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媒介生态下的大众媒介与社会控制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和手段,大众媒介主要通过舆论引导、宣传教育、强化社会规范、构建社会现实等实现其社会控制功能。然而,在新媒介生态下,经营和权利介入媒介制作,新媒体的崛起和繁荣,传统大众媒介耐以控制社会的"拟态环境"在新媒介生态下变得透明,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弱化。因而,大众媒介只有实现独立,与新媒体联合运作,加强培养公众的自律和理性,才能更好的在新媒介生态下发挥其社会控制功能。     

拟真时代:鲍德里亚媒介理论的后现代视角

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中心人物之一,鲍德里亚以"拟像"、"拟真"和"超真实"等概念描述媒介与技术主导下的后现代社会形态。他将媒介阐释为主要的拟真机器,媒介的拟真不仅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同时也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新的社会控制模型。在媒介与技术形成的超真实世界中,作为社会主体的大众被压制、消解而沦落为"沉默的大多数",最终导致了"社会的终结"。鲍德里亚的理论对理解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判理论、阐述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大众传媒与司法公正

媒介作为新闻传播工具,其主要功能是收集、处理和传播信息,而其他功能都是由此功能派生而来。媒介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当社会制度存在着局部不公和不合理之处时,媒介可以对其提出质疑。虽然大众传媒有责任揭露和监督司法审判程序,但媒介在其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媒介无法维持自身的公正性,无法摆正其位置,无法控制自身造成的影响,其结果不但无法作为维护社会公正的利器,甚至有可能成为造成不公平的凶手。单方面的传递必然造成不平衡,司法部门认为媒介煽动民众,影响正常司法程序,民众则认为媒介无能,无法为自己发出声音,争取权力。媒介的前行,困难重重。而传媒人首先需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立场,传递最客观、最真实、最全面的信息。     

论课程的社会性

课程作为师生之间互动的媒介,课程知识的选择是在社会控制下进行的;在课程内容的传授过程中表现出师生之间社会权力的悬殊差距;课程知识的评价具有较强的社会性。     

媒介生态变迁下舆论分布的结构性思考

媒介生态是媒介作为技术、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的综合载体在社会层面上的共时性展开。舆论与媒介的关系,决定了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媒介生态对其分布具有结构性影响。作为对共时性存在的各个相对独立的舆论场域之关系状态的一种描述,舆论分布之结构性依存于特定社会制度框架下的信息结构和媒介结构。当前中国的媒介管理制度,框定了舆论分布在特征上的行政性和市场性,逻辑上的政治性、市场性和社会性,框架性组合上的楔入性和复杂性。所有这些特性,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舆论的社会运行和引导策略的展开。     

大学媒介文化的内涵及其社会控制

大学媒介文化是大学文化在大学师生员工乃至社会中移动、在时间上保存的载体,是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大学文化传播的载体和主渠道。大学媒介文化包括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新媒介。印刷媒介容易保存,便于大学师生随时随地翻阅;电子媒介的特点是速度快、时效性强,具有很强的现场感,亲切感人;新媒介主要包括网络媒介,其特点是传播大学文化具有交互性、速度快、广泛性、开放性。对大学媒介文化进行有效社会控制的主要措施是:加强高校媒介“把关人”队伍的建设和素质提升,坚持党性原则,占领网络教育阵地,加强对受众的媒介研究。     

反思与超越:论媒介与文化研究的功能主义意识形态

功能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功能主义研究的极端表现形式,通常与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捆绑在一起,将媒介与文化研究看作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强调其社会维持功能,并在此过程中遮蔽与忽视了文化研究的多元性与反思性。媒介与文化研究的功能主义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在受经济利益驱使、受政治权力控制与学科内部的自我规训3个层面。在思想越来越多元化的新媒体时代,媒介与文化研究要避免成为单纯的社会管制工具和经济增值途径,在研究范畴上要更广泛地干预现实,关注公共利益,拷问社会的不公和隐蔽问题,提供更为理想和公平的解决方案。而在研究路径上,则要回归文化意义建构与多元互动,并重拾其应有的反思与批判能力。     

从“媒介化”到“事件化”:媒介事件研究范式的拓展与变化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遍运用,大众传播的线性控制模型正在被双向交流的互动话语模型取代,这种媒介环境系统的变化要求拓展媒介事件理论研究范畴与研究模型。传统媒介事件研究,其基本理论倾向是事件"媒介化"(mediation),强调媒介在事件传播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其叙事主题一般较为宏大。新媒介环境系统中媒介事件研究基础路径转向"事件化"(eventization),关注媒介事件对分裂、碎片化社会的整合作用及其意义表达机制成为媒介事件研究新的重心。     

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

法兰克福学派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他们在传播学上的贡献国内却鲜见评介和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集中在对媒介控制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通过传播上的操纵和欺骗,大众媒介不仅极为有效地清除了社会文化的否定性,甚至系统地清除了孕育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最终造就单向度的人和社会。虽然这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意识形态媒介的批判,但也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论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及其社会控制

大众媒介是受媒介权力主体控制的。从正面讲,它既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实现对主流意识的传播,成为社会共识的凝合剂,也可以成为公共权力的监督制衡力量;它既是一种传播文化知识的权力,也是对反文化或消极文化实现控制的权力。从负面讲,由于大众媒介权力主体的非理性化倾向,导致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表现为放弃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放弃环境监督和理性批判的社会责任,无原则地操纵或利用媒介;放弃文化理想和艺术创造的社会责任,制造和传播毫无审美价值的庸俗文化。这是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相背离的。"对控制的控制"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大众媒介权力的合理限度,依靠社会力量对大众媒介权力的主体行为进行控制,实现大众传媒的良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