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代际关系情感化 ——基于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逐渐呈现情感化趋势.通过对城郊农村代际关系进行田野考察,在三代视域中分析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互动逻辑.结果表明:城郊农村子代与父代的关系表现为交往型代际关系,即以"资源投入-情感反馈"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并具有子代依附性、代际互动日常性与互惠性、价值整合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打工经济的兴起、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少子化趋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郊家庭"一城一乡"居住格局,共同构成交往型代际关系的社会基础.在交往型代际关系中,父代与子代形成多元互动策略,通过教养分离、亲密关系建构和互动均衡维持家庭代际关系的总体平衡.交往型代际关系是父代与子代共同调整的结果,具有高度情感性特征,有利于子代发展和家庭关系和谐.基于此,建议重新审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平衡过程,以此理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变迁.     

城乡家庭: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农民的家庭结构转型

工业化与就近城市化、小农村社体制与家庭伦理共同型塑了城郊农村半城半乡的城乡家庭形态,即子代进城安居,父代留村务农。区别于新三代家庭结构,城乡家庭具有家庭结构弹性化、代际关系和谐化与家庭权力平等化等特点,并通过家庭责任的"双轨化"分配与选择性资源整合实现父家庭与子家庭的协调发展。     

父代压力模型：父代责任的一个解释框架

在中国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代际关系逐渐成为家庭研究的主题之一,但既有研究对代际关系中父代责任的内涵、结构及影响因素缺乏系统分析。文章引入父代压力模型作为父代责任的解释框架,将父代责任与父代能力之间关系作为研究切入点,并对影响模型的相关变量,诸如子女性别与数量、父代责任链条与实现的时空条件,时间跨度与不确定性等进行了分析。进而构建了父代压力综合模型,试图利用父代压力模型展现父代责任的结构性特征与总体性特点,为深入研究父代责任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与家庭养老法制优化

家庭责任伦理是指导农民代际互动行为的价值规范,父代是接力行为的行动主体也是子代反馈行为的评价主体,父代责任伦理影响农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秩序。城镇化背景下父代责任伦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低龄父代延长资源积累时间,高龄父代克制消费需求,父代接力行为扩张。孝道话语在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下发生变动,孝道履责主体多元、孝道标准下降、孝道约束力弱化,父代为子代的反馈行为减负。为重塑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家庭养老法制融合孝道建构起有利于父代的保护话语,然而家庭养老法制保障力度加强却未同步改善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应然法律话语与实然孝道话语的分离是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家庭养老法制要立足于父代责任伦理的调适以及孝道话语的变迁,以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和父代主体意识为原则优化家庭养老法律。     

维吾尔族妇女婚居模式及婚姻家庭关系——基于新疆喀什地区S县A村的调查研究

维吾尔族婚居模式普遍为从夫居。A村维吾尔族婚后的居住类型以从夫居为主,同时存在少量的从妻居和独居制。近年来,婚居模式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妻居略有增加,但不是入赘,这种情况多见于再婚。在相应居住模式下,从维系婚姻及女性视角,探讨维吾尔族妇女婚后主要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     

近代华北农村家庭规模问题

本文认为近代华北农村家庭规模虽有缩小的趋势,但变化幅度不大。变化的原因不是农村工业化的结果,而是家庭土地占有关系缩小所致。家庭结构以主干家庭和直系家庭为主要形式,核心家庭居次要地位。传统学者以“大家庭”作为中国社会主要的家庭类型是有充分依据的,它符合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实际情况。文章从近代华北农村家庭的家庭周期、婚姻习俗、生育制度、居住模式等方面论证了这种结构类型产生的社会原因,认为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的各种风俗、制度关系密切,不能简单的以统计数据的大小确定它是“大家庭”还是“小家庭”。     

女性个体化与夫妻权力流转——征地与撤村建居后的F村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征地与撤村建居在中国农村大范围出现,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本文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采用个案研究,对一个中国北方村落在征地与撤村建居过程中出现的女性个体化及夫妻权力模式进行了考察。本文认为,在征地与撤村建居过程中,农村女性个体化现象逐渐显现,并随着农村女性个体化的发生,农村家庭中夫妻权力模式也逐渐从男性集权向夫妻平权的方向转变。通过对夫妻权力相关理论的梳理,试图对这种夫妻权力模式的转变进行理解和解释。     

农户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研究——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的视角

目前我国部分贫困人群正从暂时性贫困转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困,这将影响社会公平、稳定和发展。提升贫困家庭的发展能力,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基于CFPS数据库,构建了父代和子代成人数据库,分析了父代家庭发展能力对子代经济收入的影响。文中将家庭发展能力分为家庭策略、家庭功能和家庭禀赋三个维度。发现全国家庭的发展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经济收入也仍然是当前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子代的经济收入从依赖父代家庭的强关系网络转向依赖家庭外社会网络,从依赖家庭代际财富转移到依赖社会就业实现发展;父代家庭从业的多元化和公共服务的更易获得也会提高子代的经济收入。应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减少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指导建立和睦的亲邻关系,从各方面积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家养老模式转型的实践逻辑

采用家庭主位理论视角,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家养老模式转型置于具体社会情境和特定家庭结构中,系统性考察其实践样态和嬗变逻辑。首先,自力养老的社会基础消解,伴随着农民集中居住后"村落的终结",自力养老模式也因失去"基于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型小农经济与基于传统村落散居型庭院经济等社会物质基础而难以维继;其次,代际关系的嬗变与均衡,作为自力养老消解后的应对策略,经济反哺与隔代抚育成为代际关系嬗变与均衡的基本方式;最后,个体家庭的崛起与居家养老模式的多元化转型,随着个体家庭时代的到来,传统村落共同体"一户多家"的家户结构呈现多元化转型,而从生成动力角度而言,居家养老模式转型的动力正是老年人追求个体化家庭居住结构与代际关系再均衡的内在张力,因此,依据居住结构—代际关系两个维度,将转型中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划分为独居共灶型、独居分灶型、共居抚育型和共居轮养型四种实践类型。     

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华北农村彩礼习俗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华北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变色的嫁衣: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农村彩礼习俗的性质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豫东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变化与秩序：基于河北H村社会舆论中性别关系的研究

婚姻关系、婆媳关系和妯娌关系是妇女在家庭和村庄层面中最重要的三种社会关系,这三种社会关系中性别规范的某些内容和形式可能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某些变革,但值得关注的是,无论婚姻关系、婆媳关系和妯娌关系中的性别因素如何变化,这三种关系赖以存在的根基——＂父系、父权、夫居＂的性别权力结构始终未变。     

西南民族地区的居住模式与婚姻、家庭的变迁

本文分析了我国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的居住模式及其变迁过程,认为各民族的居住模式与其婚姻、家庭形态的关系密不可分,各民族的居住习俗和住宅布局,是对其婚姻、家庭关系最形象的诠释,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反映.     

家庭城市化单元的代际互动与理性秩序

“家庭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社会单元,家庭在城乡社会转型中的结构、目标、秩序等发生多维裂变重组,城乡之间的“进”“退”表征在家庭内部代际间不断展演。研究以城市化中极具转型张力的拆迁家庭为个案经验,通过对其代际关系的切入分析,发现父代在地利显化中主导了家庭资源配置权,而子代则在“社—家”双重结构性关系中形塑了弱主体性。家庭城市化单元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分化为三种代际互动模式：代际冲突型、代际均衡型和代际博弈型,而代际关系则在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中实践了“三代一体”的团结型代际妥协。家庭城市化单元理性秩序的形成,其背后是个体、家庭之于宏观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下的策略选择。     

唯物史观视角下秦汉时期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研究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同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秦汉时期在国家治理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及其历史特点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独特性的一个缩影。在中央层面,以皇权为中心,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且相互制衡;在地方层面,以皇权和中央权力为中心,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一且高度集中。这一历史时期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展现出了实践理性、私有特质、大一统社会状态和社会文化下权力关系模式的"同心圆"规律。这一权力关系模式及其特点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权力关系模式的缩影,对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政治权力关系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权与行政权权力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启示。     

我国农村“光棍”的区域分布及其形成机制——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分析

根据血缘结构与地缘结构匹配方式的差异，中国农村可以初步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与中部分散型村庄三种理想类型。村庄社会结构主要从婚姻的家庭支持度和村庄排斥度两个维度形塑“光棍”形成逻辑。具体而言，北方分裂型村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家庭支持度最强，村庄社会对“光棍”的排斥度最强，“光棍”生成的概率最小；南方团结型村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家庭支持度一般，村庄社会对“光棍”以结构性保护为主，“光棍”产生的概率次之；中部分散型村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家庭支持度最弱，村庄社会对“光棍”较少排斥，“光棍”产生概率最大，“光棍”数量最多。对农村“光棍”区域差异的社会学分析建构了“光棍”研究的中层理论框架，对于“光棍”危机的社会政策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家庭结构及结构模式变革的思考

建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医疗保健条件大幅提高，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无疑使得三个世代的关系比建国前和古代有很大增加，然而，家庭中的世代结构和人口规模反而减少。子女在婚后更多的选择与父母分开居住生活，中国现代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明显。三世同堂的传统家庭模式已逐渐被核心家庭模式取代。本文旨在解释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并分析它产生的影响，提出了“分而不离”三世同堂的观点。     

中国家庭婚居模式、房屋产权归属与性别观念

利用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分析了夫妻相对权力下的性别观念。结果发现,良好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水平能促进"从妻居",且"从妻居"者比"从夫居"者的性别观念更平等;与房产归属于妻家者相比,夫妻共同拥有房产者的性别观念更平等,而房产归属于夫家者的性别观念更不平等,但后者在控制婚居模式后对性别观念的影响不再显著。这说明,婚居模式属于内化的夫妻相对权力,"从妻居"实现了夫妻权力实质的对等而使性别观念朝平等化方向发展;房产归属则是强制性的相对权力,夫妻间拥有的相对资源优势不能内化为真正的权力平等,难以撼动长期以来的不平等的性别认知。     

征地与撤村建居过程中的女性个体化与夫妻权力流转——以中国一个北方村落为例

近年来,征地与撤村建居在中国农村大范围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对中国一个北方村落进行了个案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征地与撤村建居后,农村女性个体化现象快速显现,与之相伴生的是,农村家庭中夫妻权力模式也逐渐从男性集权走向夫妻平权。通过对夫妻权力相关理论的梳理,试图对这种夫妻权力模式所发生的转变进行阐释。     

居住模式、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

老年人居住模式与主观福利的关系是家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代际居住距离为切入点,考察“亲子同住”、“分而不离”以及“既分又离”等居住模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差异,同时进行影响异质性及影响路径的讨论与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抑郁程度呈正“U”型关系,与生活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更具优势,尤其是女性、年龄相对较低和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从影响途径看,“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主要通过增加子女的经济支持、改善代际关系以及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水平,从而促进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其中,代际关系的改善是“分而不离”居住模式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