩效,从而促进地方的金融发展,反过来金融发展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避责型块内分割：新型城镇化下小城市户籍改革困境分析

户籍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改革难点被归为发展型政府遵从经济激励，偏重土地城镇化而规避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出。外部激励的归因难以解释同一政策执行的地区差异，为何部分经济发达的小城市也难以开放落户?江苏省A市的案例表明，地方政府在遵从发展逻辑之外，还受到避责逻辑支配，呈现“避责型块内分割”:户籍改革由公安部门主管，但涉及的公共服务和资源部门众多，尽管部门权责清晰，改革的成本收益分布却并不对称；发达小城市教育用地机会成本高昂，扩大学位供给的难度加剧，资源短缺下社会不稳定风险增加，教育、国土等部门“买单不吃饭”,缺乏动力承担开放落户带来的新增成本。地方政府行为不仅受纵向激励、还受内部结构的影响，在资源约束的调节作用下，同类政策执行力度出现地区差异。开放落户除了需要中央政府的纵向推动，还需要地方政府发挥能动性来调节横向部门间的成本与收益，扭转非主管部门的避责行为。     

由地方实践到国家政策——地方环境治理实践创新扩散的一项研究

地方实践迈向国家政策早期主要发生于经济和民生改革领域,近年来,绩效显著的地方环境治理实践被吸纳为国家政策,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自下而上型环保实践创新扩散现象。当前,环境治理地方实践形成了目标指向维度的撬动资源型和满足民生需求型,空间范围维度的单处试验型和多地探索型,实践历程维度的顺利型和曲折型等多类型分布。迈向国家政策的地方实践具有发轫于东部地区居多、从探索到全面扩散的历程趋于缩减的时空特征。具有治理绩效是地方环境治理实践跃升的基础,但这只是前置条件。创新扩散存在着结构性驱动机制,地方实践与国家政策之间的总体性连接机制包括环境治理的制度化需求、地方政府的竞合机制、条块上下的良性互动、政协人大的建言效应以及学媒两界的造势效应。深化对自下而上型环保政策生成逻辑研究,有助于推动本土环境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当然,针对基层环境治理机制创新热潮,政学两界亦需要一定的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