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福建朱子学派的理学史意义

以陈真晟、周瑛、蔡清、张岳等人为代表的明代福建朱子学派,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首先,贯穿于明代中后期学术发展脉络的中心线索是朱子学派与心学派之间的相互辩难,福建朱子学派在与阳明心学颉颃中矫正其弊;其次,明代福建朱子学派具有深厚的经学传统,这成为清代经学兴起的重要环节;再次,明代福建朱子学派或者凸显朱子思想中的心学因素,或者吸收阳明心学的心学思想,这蕴蓄了修悟并重的工夫路向.     

真德秀学术思想及其价值指向

真德秀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融合了二程、朱子、象山以来理学的精髓,吸收了佛学等思想的成分,形成了以“参取”为核心的价值观,以及心性论、修养论构成的内圣之学和资治论、实学论构成的经世之学的思想体系。     

王阳明“格物”“致知”说分疏——以《传习录》为中心

王阳明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其对“格物致知”说的阐释颇具革命性,不仅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解释框架,而且因此发扬和深化了心学一途的学思脉络。与朱子相比,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训释的反动体现在：将朱子训物为客观物质实体与人类道德行为二义窄化为道德事为,物成了心之物,并且相应地穷理被局限于体认天理或良知,即格心。与此同时,所谓致知,仅仅变成了克除私欲,发明本心或使天理流行充塞,最终导致了贯通心与物、心与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与朱子学说分道扬镳,但也因此以简易直接的方式宣告了自己心学理论的特色,并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象山心学崛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分析了象山心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自信的性格、严格的家教以及早年的人伦实践构成陆象山为人的主体基础,而孟子思想是其走向社会的精神资源。朱子成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主要取决于《近思录》与《四书集注》的编撰对科举制的适应及其对佛禅之学全面的抗衡与取代上。但朱子突出与强调道问学及其对尊德性传统的疏忽或弱化,则成为以突出德性传统与人伦实践关怀的象山心学的实现条件。     

真德秀研究述评

真德秀是宋代理学史和文学史上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对他的研究逐渐深入,在真德秀的理学思想、经世思想、文学思想以及他的生平和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等方面,已经取得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过去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还有一些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真德秀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应该注重从整体上的研究。真德秀所留下的思想资源还值得进一步挖掘。     

心学与理学

心理和理学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并不一定要明确地加以区别和使用的。本来,“心”一词也好,“理”一词也好,都经常在多层含义上被使用,所以把“心学”和“理学”设定为两个具有对立关系的概念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王阳明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1]就连这样给理学路线当头棒喝的王阳明也被其后继者称为“理学”,可见其使用方法是模糊的。以此为背景,中国的学者或者以为“心学”和“理学”应该加以区别,或者以为“心学”与“理学”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已,为此而煞费了种种苦心。作为其中一例,请…     

李栗谷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之融合性传承

李栗谷与李退溪并称朝鲜性理学的“双璧”。作为“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栗谷思想兼容并取,不墨守所谓的正统性理学,细究其理论学说中亦具有极其丰富的王阳明“心学”内涵。以李栗谷思想中的“道本于心”“至善与中”及“知行并进”等理论为中心,可验证李栗谷学说中的诸多理论皆与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相当契合的,亦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与传承王阳明“心学”之特征。     

象山心学与朱陆之辩

以心契理、心理合一,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是象山心学的基本精神。鹅湖之辩表征出朱陆为学功夫之异,南康之会体现了二先生学问归趣之同。无极与太极之争则从一个解释学的角度彰显了朱子理学与象山心学不同的学派意识。后世由宗朱宗陆走向会通朱陆,是与思想史的整体演进相一致的。     

论新安理学家程大昌的理学思想

程大昌是南宋新安理学开创性代表人物。他在易学上以解决当时学界的分歧为目的而发挥易学,在太极观上以"接着讲"的模式推进理学的研究。尤其心性论在继承朱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融合佛学的修养体系。探究其与程朱理学之间的关系,可理清整个新安理学初期发展的脉络,从而揭示被朱子学说所遮蔽的南宋理学真实的思想境遇。     

吕柟与阳明心学之间的论学交往考

吕柟是明代中期关中地区的著名理学家,在阳明心学昌盛之时,他坚持程朱理学的基本立场,同时通过与心学学者的论学交往,反思了程朱理学的不足,修正了自己的部分观点,以争取与心学更大的对话空间。吕柟的这种学术取向客观上促进了理学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共同发展。     

"更是《大学》次序,诚意最要"——论朱子《大学章句》"诚意"章的诠释意义

朱子<大学章句>极为重视"诚意",认为它是"自修之首",并耗尽毕生精力为之作解,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一,朱子基于性善论和工夫论立场,对诚意、自欺、自慊、慎独诸概念内涵作了独特阐发.其二,朱子具有通贯视野,将诚意与自欺、自慊、慎独诸概念贯穿起来,分别视为诚意之内核、体验、工夫,共同构成"诚意"这一有机整体.进而阐发诚意与致知、正心之知行、先后、主辅、轻重关系,展现了工夫的独立性与连续性.其三,朱子本章之解在不断突破自我的修改历程中进行,朱子长期以来只是将诚意与自欺联系,直至生命最后数年才将诚意、自欺、自慊、慎独通贯诠释.总之,朱子紧紧围绕致知与涵养这一道德工夫对诚意作出的新诠,对"诚意"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国哲学经典的诠释亦提供了有益借鉴.     

朱子学与日本近世儒学的一元论倾向

儒学自传入日本后一直从属于神道或佛教思想,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至江户时代,朱子学才因其思想本身固有的政治功用性而得到德川幕府的扶持,在江户日本迅速兴起并形成了诸多派别。同一时期日本还出现了阳明学、古学等与朱子学对抗的思潮。日本的朱子学各派在本体论上大都继承了朱熹"理先气后"的"主理"倾向,而反朱子学则或是坚持"气一元"论或是坚持以"心"为本体的哲学立场。整体来看,日本近世儒学各派在本体论思想上都体现了继承自宋明理学中源自佛、道的重视整体、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一元论倾向。这一特征在之后的明治时期同德国观念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哲学的唯心主义传统。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朱子家训》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积极意义

明末理学家朱用纯的《朱子家训》在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在当今多元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朱子家训对大学生的养成教育、感恩教育与心理教育均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

四库馆的开启（1773）为姚鼐与汉学派之间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契机。如何对待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宋学,是姚鼐与戴震等汉学家分歧的焦点所在。汉学诸家尊汉抑宋、弃宋,甚至反宋、意欲代宋,姚鼐则始终将宋学凌驾于汉学之上。在四库馆内,汉学派占绝对优势,并深得庙堂之助;傲岸的姚鼐不顾力小而孤,奋起抗争。由于那时学、政两界边线不明,姚鼐逆流而动,不仪被挤向学坛边缘,在仕途上也再无发展余地。因此,他最终被迫选择了退居林下之路。姚鼐裹进汉宋之争及其告退,是其学术生涯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此后清代的古文史和学术史影响至巨.     

略论“荆公新学”之“新”

宋学张扬士大夫的独立个性与《孟子》在北宋熙宁年间的升格运动密切相关,而王安石变法则标志着《孟子》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开始受到皇帝和多数士大夫的敬慕与青睐。特别是王安石把他的理论重心置于对时政问题的把握和审视,以经学推动变法,凸显了"荆公新学"的致用特征。于是,《三经新义》就成为其"托古"思维与施行"少年新进"策略两者之间互动的时代产物。     

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性情之正”说

真德秀的《诗经》评点,以"性情之正"为价值核心,这种文学观渊源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和"重质轻文"的文学功用理论,对南宋末年的文学产生了影响。     

论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审美价值取向

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是一部带有浓厚朱学色彩的实践性诗文选本，其“明义理）、“切世用”的选文标准，具有“实用”、“主理”、“求正”、“尚雅”、“崇古”、追求平淡自然的审美价值取向，体现了内敛和伦理型政治文化特征。《文章正宗》所代表的理学文学观，反映了当时主流思想的文艺观，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