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于治理:上海禁毒工作的当代变迁

基于毒情和禁毒主体的变化,建国以来上海禁毒工作的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毒品泛滥与建国初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毒品过境与90年代前半期禁毒执法部门的严禁贩毒斗争;毒品消费与90年代后半期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的专项斗争;毒品集散之可能与21世纪禁毒委员会领导的人民战争.四阶段彰显出上海禁毒社会化轨迹,反映了毒品治理与政府管理社会化趋势.不过,源自上海的地方性和禁毒政策的特殊性,当代上海禁毒实践呈现的是"渐进社会化"特点,即是一场来得缓慢且又缓和的政府管理社会化变革.在禁毒社会化过程中依然存在政府禁毒机构专业性有限、民间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社区毒品预防成效不显、禁毒社会动员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青少年吸食合成毒品问题的社会学分析——基于上海市的个案调查

合成毒品问题近年来受到政府禁毒部门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但社会政策界和社会学等学术领域的研究却稍显滞后.本文在回顾药物滥用问题的社会建构模式基础上,针对上海市100个吸食合成毒品的青少年个案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文章最后针对青少年禁毒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法经济学视阈下我国禁毒刑事政策的实践反思与革新路径

面对复杂的毒品犯罪情势，我国现行禁毒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方面存在挤占司法资源、激励不相容、刑罚边际威慑力递减等缺欠，在刑事司法方面存在罪刑信息不对称、严重负外部性、司法资源配置失衡及预期惩罚威慑力低等不足。在禁毒司法成本既定与禁毒司法负荷繁重的约束性语境之下，这些缺欠和不足使得现行重刑化禁毒刑事政策未能实现毒品犯罪治理绩效最大化。从经济效率视角来看，推动现行禁毒刑事政策优化的具体路径包括：明确罪刑信息以指引毒品犯罪供给，加大适用罚金刑而减少适用死刑，提高刑罚确定性而降低刑罚严厉性，认真对待诱惑侦查的负外部性效应。     

清末和民国时期禁毒政策考略

文章探讨了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毒品问题和政府的禁毒政策, 分析了造成当时社会毒品泛滥的政策原因, 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禁绝毒品是不可能的。     

清末和民国时期禁毒政策考略

文章探讨了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毒品问题和政府的禁毒政策, 分析了造成当时社会毒品泛滥的政策原因, 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禁绝毒品是不可能的。     

塔吉克斯坦禁毒斗争简述

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地区成为阿富汗毒品输送到俄罗斯、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重要通道,而塔吉克斯坦是中亚毒品贩运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塔政府实施了积极而严厉的禁毒政策和措施,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在禁毒斗争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多种原因其禁毒效果很不理想,禁毒形势依然严峻。     

国际禁毒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初探

国际禁毒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初探王凌毒品犯罪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国际犯罪之一。国际社会为了惩治毒品犯罪，控制毒品的蔓延，始终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本世纪初期，国际社会就意识到国际合作禁毒的必要性，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禁毒公约。１９８８年１２月通过的《联合国禁...     

“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中国毒品犯罪的惩治与防范——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区际刑事司法合作为场域

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跨境毒品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为此需要针对此区际毒品犯罪特点,完善内地和港澳地区联手打击毒品犯罪机制。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制定适宜三地刑事司法协作的统一刑事政策,进而推动内地与港澳地区法律实现效益对接;在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注重平衡打击毒品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关系;突出警务合作,完善两地警方司法协作机制。     

十年来我国毒品滥用趋势与特点的实证分析——兼论我国毒品治理方向的调整

“在打击中发展,在治理中蔓延”,是我国十年来毒品滥用的基本态势.从毒品滥用结构和种类看,传统毒品滥用仍居主导地位,但近年整体上呈下降趋势;新型毒品滥用增长趋势明显.在性别方面,我国男性毒品滥用一直占主导地位.从年龄结构上看,青少年毒品滥用近年整体比例虽有所下降,但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新型毒品滥用低龄化趋势明显.在毒品滥用方式方面,当前出现了利用虚拟“房间”,进行网络滥用等新特点.在地域分布上,虽然仍有区域不平衡问题,但毒品(尤其是新型毒品)滥用正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扩大.当前毒品滥用的趋势与特点为我国今后毒品犯罪治理和禁毒工作提供了方向性参考.     

中国废除毒品犯罪死刑的刑事政策分析

作为一种具有突出营利关切的犯罪,毒品犯罪既非国际公约规定的最严重罪行,也存在相当复杂的毒品病理和社会因素,并非严刑峻罚所能消灭、控制的.从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抑或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只要毒品需求、毒品市场仍然存在,毒品犯罪治理就要尊重市场供给的规律,以最低限度的国家供给保障毒品成瘾者的人道底线,以各种社会力量的合作形成系统的社会反应体系,预防毒品犯罪的发生;同时,废除毒品犯罪的死刑不仅有利于重刑观念的改善,还将在相关生存底线和技能的改善中,逐步实现刑事政策理论的人道化、民主化和系统化.因此,基于对“更好的生活”的追求,建议尽快修改立法,取消《刑法》中非暴力毒品犯罪的死刑,待时机成熟,再取消全部毒品犯罪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