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说文》声训的解释形式

声训是《说文》的一种重要释义方法。本文主要讨论《说文》声训的解释形式。文中将《说文》声训分为“以音同音近字为训例”、“形声字与声符字相互为训例”、“从某,从某;从某某;从某,某声例”等九种形式并分别加以剖析。这对《说文》释文体例和早期声训的深入研究都是颇有价值的。     

同源训释论例

<正> 训诂的条例分为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据文证义三方面。这是传统的训释手段。段玉裁说:“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相求。万字皆兼三者,万字必以三者彼此交错互求。”此只说明训诂条例的组成与互求,但未明在这三者的关系与地位中,应以声音为先。以“声”统“形”,公认是研究文献语言的重要方法,也是汉语研究史上最宝贵的经验。黄侃说得更为具体:“详考吾国文     

形声字的历史类型及其特点

许慎最先发明形声字的义蕴,他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黄季刚先生解释道:“事者,其义,其语根;名者、其名,其本字。凡字必有所从受之义而后演为一名,故曰以事为名;形声之字其所从之字多由假借,如以戍为悉,以右为又,是声正是本字之声,而以同声之字代之,故曰取譬相成。”(手校《大徐本说文》批语)按他的意思,形声字的创造,基于语言中的语根(主要是语词,也有语素),就是“以事为名”;取声音相同相近的字来表达语根的声音,就是“取譬相成”。黄氏在这里没有明文提及形声字的形符,但从“相成”二字可以知道,其中是包含了形符的。黄氏的解释于许意于训诂可谓皆圆通周至。     

明训诂,审辞气两三则

训诂又叫故、故训、诂训。毛亨给《诗经》作传注,写了《毛诗诂训传》。孔颖达解释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描述)物之形貌以告人也。”讲通俗点:诂是用普通话释古话、地方话,训则更推广到对字、词、句、段、篇的全面探讨。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训诂”当成一个概念、一个词,把“训诂学”等同于“语义学”。是黄侃先生说的“用语言来解释语言的学问”。《毛诗诂训传》是专门解释《诗经》的训诂专著。《尔雅》、《说文解字》、《广韵》、《康熙字典》、《辞源》等,是收集群书故训,分类(或依词义、或依语音、或依笔形)编排的训诂词典。 下面谈第一个例,“去”的各种词义。 去:许慎据篆形,解为“人相违也;从大,声”。段玉裁注:“人离,故从大;大人也”。《说文》去部另收“”、“”,均从“去”得义而训“去也”。考近出土甲骨、金石、盟刻,字皆上从“大”,下从“”、“”或另增笔符,没有作的;明许“声”说还值得商订。但许说“去”本义是“人相违”,即“人离去”,这却是验诸古书出例而可信,是历代训诂学家、文字学家公认不疑的定训。     

《说文》中的声训

《说文》一书,往往仅被视为单纯的形训之书,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实际上,《说文》是一部形训兼声训之书,而且声训之多,样式之全,都是很可观的。本文专就此加以讨论.文中将《说文》中的声训分为三类:一般声训、对同源分化字的声训、以“读若”形式的声训,并分别加以剖析。这对《说文》释文体例和早期声训的深入研究,都是很有宜处的。     

毛传声训举例

声训的方法是历代训诂学家注释古书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此法起于周秦,盛于清代。段玉裁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重于得音。”①王念孙说:“窃以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②这些主张得到了清代以及以后的训诂学者的拥护。其实,汉初毛亨传诗,声训的方法早已用得很精到,大多是本於声音而求得字义的解释。现就《毛诗诂训传》的声训作个粗略的分析,叙述如下: 一、以音同字相训。《邶风·谷风》宴训安,《郑风·扬之水》迋训诳,《褰裳》士训事,《齐风·东方未明》樊训藩,《陈风·东门之池》晤训遇,《豳风·七月》疆训竟,《小雅·六月》公训功,《采芑》鞠训告,《斯干》似训嗣,《小弁》坏训(疒鬼),《大雅·思齐》恫训痛,《抑》止训至、《烝民》古训故,《周颂·闵予小子》序训绪,等等均是。     

字义行废说

<正> 词义是现实现象的反映。汉语的词是用汉字记录的,书面的形式是一个一个的方块汉字。在古代汉语里,字和词的关系一般是统一的,所以研究古汉语即以字为研究对象。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解的对象就是文字。这是一部“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见王念孙《说文解字序》)的书,说字形,明声音,解字义。解字义正是训诂工作。许书成于东汉,到清代段玉裁替它作注,中间相隔一千七百多年,社会发展了,语言文字也随着发展,字义自然也随着发生变化。许书以收小篆为主,所以说解字义是根据小篆,而所说皆本义。段玉裁作注,于字义部分多有阐发,值得注意的是他常常注出某义行某义废。行废之说,根于文字本身,也缘于社会发展。根据《说文》,本于文献,参照段注,字义的行废,可得数例,分说于后。 (一)字义未见或少见经传而废例有些字的本义不见文献语言,因而本义便自然地废而不行。殿《说文》:“殿,击声也。”段注:“此字本义未见。”殿训击声,文献未见     

《说文解字》中的声训类型

《说文解字》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词典,在释义上除了采用形训和义训的训诂方法外,也用了大量的声训。从行文的形式和被释字与用来声训的字的形体联系对《说文》声训进行分类考察,进而探讨《说文解字》声训产生的思想基础和时代背景。     

“声近义通”缘于语词孳乳说辨正

一、“声近义通”学说和“声近义通”现象1.1 “声近义通”学说 “声近义通”(亦称“音近义通”或“声通同训”)作为一个训访学上的术语,本是有清一代乾嘉学派提出的一种学说,其大意是:在古代书面语言中,一些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往往可以相通,因而人们在训诂的实践中,可以根据这种声义的条贯解释字义,考订字音,解决那些仅据字形不易解决的问题。这种训诂活动用清代训诂学家戴震的话说就是“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章序》)“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的例子如:     

训诂方法举隅

何谓训诂,《说文》日:“诂,训故言也”。“训,说教也”。张辑《杂字》说:“诂者,古今之异语也”。《尔雅》则进一步推广开来,认为训诂不仅“释古今之异言”,而且“通方俗之殊语”。可见,用通行的话对古代语言文字或方言字义加以解释说明,都可以叫作训诂。因此,除音训、形训、义训之外,还有多种的训诂方式值得探讨,如以音韵、方言、转注、通假、破读、校勘、语法、修辞、典章制度等等,都可以作训诂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于古书的注解,自更属训诂的范畴了,现分述如下: 一、以音韵明训诂训诂之法有音训,但音训并不能包括以音韵的方式明训诂者。古音的运用,除了利用语言的某种配合关系来构词,利用声音有     

毛传声训举例

声训的方法是历代训诂学家注释古书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此法起于周秦,盛于清代。段玉裁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重于得音。”①王念孙说:“窃以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②这些主张得到了清代以及以后的训诂学者的拥护。其实,汉初毛亨传诗,声训的方法早已用得很精到,大多是本於声音而求得字义的解释。现就《毛诗诂训传》的声训作个粗略的分析,叙述如下:     

刘勰的声训意识

所谓声训,即以音求义,就是通过词的声音,来探索词的意义 这种声训或叫音训的训诂方式,远在先秦时代就萌芽了。如: 乾,健也。 坤,顺也。 震,动也。…… 坎,陷也。 离,丽也。…… 兑,说也。 (《周易·说卦》) 庠者,养也。 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 (《孟子·滕文公上》) 到汉代《尔雅》、《说文》、《方言》、《释名》等训诂专著以及群书的注释,这种声训方式,便被大量运用。如: 《尔雅·释言》:樊,藩也。 《说文,一部》:天,颠也。 《释名·释山》:山顶曰冢;冢,肿也,言肿起也。 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声训方式发展又如何了呢? 有人认为,经过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五代,这种声训“逐渐衰微”,直到宋代王圣美等提出“右文说”,才为声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种说法,把魏晋南北朝也列为声训逐渐衰微的时代范畴内,似乎值得商榷。     

《说文》的特点及释义之得失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小学史上一部颇为独特的著作,它既是字书、字典,又是训诂专著,并且是独一无二的以训释本义为主旨的专书。《说文》以540部统率9353字,始于“一”而终于“亥”,列篆文,合以古、籀,即形求义,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的开山之作。其篆文,是连接契文和隶书的桥梁,是研究契、铭文的参照体。《说文》的部首分类一直被沿用到明代(梅膺祚《字汇》始分214部),依据文字形体系联汉字并训其义,也以《说文》为首创。《说文》也是训诂之书。我国的训诂学,萌芽于先秦,到汉代正式形成,并迅速走向鼎盛,《尔     

对右文说的再认识

“右文说”是宋朝王圣美发明的以声音通训诂的一种理论。他认为形声字的声符多在右边,这右边的声符不仅标声,而且有表示意义的作用,认为同声符的形声字,意义必能相通。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卷十四艺文一) “右文说”的理论是否正确,需要用事实予以验证。本文想首先分析《说文》中若干组形声字声符和字义的关系。然后谈谈对右文说的看法,是为再认识。     

“训诂”一词的最早出现

“训诂”一词的最早出现“训诂学”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可“训诂”一词何时出现，还是个问题。现在一般训诂书上说，“训”“诂”二字最初单用，根据是《尔雅》有“释训”“释诂”篇名；又说二字最早连用是西汉毛亨《诗经估训传》。可《诗经诂训传》是“诂训”而...     

《说文》互训述评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不仅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分析字形的专书,并且是汉语语言学史上一部训诂名著,正如许冲《上<说文解字>表》所说:“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至于释义方式,汉代训诂学初建规模,而许慎则     

从俞樾对《孙子》“卒”字的考辩说起

郭在贻《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189页写了这么一段话: 《孙子兵法·势篇》:“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文中“以卒待之”的卒字,旧注大都训为兵卒之卒,近年来的注本也都采此说。按:此解可商。清人俞樾在所著《诸子平议补录》卷三中,对此卒字曾有考辨,其说曰:“卒字疑诈之误。《军争篇》:‘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亦以利与诈对言,是其证也。此言敌之未至,则以利诱之,使之从我;及其既至,又必出奇;乃能制     

浅谈黄侃对“声近义通”现象产生原因的认识

“声近义通”作为一种训诂学上的术语,涵盖了有清一代乾嘉学派的一种学说,即“声近义通说”.这种学说的大意是:在古代书面语言中,一些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往往可以相通,因而人们在训诂的实践中,可以根据这种声义的条贯解释字义,考订字音,解决那些仅据字形不易解决的问题.这种训诂活动用清代训诂学家戴震的话说就是“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章序》)乾嘉学派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把文字当作语言的符号,彻底冲破字形的蔽翳,自觉地运用声义互求的办法进行训诂,“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乾嘉学派之所以提出“声近义通说”,是由于他们在总结前人训诂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了不但同声符的形声字往往义通,甚至字形毫无联系,只要音同或音近,也每每同义.首先提出这种见解的是戴震.戴氏在《六书音韵表序》里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又在《转语二十章序》里说:“各从乎声,以原其义.”“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而其义亦可比之而通.”其后他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继承其师的学说并有所发展.段氏在《广雅疏证序》里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     

试论钱大昕的字词考释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清代具有多方面学术成就的著名学者。 就语言学而言,钱氏虽然四十三岁“始读《说文》,研究声音、文字、训诂之原”,但是钱氏学识渊博,且善融会贯通,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在声音、文字、训诂三方面皆取得了卓越成就,成为吴派学者中独占鳌头的小学大师。 现当代语言学界对钱氏古纽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颇为重视,学者、专家交相撰文评述,但     

读《离骚补注》

朱骏声字丰芑,号允倩,江苏吴县人。他是清代著名文字学家,著有《说文通训定声》和《小尔雅约注》等训诂之书,对《说文》的转注、假借之旨,阐述颇精,贡献卓著,他的《离骚补注》一卷,正是在赫赫有名的(卓乞)嘉学风影响之下,运用他的训诂专长,来补注王逸《楚辞章句》的成功之作。综观全书,确有驳前人之失,发前人未发的独到见解,颇有创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