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法治指数若干问题的思考

作为复杂社会现象的量化评估形式,法治指数的建构与应用已成潮流和趋势。中国式法治指数目前仍需解决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是法治的概念化问题,亦即合理界定法治指数的评价对象及其评估范围,准确厘清与相容概念和相邻概念的复杂关系。其次是法治指数的科学建构问题,不仅应考虑替代测量的相关性问题,还有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的可靠性问题,同时,法治指数的建构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最后在法治指数的应用方面,则需认真对待比较之可能性以及改革导向的定位问题。     

地方法治量化评估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以S省依法行政第三方评估为例

全国多个省市的法治评估实践经验表明,建立科学的地方法治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现实意义。地方法治评估有其特定的理论定位,为此需要处理好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国家法治建设顶层设计与地方法治评估、法治评估的一般功能与特殊功能、地方法治评估的无量纲化与不可公度性四大关系。S省法治评估起步较晚,具有自身特色,但也存在偏重工作考核、评估中立性不足、指标设置以及考核方式有待完善等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地方法治量化评估机制,需要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法治理论研究与评价指标设置的协调;二是地方法治评估的中立性;三是指标内容设置的合理性;四是定量与定性的有机结合。     

法治评估知识的生成逻辑及实践反思

建设法治国家及对法律效果的重视,推动了法治评估研究的兴起,法治评估是一场有价值的学术运动。法治逻辑的转换为法治评估知识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知识生产者整合能力的提升是知识出场的前提,学术竞争压力和对各类资本的追求是生产者行动的动力。法治评估知识在转化为法治评估实践时出现的异化,既与知识本身的局限性有关,也与生产者面对的推拉力及多重目的引导有关。有必要弱化法治评估知识的市场需求、强化知识生产回归学术逻辑、设置机制促进法治信息的有效释放,真正地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建构。     

法治社会建设视域下的法治意识评估

随着《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的出台,对法治社会建设评估的需求日趋高涨,其中对法治意识的评估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对法治意识进行评估时,厘清法治意识评估的对象、确定恰当的评估内容、明确评估所应当遵循的原则是构建法治意识评估体系、实现法治社会建设水平量化参考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意识评估的对象包括整体法治意识、群体法治意识、个体法治意识。评估的内容包括对法治意识形成基础、形成过程、形成结果的评价。作为工具的法治意识评估应当遵循全面、系统、具可操作性、具导向性的基本原则;作为过程的法治意识评估应当遵循公开、多主体参与、中立性、监督性的基本原则。     

法治指数及其研究方法

近年来,法治指数研究方法在中国悄然兴起,显露出法治指数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演进趋势以及研发中国法治指数的重要性。法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实践,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发的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研究为例,分析了法治指数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法治发展,特别是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推动作用。法治指数方法运用中还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可行能力与权利——关于法治评估之权利指数的前提性思考

能力尤其是核心能力涵盖了人的生活的最重要方面,不具备这些能力我们就不能说一个人所过的是一种具有人类尊严的生活。核心能力与人权体系高度一致,构成了基本权利的来源。同时,能力理论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正义理论,只是其关注的对象不再是效用或基本物品的再分配,而是个人增进其目标的能力。以能力来解释权利不是一种概念分析的进路,而是关于权利的正义论,涉及权利享有的公平性和质量、通过权利的享有而体现的对人的尊重。权利更多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人之尊严。人之尊严有一个能力门槛,社会目标应当让公民高于这一能力门槛。能力论的权利论关注权利的质量,这对我们当下法治评估及其相关的权利指标体系设计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论法治评估指标设计的基本原则

法治评估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法治评估指标的设计。目前对于法治评估指标的设计还存在随意性,影响到法治评估的科学性。为了避免这种现象,需要认真研究解决法治评估指标设计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包括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相结合、事实指标与价值指标相结合、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普遍指标与特殊指标相结合、整体指标与具体指标相结合、内在指标与外在指标相结合。     

论法治实效

法治必须追求实效,法治建设如何取得实效是理论和实践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目前相关研究已经实现了从法律实效向法治实效的跨越,已经从定性走向量化研究阶段. 皮尔斯的实效主义思想可以为法治实效理论及实践提供借鉴,实践、实验、检验是法治实效得以实现的三个重要方面. 中国法治建设客观上成效不佳,法治实效研究尚需深入推进. 法治评估既是检验法治实效的方法,也是提高法治实效的一条重要路径. 法治评估应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 在法治评估的研究和应用中,要特别强调切合实践、运用实验方法,并保证公众参与.     

基层民众的法治尊崇状况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成为法治运行的重要场域。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已然成为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基于余杭法治指数2007—2018年12年持续调查的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提升进路包括以司法权威重铸民众法治信任、以依法行政推进民众法治认同、以诚信文化唤起民众法治意识、以共治理念带动公民参与法治社会建设。     

法治的根本:私法自治

法治的明显特征是权利本位,权利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细胞。权利本位的集中表现是私法自治。公法发达、私法 滞后的社会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     

法治、人治与民主

法治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从民主的角度看,法治与宪政是一致的;从管理的角度看,法治就是限制权力的范围,使民主权利得以保障;从哲学角度看,法治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理想目标;从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看,法治排除了人治的任意因素。说到底法治还是人的统治,但法治中有人的因素并不等于是人治。民主的核心是一种参与机制,民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条件。     

法治中国建设评价实践的源流、经验与展望

1997年之前的法治建设评价以目标责任制为形式,依附于政绩考核;1997年至2005年为法治建设评价的宏观设计阶段,立法后评估成为新的形式;以余杭法治指数的出台为标志;2005年之后法治建设评价进入全方位、地方实践的阶段。法治建设评价实践表明,法治中国建设评价宜采取体制性的路径,为“五位一体”的全方位评价,从服务于政绩评价走向独立的评价,从以内部法律责任为保障走向以政治责任为保障的评价。     

宪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

本文的重点在于澄清宪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并探讨宪法和宪政、宪政和法治以及法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交错的逻辑关系。本文认为,健全的市场机制要求配套的宪政制度建设,包括健全行政法治,完善选举制度,确立有限政府理念并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制度上确立私有产权的宪法地位,并充分保障所有经济活动主体的平等宪法权利。     

西方法治观念的流变

自然法是西方法治观念重要的思想泉源。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和一个价值概念 ,法治经历了从古希腊和古罗马 ,中世纪和古典时代直至现当代社会的渐次发展。西方法治观念的演进清晰地显现出了文明社会的历史潮流所向     

法治及其立法的法治原则

作者认为,法治是公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法治的精义在于限权,它应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立法作为一种重要权力,其本身也应受法律的约束。在法律条文中应明示立法的任务之一就是限制权力,从而使其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理论命题与实践品格

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应有之意，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针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丰富了司法改革的理论内涵。在人民司法领域形成了"人民司法观"，从司法权的根本属性、行使目的，以及运行效果方面充分诠释了人民司法的核心要义；在公正司法领域形成了"公正司法观"，通过彰显司法中的公平正义、监督制约等价值，树立了司法权威，获得人民对司法的认同；在司法治理领域形成了"司法治理观"，提出了要充分发挥司法的定分止争功能，以司法公信力建设为引领提高司法治理的有效性，使司法的保障功能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以满足新时期人民对司法的需求；在司法监督领域形成了"司法监督观"，创新提出了新型司法权制约监督的理论，以党内监督为核心，实现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效贯通，创制了多种监督司法的手段实现监督司法的目的；在司法职业领域形成了"司法职业观"，从司法职业队伍建设、领导干部的职业能力、司法品德等方面入手，力求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通过对五种司法观的创制与凝练，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建设公正权威高效司法制度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建立在我国长期司法改革实践基础之上的，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司法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相关制度机制，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品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纵深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根本遵循。     

法治中国：中国法治的高级形态

十八大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由此催生了法治建设的热潮。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特殊形态,法治中国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面向。 对法治中国概念的剖析应当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观照,并予以适当地超越与创新。 与此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注意法治社会的构建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法治大跃进思想、法治话语泛化以及法治建设主导力量与法治内涵之间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