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方氏三代人及其边塞诗

清朝初年,满洲统治者在文化思想方面控制很严,唯恐汉族人起来造反,屡兴文字狱。如稍有触犯或流露出不满,就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不是杀戮就是流放。清代文字狱次数之多,不可胜计,为历史上所罕见。康熙年间,发生的《南山集》案就是一例。这起冤狱的发生,是因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引用了方孝标的书,被认为有“大逆”语所引起的。方孝标(进士出身),任清廷内弘文院侍读学士,曾被流放宁古塔。释归后入滇仕吴三桂为翰林承旨。他根据在滇黔     

清初“庄廷鑨明史狱”中的一件轶闻——查继佐与吴六奇关系考

在清史研究中,文字狱是一个重要问题。以少数民族人中原的清朝满洲贵族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威严,强化专制统治,便以文字狱为手段,对汉族知识分子反抗异族统治的情绪,加以严酷镇压。这与其举办科举、召集知识分子纂修前朝史书等活动,是相互为用、相辅而行的。由此,清统治者,一方面昭告天下,表示渴求贤达;另一方面则残酷杀戮在文字上稍有“触犯”的士人。其搜求之密、肆杀之惨,至今令人悚然痛之。     

“诛”字“杀戮”义考

"诛"字的本义是"责罚、责备",由"责罚、责备"义引申出"杀戮"。早在春秋后期,"诛"字便引申出了"杀戮"之义。但"杀戮"之义直到汉代才逐渐成熟并占据主导地位。"诛"表"杀戮"义兴起的缘由大约有三个:1.春秋战国时期君王具有绝对的统治力,往往君主的"责罚"被引申为"杀戮";2."诛""杀"二字的经常性连用,并逐渐凝固成词,促进了"杀戮"义的发展;3."责"字分担了"诛"字的一部分"责备、责罚"义,使"诛"得以专表"杀戮"义。     

《左传》“寡君之以为戮”歧解辨

《左传》"寡君之以为戮"的"之"和"以",自王引之以来,语法学界对其词性、词义和结构关系有四种不同认识.其实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之以为戮,同以之为戮"--"把我作为杀戮对象"才是唯一正确的讲法.     

秦桧与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

南宋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是特指阿谀秦桧之作而言的,为秦桧歌功颂德之作数量的巨大与吹捧程度的露骨,是其主要表现。谀颂之风的背后,固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即南渡士人重见中兴的期望,但究其产生的本质原因,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实际上是文字狱的另一面。阿谀秦桧与文字狱都是秦桧作为权相的特征,两者有着很深的连带关系,是同一根源的文化现象,前者是秦桧欲附己而发,后者是秦桧因排异而起。     

因言何以获罪? ———“谋大逆”与清代文字狱研究

文字狱是专制社会的产物.那么,因言何以获罪？获何罪？如何处刑？文章认为,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定罪处刑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隋唐之前,对文字狱的处罚,罪名不一;“十恶”定型之后,主要以“大不敬”处罚;明清时期,由于“大不敬”条文的变化,使得“谋大逆”取代“大不敬”成为处罚文字狱最主要的罪名.通过对“谋大逆”的发展源流、内涵等的仔细辨析,我们发现,恰恰是“谋大逆”在内涵和外延上的不确定性极大方便了统治者在文字狱认定及其处罚上的任意所为.最后,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清代文字狱也并非全部是按照“谋大逆”定罪处刑,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谋大逆”为首的罪名群,为了加强治理效果,也往往会使用杖毙等法外之刑.     

中世纪大学与中国书院不同历史命运之社会性探析

欧洲中世纪大学与同一时期的中国书院都是当时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是东西方文明史上的两朵娇艳之花。然而生长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两朵娇艳之花"却有着不同的历史命运。究其原因,在于两者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社会性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内在变化。     

乌台诗案纵横谈

乌台诗案是宋代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一起文字狱.从创作的角度看,诗案所涉作品相当一部分确有寄托,但这本是"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就总体而论,诗案中作品继承和发扬了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的藩篱.<乌台诗案>是一部"变形"的诗话.从历史文化渊源看,迫害者罗织罪状的作法,乃是汉人以索隐法解诗的恶劣影响所致.诗狱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封建司法制度本身的残缺.     

马克思的“历史环境”理论

马克思的"历史环境"理论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为东方社会提出了一条与西欧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历史环境"理论是"卡夫丁峡谷"理论的依据;"历史环境"决定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环境理论的提出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张自忠将军之死--写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六十周年

张自忠的死,是民族危机的召唤,也是他用以"明志"的一种方式.张自忠的死是十分理性的,同时又是十分感性的.张自忠的死引起了不同民族、不同集团、不同阶层的巨大反响,折射出社会主要矛盾的各个方面.研究张自忠将军之死,对于我们认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意义.     

明代文学的＂复古＂和经学的＂离道＂

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从明初一直持续到明中后期,几乎贯穿整个有明一代,以初期吴越、闽中文人和中后期的前后七子为主要代表。与此相对的是明代的经学,＂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文学和经学迥然不同的学术研究走向,与＂台阁体＂影响、陆王心学压倒程朱理学及前代经学研究积弊有关。少数读书人既作为文学家,又作为治经学者,在文学和经学方面分别作出“复古”和“创新”（即“离道”）的创作和研究抉择,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其所处的不同环境造成。     

新诗贯宇宙--"文章四友"近体诗的体制建设与推普之功

初唐诗人"文章四友"准确地把握了其时诗歌形式格律化的倾向,因此,他们的诗歌提供了关于格律创制方面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情势、文化背景下,"文章四友"以其在文坛上的优越地位,在近体诗的普及进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拓跋氏的文化心态与北魏前期的文学发展

北魏前期，出于政治的需要，拓跋氏对汉文化采取了吸纳的态度，但内心深处是疑忌和排斥的。受这种文化心态影响，北魏前期，从事文学创作的基本为汉族士人，作品以实用性文体为主，纯文学性文体的不多，作品的风格呈现出一种朴质之气。     

学术原因是乾嘉汉学兴盛的根本原因

乾嘉汉学兴盛的根本原因是学术原因,文字狱等的影响尽管很大,但并没有决定乾嘉汉学的性质,这一事实应该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广东清代诗歌总集的集大成之作——论凌扬藻《国朝岭海诗钞》的编选旨趣

清代广东地区的文化发展空前鼎盛，文学创作和编纂工作非常普及，因此诗歌总集也是数量众多，成就斐然。其中，凌扬藻所辑《国朝岭海诗钞》是一部具有集大成意义的省级清诗总集。兹就该书的编选旨趣略作一番考察，冀为进一步研究清代地方类诗歌总集提供具体的参考。     

小注释后面的大学案──关于“《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诠释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研室编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以《毛诗》的“变雅”概念来解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小雅》怨诽而不乱”,在这条注释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作为刺诗的《关雎》、《鹿鸣》为什么居于正风正雅之首的传统大学案。根据司马迁所习的《鲁诗》,“《小雅》怨诽而不乱”不是指《六月》以后的“变雅”,《小雅》的怨诽基调是由其始篇《鹿鸣》奠定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实际上沿袭了一个传统的误解。     

“文学自觉”年代辨疑

关于"文学自觉"的起始时间一直是学术界争议较为激烈的问题.究其原因乃在于众家对"文学自觉"判断标准的理解各不相同.其实,"文学自觉"是指创作群体为文学而文学的意识和对文学技术和创作个性化的有意识追求行为.换句话说,"文学自觉"的标准应是以抒情性为特点的内自觉与以形式表现为特点的外自觉的统一体.     

广东清代诗歌总集的后出转精之作——论凌扬藻《国朝岭海诗钞》的体例创新

清代广东地区的文化发展空前鼎盛,文学创作和编纂工作非常普及,因此诗歌总集也是数量众多,成就斐然。其中,凌扬藻所辑《国朝岭海诗钞》是一部具有集大成意义的省级清诗总集。兹对该书的编纂体例进行考察,冀为进一步研究清代地方类诗歌总集提供具体的参考。     

论北宋初文臣的梁陈文学观--以《文苑英华》选取陈代作品的态度为中心

陈代文学是齐梁文坛"永明体"转向"宫体"之后,文学在保持宫体余绪的同时,进而趋向近体化、拟乐府与以"赋得"为题等诗作的嬗变阶段,而北宋初所编《文苑英华》选取了陈代文学作品中精华,却对宫体文学选取持有一种谨慎接受的态度。反映出宋初文臣,既从前代文学成就中借鉴、吸取营养,又要去其糟粕的文学观,这也折射出赵宋统治者的文学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