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的东都尚书省

唐代中央职官在东都洛阳分设了一套职官体系,东都尚书省是唐代东都分司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都尚书省并不全盘照搬长安官制,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东都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与左右仆射,以东都留守为长官.东都尚书省虽也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六部之下所设各司往往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长安官制有所区别.     

从迁转角度看宋代六部尚书的次序问题

从迁转角度来看,宋代元丰改制前,六部尚书地位的先后次序为吏、兵、户、刑、礼、工,其迁官次序因此为由工而礼、由礼而刑、由刑而户、由户而兵、由兵而吏。这套次序来自唐中后期形成的六部尚书迁转次序,而非唐代官品令中的次序。元丰改制后六部尚书的地位次序变为吏、礼、兵、刑、户、工。这套次序与宋代官品令和职官繁剧次序不同。宋代职官制度的变动、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六部尚书新次序的形成。     

魏晋迄隋比部郎隶属及其职掌之变化

比部郎始现于魏晋,隶属于吏部尚书,职掌不明;南朝时期隶属于吏部尚书,主法制;北魏、北齐时期隶属于都官尚书,其职掌除继续主法制外,增加了勾检职能.隋朝继承北朝之制,比部侍郎隶属于刑部尚书,其职掌有向专职勾检转变的趋势.比部郎中的变化原因是尚书省内部机构的调整和职权的专业化.比部郎行使勾检职能,客观上能起到考课官吏的作用.     

『员外』的来历

员外是员外郎的简称，是一种官职．有“正额之外”增设之意。三国时期魏末最早设置了员外散骑常侍，晋朝初年又设置员外散骑侍郎．都是皇帝的侍从官。南北朝时，又新设了殿中员外将军、员外司马等。到了隋朝，员外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尚书省二十四司内各司次官。唐、宋、辽、金、元、明、清沿隋制，以郎中、员外郎为六部各司正副主官，员外已身居显赫之位了．虽名为“员外”．其实在编制定员之内。     

晁补之年谱简编

先生祖籍澶州清丰人,自六世祖晁佺始迁居彭门。晁住子晁迪、晁迥、晁遘兄弟登朝后,宋仁宗赐晁迥第于京师昭德坊,晁氏始居开封。其后晁迪、晁遘子孙以官徙居济州巨野县。 晁氏为北宋名宦。晁迪仕至刑部侍郎,晁迥仕至翰林学士承旨、吏部尚书,谥文元,晁遘仕至尚书驾部员外郎。其中以晁迥一支官最显,子宗悫官至参知政事,谥文庄。晁     

略论由汉至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

唐代的三省六部,其三省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令、侍中,就是由秦汉时的尚书、中书、侍中演变而来,但已与秦汉时尚书、中书和侍中大不相同。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洪迈的话说:“中书、尚书令在西汉为少府属官,在东汉亦属少府,虽典机要,而去公卿甚远,魏晋以来,浸以华重。唐遂为三省官长,居真宰相之任。”洪迈只说到中书、尚书,而侍中也是秦汉时的官称。     

明代廷杖浅述

廷杖,顾名思义即按皇帝的旨意,在殿廷之上直接杖责朝臣。殿廷上杖责大臣的事例,东汉首开其端。《后汉书·申屠刚传》云:“对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之法理严察……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此处“捶扑”一词即是廷杖的另一代名词。又如,三国时孙权废太子孙和,尚书仆射屈晃劝谏,孙权大怒,将其“杖一百”(《三国志》《吴书·孙和传》)则更清楚了。以后历代因袭,但其时朝臣被杖者极少,并未形成制度,至明朝始被确立为制。     

“济时真做巨川舟”——近代史上的杰出政治家王鼎

<正>王鼎,字定九,号省崖,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城内的一个穷苦的读书人家。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礼、户、吏、工、刑等五部侍郎,户部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和东阁大学士等职。他为官一身正气,清正廉洁,爱民惜才,素有“端方正直”的美名,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姚合诗初探

姚合,字不详,籍贯吴兴,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官历武功主簿、富平、万年尉,监察、殿中、侍御史,户部员外郎、刑部郎中、金杭二州刺史、谏议大夫、给事中、陕虢观察使,秘书少监。官终秘书监。谥曰“文”,赠礼部尚书。他的诗自成一格,号为“武功体”。又选王维等二一人诗一百     

昙花一现的清朝“养廉银”

倘若没有一整套合理的监督机制,权靠官吏在丰衣足食后以道德自律,达到廉政的目的,就只能是一种幼的幻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者鉴于明亡的教训,总结了历代封建专制干朝的政治经验,在入关之初,对明朝的监察制度进一步加以完善。清以都察院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执掌对各级官吏的监察与弹劾,并可对皇帝进行规谏。都察院内设“六科”,分别对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进行监察;十五道,分别对各行省“巡分抚绥”,“澄清史治”,以为“天下之耳目”。除此之外,各省还设有布政使、按察使和提督学政,分别对地方民…     

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

明初、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原中书省(承袭元朝的最高国务机构)和丞相,分相权于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又设置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并创设了卫所制度,在军事上加强和巩固皇权,尤其是在维护统治和镇压人民方面,设置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提刑按察使司等机构,专门负责司法审判等事。在这些机构以外,明代又设置了厂卫(锦衣卫和东西厂的简称)镇压人民和官吏的特务机构。     

太平天国的侍卫

《贼情汇纂》卷三,叙述太平天国官制,错误忒甚.今止校勘其中的一条,即:《同职官分表》:《职同检点官名目》中的《日干侍卫》."职同官",这个名目,虽然出自太平天国,但是根本不通.据《同职官总表》记载,有职同检点、职同指挥、职同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十种"职同官".今以《分表》中《职同检点官》为例.侍臣、掌朝门、掌朝仪、日干侍卫、左右史、引讚、通讚、总圣库、总圣粮、东殿尚书、东殿承宣、东殿仆射、东殿指使、东殿引讚、东殿掌门、典天舆头目、东殿大旗手十七种名目,各有自己的具     

《全宋词》崔敦礼等四家小传补正

在现有的各种断代分体文学全集中，《全宋词》的编纂质量是第一流的。但这样一部几百万字的巨编，疏漏和错误也在所难免。文章就其中崔敦礼、陈造、黄定、王自中等四家小传的28条疏漏和错误，予以补正。较重要者有：考出崔敦礼的生年约为绍兴三年或四年，首任差遣为高邮军主簿。考出陈造曾任平江府学教授；历任浙西路、淮西路安抚使司参议，而非“淮浙路安抚使参议”。考出黄定曾知潮州．而非“温州”；曾官兵部员外郎，而非“工部员外郎”；曾任国史院编修官、国子祭酒，有《黄定文集》等。考出王自中亦字道夫，号因轩居士，淳熙五年进士；其分水县令、通判郢州、知邵州、知兴化军等差遣实未到任；有《因轩居士文集》等。     

试论明代的科道官

明代的內阁六部制官制是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相适应的,这种制度保证了明代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为了监察百官、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明代的官僚体系中,又有着一支品位不高、人数众多、活跃于朝廷內外的科道官队伍,他们在明代各时期各重大事件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发生了较大的影响。科道官是科官和道官的合称,明人又称之为言官、台谏官、台省官和台琐清班。科官指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道官指都察院属官十三道监察御史(简     

杜甫《蜀相》赏析

◎原文蜀相杜甫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作者生平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诗圣”。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至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现存诗有1400多首。他与李白齐名,世称“李杜”。综观杜甫一生的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     

“刑”的起源新解

长期以来,关于“刑”的起源,学术界几乎无不认为“刑始于兵”,且似乎已成定论。然证之有关文献,深感此说甚难成立。由于这一问题关系到中国古代刑的起源,关系到解开兵、刑关系之谜等重大问题,故而很有必要探讨清楚。本人不揣谫陋,将粗浅看法奉献出来,以就教于学术界。持“刑始于兵”说者,或者认为中国古代刑法起源于战争的主要依据是:在夏以前和夏朝初年曾发生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如共工和蚩尤、黄帝和蚩尤、黄帝和炎帝、禹和三苗、启和有扈氏的战争等等,认为正是这些战争,导致了“刑”的产生,如《隋     

唐代的逐级上诉制度

逐级上诉,是唐代刑事司法中颇具特色的一项重要制度,即将受诉官司自下而上分为四级:第一级是县司,第二级是州、府司和都督、都护府司,第三级是尚书省,第四级是三司。“凡诸辞诉,皆从下始,从下至上”(《唐律·斗讼》“越诉”条),逐级进行,借以保证诉讼的秩序。其具体方法是:诉讼人首先向所在县司投诉;如经断不服,则可要求发给上诉证明—“不理状”,然后持状向上级州、府司或都督、都护府司投诉;如经断又不服,则可再次要求发给“不理状”,然后持状进京、向中央尚书省投诉;如经断仍不服,则继续要求     

论清代蠹吏

官与吏。合言则通,分言则别。官吏,泛指在衙门中供职的各类人员。官,宣也,管也,即衙门中发号施令之人;吏,理也,治也,即衙门中供官驱使的办事之人。本文拟对败坏清代官吏办事成绩的吏,略抒己见,以补论清代吏治只谈官不谈吏的不足。清初,陆陇其尝曰:“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①清代蠹吏挟例以乱政,殃民以牟利,已成为当时政治的一大弊。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败,清代不仅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群,而且形成了庞大的蠹吏群,而吏之人数尤千百倍于官。吏之“秩愈卑而权愈重”,其危害亦愈演愈烈。晚清的进步思想家冯桂芬惊呼:“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而吏视官为甚。”②这是清王朝政治腐败的特点,也是封建官僚制度衰败的征兆。因此,研究清代的蠹吏,自是剖析封建末世政治腐败的题中应     

元唐兀人刘伯温的家世与仕履

虞集文集中所见的“刘伯温”，显然不是明初爵称“诚意伯”的青田人刘基，而是生活在元中后期的张掖人刘沙剌班。考究后者的生平，其出生在唐兀亦西夏人的官宦家庭，少年入国子监就学，成年后中进士，先后任甘肃行省检校官，四川行省员外郎、西台御史，山南、河东道廉访司签事、内台御史，山北道廉访副使，江浙行省郎中、秘书卿，江西、河南道廉访使、西台侍御史，甘肃行省参政，等，多有善政和文会。其个性的突出点：一生孜孜不倦于问学、修学、劝学、礼学。鉴于河西原是个“多武勇，而少文理”的国度，以“张掖”之刘氏而言，其入元的两代，由入值卫士至入读国子，始武继文，可以说是十分深刻而典型的变化。     

略论况钟的“兴利除弊”

况钟(公元1383——1442年)字伯律,号龙冈,江西靖安县人,出生于破落官僚家庭。他的仕途与众不同,走的不是一条科举成名的道路,而是“以吏起家”,即由书吏到礼部仪制司主事,进而为礼部仪制司郎中,后经内阁首辅杨士奇和尚书蹇义、胡濙等的推荐,被明宣宗朱瞻基擢为苏州府知府,前后在郡苏任职十三年(公元1430——1442年),直至卒于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