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

在土地大规模流转和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双重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的作用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基于我国2011—2021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作用下土地流转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以数字普惠金融为门槛的不同门槛区间,随着土地流转程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均显著缩小,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低于门槛值时相比,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高于门槛值时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作用有所加强。基于此,在促进土地流转、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同时,建议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发展、提高普通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让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落实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为助力土地流转和缩小城乡差距发挥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吗?——以安徽省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有望打破金融业“二八定律”,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金融机会和服务。基于2013-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并利用DEA方法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果进行效率评价。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教育投资力度提升对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消极作用;地区城镇化率程度与政府支出比重增加能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高、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均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且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收敛作用更强。因此,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借助其普惠性与便利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全体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城乡多维差距吗?——基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的视角

实现城乡全面缩差是破除乡村振兴发展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在测算各省城乡多维差距水平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多维差距的作用,并考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各维度均具有显著缩减作用,作用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公共服务差距、基础设施差距、居民生活差距、产业经济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城乡多维差距的收敛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多维差距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和非线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缩减城乡多维差距。基于分析结果,围绕如何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多维差距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视角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城乡收入差距的状况与城镇化进程存在必然的关联影响。基于我国31个省市2009~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模糊评价法构造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门槛变量,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进程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U"型,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严重阻碍该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倒"U"型,但是结果并没有获得统计上的支持;在城镇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是非线性"U"曲线,且结果在统计上高度显著。同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占比以及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都会推动地区城镇化进程。面对较长时期金融资源配置中严重存在的城乡地域非均衡问题,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非常有必要通过恰当的政策干预矫正金融资源配置格局和实现金融普惠性发展,并最终为实现普惠金融促进城乡收入提升和助力新型城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宏观经济理论构建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多元分析框架,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从城市化水平、政府财政干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地理位置特征等维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高高—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南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略高于北疆地区,而北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带动效应要优于南疆地区;提高城市化水平有利于促进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却会抑制邻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政府财政干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都有利于促进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普惠保险、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

首先，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包含普惠保险与劳动力转移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模型，系统诠释普惠保险、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共同富裕的作用渠道与影响效应；其次，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并结合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普惠保险促进劳动力转移，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普惠保险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动力，普惠保险不仅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直接的缩小效应，还通过劳动力转移这一间接途径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劳动力转移是普惠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普惠保险通过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因家庭劳动力所在地区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相比经济水平较发达的中东部地区，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西部地区，普惠保险基于劳动力转移这一中介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政府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解析

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使用2011—2017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实证结果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政府建设主要通过遏制腐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同行政等级、地理区位、信息通信技术水平的城市,其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所不同,普通城市、中西部城市及高水平信息通信技术(ICT)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政府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显著缩小本地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能抑制相邻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了吗?——基于长三角县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桥梁。基于2014-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呈正相关且边际递增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较高收入组存在“数字红利”,但是对较低收入组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尾部群体”的金融需求；充分发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     

山东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07

基于山东省1978[-2007年的统计数据,对整体金融发展以及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山东省的整体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动是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从短期看,山东省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为此,应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发展小额信贷,促进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竞争互补,以及防止农村金融资源的进一步流失等措施,引导金融业均衡发展,发挥其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     

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遵循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并对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可以通过助力农业增收和提高非农收入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南方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优于北方地区。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基于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均等化,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县域城镇化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1 523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建立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联立方程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我国1 523个县（市）2005-2010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运用2SLS和3SLS方法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过来也有利于提高城镇化水平,两者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提高县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第三产业比重是兼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有效路径。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吸纳农民本地非农就业、发挥县域中心城镇的扩散效应以及加大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将有助于兼顾城镇化的推进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与效应

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且主要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得以实现;对于东部地区、金融排斥较弱的区域和非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农地流转程度越高、农户创业活跃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单一门槛效应。     

城市化、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展迅速,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现象却日益严重,在统筹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研究城市化、经济增长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选取2000—201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程度缩小,而经济增长则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且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对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合理调配资源,提高城市经济水平,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的作用。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研究

金融科技改变金融生活，当前只包含传统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的指标体系已经不能真正反映区域的金融包容发展状况。文章将风险容忍度和数字金融指标纳入金融包容的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和欧式距离法构建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国31个省份在2011-2015年的金融包容指数，并运用泰尔系数剖析了各省市、各区域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变化趋势及存在短板。研究表明：全国金融包容水平除北京、上海外均处于较低水平，但存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金融包容的内部差异最大，而区际的发展差异在逐渐缩小。通过金融包容指数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对比分析，以及各省在传统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的不同表现，提出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协调发展的相关建议：以金融科技驱动金融包容性发展；提高公众金融素养；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推动区域内协调发展及区域间相互合作等。     

新型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基于城乡二元收入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基于城乡二元收入模型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不打折扣,则无论是在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还是在劳动力“有限剩余”阶段,新型城镇化始终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利用我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新型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同时新型城镇化也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带来的良性反馈作用。因此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是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2011-2018年省份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多重中介模型探讨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在考虑城镇化、经济增长等影响贫困因素的基础上,减贫效应依旧显著;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显著,即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家庭增收和弱化收入差距的渠道影响贫困,但数据资源配置不均带来的数字鸿沟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相对贫困的治理难度.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流转、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是未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抓手。为了探寻农地流转、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利用2000—2017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构建了PVAR模型。通过对模型的估计、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发现，全国和东部地区，农地流转和城镇化之间呈正向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都能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过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也能促进农地流转，但却不利于城镇化发展。中部地区，从长期看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城镇化发展，但却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镇化发展对农地流转影响不明显，但能够显著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尽管长期看来在促进农地流转上效果不是很明显，却有利于城镇化发展。西部地区，农地流转对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城镇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也不是很显著，但从长期来看，城镇化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农地流转和城镇化的影响也太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易于操作的对策建议以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系统G MM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

基于中国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同时检验传统金融发展、消费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传统金融发展、消费水平以及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但表现为遮掩效应。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同时还应推动传统金融转型、刺激消费,推动科技创新,形成一条可持续的实体经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