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权“公共领域”理论的农地发展权演化分析

产权的公共领域是产权不能清晰排他而产生的权能、利益的模糊空间.它可以分为两类.两者相互影响的演化过程构成了产权演化的全图景,农地发展权本质上是农地产权公共领域演化进程中逐渐得到清晰界定的排他性权利.我国农地发展权具有鲜明国情特征.国家垄断农地发展权的制度安排本质上是国家创设的产权公共领域,是农地产权自发演化的制度障碍.     

世界农地产权演进与发展趋势的实证分析

该文对世界农地产权的演进与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了世界农地产权演进与发展的三个趋势,即产权逐步明晰,产权结构日趋完整;适时推动农地产权流动,由平均地权向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弱化所有权,强化使用权与国家管理权。     

农业税免征后农村公共决策的产权基础与公共产品供给

以免征农业税为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实质是政府、村集体与农民之间重新缔结农地产权契约。这种农地产权契约,既没有改变农村社会公共产品外生性供给模式,又降低了农民向国家与集体索取公共物品的谈判能力,结果可能将进一步恶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要增加我国农村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改变其外生性供给模式,发展农村社会,其根本出路在于我国农地产权契约的进一步创新。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逻辑及动力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为农地产权结构从“权能合一”到“两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离”的变动过程。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部动力来源于宏观层面上的原有农地产权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微观层面上的农地矛盾、农民的主观创造性、原有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对各项权能的分配不合理而导致的较高交易费用;外部动力来自于变迁主体的动机及变迁环境。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需要规范政府力量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性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推动作用,并有效发挥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先导作用。     

我国农地产权科层分析

农地产权科层包括三个层次,即国家层次、集体层次、农户层次。国家层次规定整个农地的制度框架,集体层次负责当地农地的经营管理,农户层次具体实施承包土地的占用。三个层次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权科层系统,其效率取决于各个层次产权内容的静态安排,也取决于系统的动态演化。运用农地产权科层模型对我国现行农地制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三个层次都存在问题,整个科层系统的动态演化功能也严重弱化。解决方法是提高农户层次的产权质量,约束集体层次的产权边界,提升国家层次的规则等级。     

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选择的历史与方向——基于产权的视角

农地政策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农地产权政策先后经历农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三个阶段,整体呈现出有制度均衡到非均衡的变迁过程。我党现行农地产权政策关系到国之根本且具有其基本合理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健全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一政策所固有的所有权主体虚置、使用权不稳、收益权受限和处置权残缺等缺陷也逐渐暴露激化,给我国农业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显示出亟待改革之势。论文通过对1949年以来我党农地产权政策的变迁考察并结合其现状分析,认为我党农地产权政策选择的方向应是农地“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这样一种政策安排。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略论农地国有永佃

农地产权明晰是农地产权市场化的前提。我国农地产权最为现实的制度安排是国有永佃模式。作为一种特殊的“农地农有”方式,农地国有永佃为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通过“限制存量、放开增量”合理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创造了条件。     

转型期农地产权绩效之谜的一个简要考察：模糊产权的视角

转型深化期的农地产权改革需要正视农地产权的模糊性。文章从产权与市场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地模糊产权优于俄罗斯早期农地改革,同时滞后于我国城市土地产权改革的绩效之谜问题。得出对于具有明显制度转轨特点的我国而言,产权与市场都是决定绩效的重要因素,适应各阶段市场发展的农地产权模糊度是农地产权改革的内在要求。减少政府的产权管制、提升农民的产权行为能力,以及完善当前包括农地市场在内的诸多生产要素市场,这些我国现阶段农地产权深化创新的关键,可以使农地产权在市场化的自由交易中内生的选择最优模糊度,从而打破城乡的二元土地制度,最优化农地绩效。另外,这个过程需要特别注意政府与市场在职能和边界上的划分,保障和吸取各地产权探索创新的试错性,在赋予和农民行为能力相匹配的产权权利时,要不断提升农民自身的行使能力,最后还要注重农地产权改革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影响农地产权非正式制度的形塑机理,租值耗散的经验定量特点以及模糊产权的自发演化理论含义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井田制演变及其启示

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剖析了历史上井田制演变中农业生产组织,土地所有权,劳动者身份,税收、地租形式的演化规律,并从宏观社会结构、中观社会关系网络和微观行为人互动三个层次阐释了井田制演变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井田制时期农村生产关系的演变扩展了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促使社会阶级关系和农业生产组织发生转变,继而提升农民的资源支配权,诱使农地产权制度和农业税制的转变;社会阶层数量、规模和不同阶层资源占有量是农民社会身份的重要表征;不同阶级的表达性行为和工具性行为的均衡演变推动了社会结构演化。由此,本文结合当前农地制度研究成果,探讨了井田制演变对当前农地制度改革中的生产组织、产权确立、农地流转和非农就业及城乡关系等问题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