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刺·讽谕·为君——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美学特征

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也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现实。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并且以诗歌有无"美刺"和"讽谕"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他创作讽谕诗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他极力推崇讽谕诗,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讽谕诗和新乐府的关系和区别

我们读中唐时期的诗歌,特别是白居易、元稹诗歌的时候,常常接触讽谕诗、新乐府这两个名称。现在不少文学史著作和单篇论文,往往把自居易他们提倡写作讽谕诗的活动称为“新乐府运动”,在某些同志心目中,这两个名称的内涵几乎是等同了。实际上,讽谕诗是就思想内容而言,新乐府是就样式而言,这两个名称的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本文拟在这方面略作辨析。     

救济人病 裨补时阙——白居易咏物诗思想内涵略论

白居易是唐代创作咏物诗最多的一位诗人。白居易的咏物诗在题材类型选取上，与前代相比没有大的差异。但在思想内涵上，却有很大的创新。白居易不仅将咏物诗融入个人世俗生活，同时他通过讽谕类咏物诗观风知政，进行诗教书写，在寓言体咏物诗中委婉表达其人格品性与政治立场。这些诗歌思想内涵丰富，彰显出针砭时弊，干预现实政治的社会意义，因而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咏物诗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西饮酒文化差异探析

本文通过对中西饮酒文化差异的对比分析,以及饮酒文化与文学艺术、时尚等方面的关系,中西酒令对比等,指出中西饮酒文化差异实际上是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的饮酒文化以展现人文内涵为主,酒与诗歌、文学的关系以及历史悠久的文字酒令,无不体现出这种内涵,而西方饮酒文化包括酒与时尚的关系则主要体现出对酒的尊重与欣赏。尽管中西方对饮酒文化的理解不同,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酒文化,比较中西方饮酒文化的差异更能彰显中国酒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使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酒文化,欣赏中国的酒文化。     

中西诗人诗化人生谈略

诗意人生,是一种审美人生;诗化世界,便是一种审美世界;这是中西诗人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和意义世界。这种追求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肯定的是审美方式,西方传统文化精神肯定的是宗教方式。中西不同的审美文化产生两种不同的诗化人生方式;即中国的崇尚虚静和西方的标举迷狂。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诗人之所以要在自己的人生中设立一个诗意化的世界,完全是由于他们发现了人的存在的悲剧性之缘故,这是中西诗人人生诗意化的理论前提。     

讽谕诗的飞跃--试论罗隐讽谕诗对中唐写实讽谕的突破

晚唐诗人罗隐,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这些诗题材内容丰富,表现方式独特,突破了具有浓厚的传统儒家诗教观念的中唐写实讽谕诗的束缚,并弥补了其不足,推动了中国古代讽谕诗的进一步发展.     

中西诗学对照下的梁宗岱的诗论

梁宗岱的诗学思想是以中西古今的诗学理论为渊源,对其艺术养分汲收融汇并以自己的艺术审美期待对其改造,误读和重新阐释的结果.以作者--作品--读者为重心,从创作美学的角度,站在中西文化观念的高度,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传统诗学内涵,并在中西对比中反观、建构传统诗论的"现代化"和西方诗学理论的"中国化",显示出向诗歌艺术本质探讨的现实努力.     

白居易诗歌的分类与传播

白居易诗歌流传至今者近三千首,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位。白居易的作品,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由好友元镇协助,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当时白居易将他的诗歌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前三类都是古体诗,又按题材分为三类:讽谕诗注意反映种种政治社会问题,向帝王和当权大臣进行讽谏;闲适诗表现暂离政务休闲在家时的悠闲恬适心情;感伤诗表现亲朋聚散丧亡等使人悲悼之事。杂律诗即是律诗,它重     

元和讽谕诗之儒学指向及文学史贡献

元和文学堪称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峰.表现在诗歌领域,其时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涌现出讽谕诗派作家群.讽谕诗派作品的儒学指向主要体现在维护大一统政权、民本思想、深沉的忧患意识、贯彻儒家之"诗教"等层面.该诗派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浅切平易诗风一派,提高了古典诗歌之叙事艺术及促进文学大势由"雅化"向"俗化"嬗递,在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唐五代诗格中的物象理论

物象是唐五代诗格重点讨论的话题。唐五代诗格以“内、外意”分析物象,按物象的讽谕意义对物象进行分类列举归纳,并以此示人以象显意的做诗之法和“执象指意”的解诗之法。唐五代诗格的物象理论是对诗歌物象的全面清理和总结,反映了这一时期诗歌理论的细化,在诗学史上是第一次,因而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这一理论对宋人的说诗风气和诗歌注释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白居易感伤诗的原生态新论

本文根据《与元九书》等原始文献,认为白居易诗歌编集时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是以"言志"、"缘情"为分类的主要依据,其分类对古代诗歌的分体、本体论和感伤诗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白居易感伤诗的心理成因是两次人生巨痛和对"诗人多薄命"的反思;最后从《白氏长庆集》中提取出白居易原始分类时的一百余首感伤诗,提出"原感伤性"、"再感伤性"的概念来解读这些感伤诗。     

白居易新乐府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指出了它对宋代诗歌影响甚微 ,而对元代诗歌影响较大的具体情况 ,从中可以窥见宋元诗人在诗歌创作趋向和艺术风尚上的一些重要变化     

元稹的诗歌批评

元稹的诗歌批评主要分两大部分:一是对自己诗歌的评述;二是围绕着杜甫诗的评论。在对自己诗歌的评述中,他一方面理智地强调讽谕诗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在内心深深喜爱那些抒写日常情景的古诗和律诗。元稹对杜诗十分推崇,围绕对杜诗的评论,他还对汉魏六朝诗作出了评析,对李、杜两大诗人作了比较,其提出的李杜优劣论(扬杜抑李),对后世颇有影响。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女神》中的“太阳”与“月亮”

郭沫若的《女神》中有许多关于太阳和月亮的意象,太阳意象体现了一种"壮美",接近西方诗歌风格,是诗人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突破;月亮意象则体现出诗人对于传统诗歌"静美"的继承性。《女神》之中"太阳"与"月亮"同辉,"壮美"与"静美"同在,这跟郭沫若重视"诗意诗情诗性",不斤斤计较诗歌形式的诗学观念有关。     

白居易诗歌中晚唐风行与影响论析

被誉为“广大教化主”的中唐杰出诗人白居易,诗歌推重写实通俗,平易流畅,甚至不避浅切,其诗歌在中晚唐的流播达到风行的程度.它的流播对当时诗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为当时诗歌创作树立新的审美范式,即元和体与元白体;另一方面对我国古代诗歌派别意识的觉醒产生积极影响.同时,随着晚唐政局的昏暗,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进入更深层次,以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刘驾、罗隐、杜荀鹤、黄滔等为代表的寒门文人重新审视白居易诗歌中讽谕之作,并部分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济世讽谕的精髓,使晚唐诗文创作在“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与锋芒”.     

聂夷中诗歌浅论

聂夷中现存诗歌大体可分为讽谕、感伤、劝勉三类。讽谕诗揭示晚唐阶级矛盾尖锐激烈。政治腐败，这是李唐王朝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感伤诗则把思考的视野推及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从而总结出封建社会、尤其是乱世所造成不合理现象的普遍规律。劝勉诗是从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着眼，勉励他人同自己一起，在世风日下的社会环境中坚持尊儒行儒，决不沉沦放纵。     

政教中心和现实主义——对汉代诗论的一些探讨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有导源于汉代的几个论点,影响着两千多年的诗歌评论,也指导着两千多年的诗歌创作,这就是所谓:“风雅”,“比兴”,“美刺”,“讽谕”。这几个论点,分析起来,既有所区别,又互相联系。大体上说:“风雅”是创作的准则,“比兴”是创作的方法,“美刺”是写作的态度。“讽谕”是作品的目的。而这几个论点,又围绕着一个中心——政教,即政治和教育。换句话说,就是诗歌要为政教服务。以政教为中心的原则,假如说还不能概括两千多年诗歌的全部传统的话,那至少代表着     

浅谈中西诗歌功用理论的差异

为了维护各自的奴隶制度,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功用理论。虽然他们的生活背景差异很大,但对诗歌的这一要求却惊人的相似。功用理论虽然名称相同,但在内涵、诗歌内容和艺术的关系、文学观念、地位和作用方面却有不同。这些差异性的对比研究对中西诗歌研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探讨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