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企业网络组织的技术创新扩散过程分析

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网络组织逐渐成为企业之间合作、分享技术知识的重要形式。网络组织的技术创新扩散对于企业整合资源、获得技术扩散收益、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突破技术障碍、减少创新风险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网络组织的技术创新扩散过程和特点,分析增强技术溢出的正面效应、规避负面效应的方式和方法,探讨加速技术创新扩散的有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民合作社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性解析

我国农村实行包干到户后农民处于离散状态,组织化程度较低,自我整合能力较差,分散的农户难以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一大难题。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途径在于促成和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农民合作社是建设新农村的必然选择。但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合作社之间绝非单向度的关联关系,而是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主要表现为:农民合作社对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实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合作社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为其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奠定了人才基础,缓解了资金压力,优化了法制环境。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是大势所趋。     

农业技术应用中种稻大户风险偏好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1077户农户调查

通过经济学理论分析可得,种稻大户生产经营决策,尤其是农业技术应用决策主要受其风险偏好影响,不同的风险偏好类型使得种稻大户农业技术应用决策行为差异明显。借鉴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将种稻大户的风险偏好分为3种类型,即风险偏好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规避型。基于对江西省16个县1 077户种稻大户的调研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影响种稻大户风险偏好的主要因素进行计量分析,旨在找出3种风险偏好类型种稻大户具有的异同特征。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在现代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政府应因"型"进行引导的具体思路。     

农民合作社组织文化形成路径研究——以新疆沙湾县双泉农业专业合作社为例

该文以新疆沙湾县双泉农民合作社的调查资料为基础,运用扎根理论研究合作社组织文化的构成维度,探讨其组织文化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组织文化主要受合作社带头人个人价值观与农村地区传统文化的影响。合作社组织文化形成遵循"制度创新—统一的价值观—集体行动—文化共识"的文化生成路径,在该文化生成机制中,如何达成集体行动是组织文化形成的关键。在组织的初创期,集体行动的达成更多地是依靠合作社带头人人格魅力的动员实现;在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期,建立公平且有效率的正式管理制度,是合作社成员达成集体行动的关键。     

专业合作社填补上海农业产业链的“缺环”

28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在填补以往上海农业“公司 农户”式产业链中“缺少的环节”。据最新统计,上海全市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达280多家,注册资金1.55亿元,入社社员达到8.5万人。据研究人员顾吾浩说,以往“公司 农户”式的农业产业化路子,存在一个重要的缺环,就是在公司与农户之间缺少一个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使得农民与公司之间缺少“对等的地位”,也缺乏共同的“市场语言”,在公司与农民利益出现分歧时,农民必然成为弱势的一方。上海农民合作社的办社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利益共享、风险共…     

基于集市理论的农民合作组织的生成研究 ——来自西北地区的个案分析

考察了西北地区两个以集市为基础形成的农民合作社,通过观察农村集市60年来的深刻变化,分析了集市经济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演变及其对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影响。研究显示：（1）农民家庭的活动半径扩大了几倍,随着经济与社会进步,并在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作用下,农村集市体系基本上由县城、乡镇所在地、行政村构成;（2）农村集市非常活跃,其发达的经济网络,是建立农民合作社的经济基础;（3）农村集市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仍未形成,而传统型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合作社生成的初始成本、决策成本和协调成本,但其封闭性也会对合作社吸收新成员以及建立民主规范的内部治理留下隐患。     

西北地区农户服务需求与农民合作基础研究——关于传统合作衰落与“合作难”的解释

传统农业时期,中国农村曾普遍存在农民的生产互助行为。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取得巨大进展,农户的农业服务需求迅猛增长,但农民合作社的生成比较困难,农户之间的非正式合作也明显减少,“农民合作难”现象突出。作者以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实际调研资料为依据,研究了农业产业化引起的农户农业服务需求的具体变化与农民合作基础的相应变化。研究显示:(1)农业生产多元化、农户经营规模分化、现金收入增长、农户的亲戚邻居情谊淡化等因素冲击了传统农业时期的农户非正式合作行为。(2)我国农户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解体,新的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尚未建立,是现阶段农民“合作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条件下以行政力量推动成立的农民合作社往往成为“空架子”合作社。     

农业保险逆选择行为的生成机理及规避策略研究

由于农业保险的自愿投保原则及农业风险的特殊性,随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大规模开展,农业保险的逆选择问题日益突出。通过对农业保险中逆选择表现形式与生成机理的研究,认为市场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针对农业保险的经营管理水平低下与机会主义倾向是其形成根源,逆选择的存在会导致农业保险市场的价格扭曲、供求萎缩与效率损失。要规避农业保险的逆选择风险,首先应广泛开展农业保险的风险区划与费率分区,促进区域风险一致性;同时,还可通过提高财政对保险费的补贴比例、实施一定条件下的强制投保、推行区域产量保险、调整保险期限等方式减少逆选择行为。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现实约束及制度创新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之路。理论和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在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市场风险、提升品牌产品价值、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增强政府调控的有效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仍存在管理体制不顺,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组织机构不健全;自身财力有限,融通资金困难;市场组织化程度较低,承担风险能力差等现实困境。应加强对农户的合作理论教育和宣传,形成良好的舆论导向;强化政府扶持,营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健全运行机制,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培育留得住、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农民,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规模。     

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理论阐释与路径创新

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因其有效的制度安排,对于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接续推进减贫工作,以及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在厘清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基本概念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剖析贵州、重庆、内蒙古等地的实践案例,发现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具有协力推进、互利双赢、收益保底、联营联动等显著优势。针对目前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在管理机制、投资收益率、资源边界和政策协同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建议从完善组织绩效评估与风险保障机制、促进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明晰扶贫资产的产权归属、完善相关理论与配套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的实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