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伦理辩护

转基因食品有着潜在危险,对其实行强制标识的要求与日俱增,但是,一些生产商、销售商往往又拒绝这一要求.有鉴于此,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不得不寻求伦理辩护.从尊重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维护消费者的健康权出发,履行这些责任应当是其基本的伦理基础.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期望的实证分析

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是规范和管理转基因食品的重要手段,对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北京、上海、苏州、武汉、重庆、深圳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建立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态度和管理期望的理论模型,运用Spss17.0软件对可能影响消费者的因素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个体特征、风险感知、信息可信度以及消费偏好等因素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态度和管理期望。由此,提出完善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制度的建议：坚持实施强制性标识制度;适时调整转基因标识管理制度。     

论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障

大多时候,我们的恐惧不是新事物本身,而是"不知情"。对于转基因食品这种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其引发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最主要原因是其标识不清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当然,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和检测评估体系不完善、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机会少,也是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产生恐惧的原因。我们应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欧盟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相关经验,健全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和检测评估体系、加强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管理、强化政府信息披露力度和公众参与机制,从而更好的保障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的知情权。     

论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保障制度的完善

转基因食品消费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及食品安全的不确定性引发了消费者的普遍关注,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助于转基因食品的理性消费和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借鉴美国和欧盟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主要制度,从标识制度、安全评价和检测制度以及公众参与制度等方面构建和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体系。     

转基因食品知情权有待加强

虽然目前尚无科学结论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不良影响，但国际社会十分关注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2001年1月，包括我国在内的113个国家在加拿大签署联合国《生物安全议定书》，明确规定，消费者有对于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转基因产品越境转移时，进口国可以对其实施安全评价与标识管理。而欧盟也明确提出了转基因产品管理的两大原则：安全预防和事先知情同意。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辩护

从1996年个别转基因作物在美国规模化商业种植以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连续14年保持迅速和稳定增长。同时,围绕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是否应该产业化、是否应该标识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从伦理学的道义论和后果论来看,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可以得到部分的伦理辩护,即转基因作物可以产业化。因此,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学研究应该由实质伦理转向程序伦理,建立一种合理的程序伦理,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行科学与有效决策,并规范管理,使其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     

论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国际标准——以食品法典委员会为视角

食品法典委员会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食品标准化组织,自1993年开始讨论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议题,直到2012年初仍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同的国际标准。通过对其食品标识分委员会形成的7个文本草案进行比较,发现在强制标识上存在致敏性和实质不等同的相同,存在是否强制标识、阀值、豁免和执行的不同;食品法典委员会不能形成国际标准的内部原因是在转基因食品上科学无定论、利益集团分歧严重,外部原因是食品法典委员会与WTO过于紧密的联系。提出食品法典标准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国际标准的发展方向:转基因食品标识标准应是原则性的和宽松的。     

欧盟转基因食品法律制度的背景探析

欧盟的宗教传统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传统食品的改造不可接受，“政教合一”的模式使得其宗教信仰成为公共政策得以表现；欧盟的伦理价值观使得欧洲国家宁可忍受国家失业率的增长，也不对转基因技术放宽限制；欧盟的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导致欧洲国家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规定存在较大漏洞；出于经济利益的角度，欧洲国家也往往通过对转基因食品的管制设置贸易技术壁垒。因此，一直以来，欧盟基于其宗教、伦理、法律传统和经济等多方面原因，对于转基因食品采取严格的法律制度进行管制。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囿于缺乏统一立法,地方立法监管无序,标识制度难以落实。基于立法体制特征与立法文本呈现,审视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体系,转基因食品标识中央立法分散、相互交叉冲突;转基因食品标识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规定和立法精神相违背。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矛盾丛生的主要根源在于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理念不一,立法权限划分模糊,地方立法保护主义滥用,国家立法监督制度缺位,制约了立法效果的实现。借鉴美国统一标识制度安排及其协调立法冲突的经验,进而立足本土需求,消解我国标识立法冲突之虞,中央立法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转基因食品具体标识规则,完善立法监督制度;地方立法应坚持“不抵触原则”,提升立法质量,实现保障食品安全、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的立法价值目标。     

美欧日转基因食品监管法律制度分析及启示

转基因食品监管既关系到转基因食品产业的发展,也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息息相关。目前世界范围内转基因食品监管主要存在三种法律制度：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转基因食品监管制度。通过对美、欧、日转基因食品监管原则、监管主体、标识制度等的比较分析,了解三种制度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得出启示：我国在转基因食品监管时也应立足我国利益保护,从我国传统文化和民众观念的实际出发,选择合适的监管模式,进行适度监管。     

转基因食品人体实验的伦理辩护

转基因食品还处在发展的初期,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它可能对人体健康有潜在危害,有必要在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前进行人体试验。那么,转基因食品人体实验能够得到伦理辩护吗?本文通过正反观点的论证与分析认为,转基因食品的人体实验是对公众的身体健康负责的必然要求,可以得到伦理辩护。     

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与信息传播的改进——基于公众权益保障视角

目前,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目录过于狭窄,标识制度的执行和监管以及食品标签内容存在欠缺;在转基因食品的信息传播方面,有些媒体在传播有关信息时存在偏差,加上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能力较差,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普遍存在恐惧感。这些都影响了公众在转基因食品上做出自由的、理性的选择。在转基因食品销售中,为保障和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严格执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改进标识方式和内容;专家、科普工作者和媒体要站在客观立场上向公众传播转基因食品技术和知识,要注重双向互动和沟通交流,并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有针对性地传播。     

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理论反思

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看似理论依据充分,实际上,这些理论依据都只是对市面上转基因食品存在的合理性进行的事后证成。这些理论依据掩盖了转基因食品问题的争论焦点,因为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根本焦点并不在于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而在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能否食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公权力机关的干预应该秉持精于研究、慎于应用的原则。     

转基因食品发展的伦理原则探讨

转基因食品的发展与人类的生命健康、物种的生存繁衍、环境的持续发展密切相关。转基因食品的应用中,人们最关心的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它所带来的风险具有深远的伦理意义,而要维护转基因食品的安全应以道德为基础,使道德要求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得以实现。     

转基因食品研究与发展:伦理评价与政策透视———简评毛新志《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一书

转基因作物/食品的伦理问题和公共政策作为当代科技伦理与生命伦理学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受到政府、学者和公众的密切关注。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层面,而在社会学、管理学尤其是哲学/伦理学层面则相对薄弱。毛新志教授的新著《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从哲学/伦理学层面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与发展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角研究转基因作物/食品提供了研究基础和方法借鉴。作者从事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的     

论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立法规制

受新冠疫情与极端气候叠加影响,全球农业生产遭受重创,各国纷纷限制农产品出口,一场世界范围内的食品危机山雨欲来。基于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正由流通环节向生产环节蔓延的判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推进生物育种技术列为重点发展方向,被业界普遍解读为重启转基因产业化的信号。十多年来,我国转基因产业发展缓慢,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相关标识立法的不科学,从而导致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较低。因此,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标识立法经验,为转基因食品构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有助于我国把粮食安全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转基因生物的标识问题及管理对策

转基因生物对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减轻劳动量以及减少化学杀虫剂对食品和环境的污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因其对人体和生态环境的安全存在诸多隐患,完善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各国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制度不尽相同.我国市场上存在大量转基因产品未标识、已标识和标注的转基因产品语言不规范、转基因产品标识监管缺位等问题.因此,应加大对转基因产品及标识制度的宣传,建立和健全转基因产品检测、评估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标识的安全执法力度.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购买意愿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了解和掌握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将有助于政府和企业做出相关决策。依据重庆市消费者调查问卷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对其转基因食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以及在食品购买中的参与度和认知度、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以及对从事相关研究科学家的信赖度等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进而,提出应加强对转基因科普,增强科学家与公众交流和沟通,以及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提高公信力等措施来提高消费者的认知和购买意愿。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理论与量表设计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对政府的转基因食品政策和转基因食品企业的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为考察转基因食品消费者态度的形成,采用文献研究法,分析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机制、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形成模型的演变与核心内容,提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消费者态度形成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由知觉利益、知觉风险所决定;而知觉利益、知觉风险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费者对技术的态度、对自然的态度、市场疏离和食品恐新等一般态度、知觉知识和信任程度的影响。在借鉴国外学者提示的量表基础上,经过对预调查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设计了一个用以验证理论模型的量表。     

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伦理分析

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在有关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非议与争论中,转基因水稻的食用安全性、生物安全性、主粮安全性,以及是否强制标识、是否应进行人体实验等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运用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如后果论、义务论及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等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进行分析,进而作出是否符合相关伦理理论、伦理原则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