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朋友”

朋友,是一个温馨的字眼儿。什么是朋友?按郑玄的说法:“同师曰朋,同志曰友。”自古以来,“亲朋好友”就成为一体,分不清亲人和朋友哪一个更亲近。难怪《论语》中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感慨和“朋友信之”的教诲。大概正是这一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影     

“易”之“不易”的当代价值

据《易纬》及东汉郑玄《易赞》,《周易》之“易”涵摄“变易”、“易简”和“不易”三义。然而,对于“易”之“不易”义,历来学人见解歧义迭出。追根溯源以明“易”之三义,剖析“易”之“不易”义的二重化倾向有利于开拓其当代价值,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序的功能,给艰辛生活的人们以灵魂安顿和生命慰藉。     

“有耻且格”之“格”新释

本文参考《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论语》全书以及前人有关著述,对《论语》“有耻且格”之“格”进行了新的解释,指出“格”有“安”义。     

《论语》“束修”义 (字义小辨之一)

《论语·述而》:“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自来说此“束修”有二义:一以为束身修行,一以为修脯之贽。大抵汉人主于束身修行一义,六朝以后才有修脯之说。何氏《集解》引孔安国注:“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这句话很含混。《书·秦誓》“若有一介臣”伪孔传:“如有束修一介臣”,孔颖达疏:“孔注《论语》,以束修为束带修饰,此亦当然。”作伪传者本于《论语》孔注,跟孔颖达对《论语》注的理解一样,都主于持礼自修。这是最早的汉人义。《盐铁论·贫富》:“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决不能解作艇脯;《后汉书》中和帝纪、邓后纪、伏湛、冯衍、胡广、郑均、刘     

释“疾”“病”“疾病”

“疾”字和“病”字在作为“疾病”(名词)或“患病”(动词)讲时,前人都认为词义是有一些区别的。一般都认为“疾”和“病”有程度轻重之别,说“病”是“疾甚也”或“疾加也”等等。这主要地是根据以下这些材料: (1) 病,疾加也。(《说文解字》) (2) 病,疾甚也。(《玉篇》) (3) 疾甚曰病。(《仪礼·既夕礼》郑玄注) (4) 病谓疾益困也。(《论语·子罕》郑玄注) 正因为有这些材料,而一般人又不知道     

郑玄诗乐尊卑论管窥

＂三礼＂是《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的简称。郑玄为＂三礼＂作注,在依经立义、诠释经文的同时,还于经注中委婉表露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在郑玄看来,声律有尊卑之等,用乐有等级之别,形成了＂诗乐尊卑论＂。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法言》的“经传注我”与义理标举——扬雄《论语》学研究

扬雄仿《论语》作《法言》,"仿"是依照《论语》的形式,"作"是借《论语》阐发自己的思想,与汉代经师"我注经传"方式不同,他采取"经传注我"方式,对《论语》的阐释通过"变其文"、"解其义"、"拟其旨"达成。在这种解经方式下,《法言》所要标举的是立法、明志、申道,即:以孔子之法为准绳,以颜子之乐明其志,以君子之道申其义。     

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三原则--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和存古字的原则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之分。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也对今古文异文作了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而“皆逐义强者”。‘至于郑玄兼采今古文究竟遵循哪些原则,如何“逐义强者”,则尚无人做过专门的研究。笔者通过尽索《仪礼》全书中郑玄从今、从古的字例,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归纳出郑玄取舍今古文的五项原则。本文着重分析其中的三项原则,即“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和“存古字的原则”。     

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

宗传璧、周烽同志的《从“斯”字看<论语>》一文(载《复旦学报1989年第六期,以下简称“宗文”)根据段注《说文》等证据,认为“斯”字的本义当为“析”义,“斯”字作为“此”义是从宋代开始的,因此《论语》“先王之道,斯为美”之“斯”应当是“分析”之义。宗文的这一见解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一、《说文》探究的是字的本义,但字义不一定等于词义,正如“岁”字许慎释为“木星”,并不等于上古“岁”字就没有“年岁”、“年成”之义,“叔”字许慎释为“拾也”并不等于上古     

“文献”新考

文献组为一词,最早出自孔子之口。《论语·八佾篇》载孔子语: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何晏《集解》引郑玄语谓:“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邢昺《疏》略引其说,无甚发明。朱熹作《集注》,亦袭此成说,语气更为肯定:“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宋末元初的史家马端临,不仅取朱氏之说,且以“文献”二字直名其“典章经制”之著作为《文献通考》。其《自序》云: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     

“儒”字补义

在先秦，“儒”有教官、教师之义，但此义为《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辞书所失收，故今为之补。先秦时期，在诸侯国中传授专业知识、专门技艺的人被称为“儒”。《周礼·天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德行”，指《周礼》中的“三德三行”（详后），属于道德行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艺。可见，师与儒都是教师，所不同的是，“师”是负责道德品行教育…     

《论语》“温故而知新”章诠释与儒家师道的建构

师道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论语》“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章是历代儒者阐发、建构师道的重要文本依托。自汉至清的经学家,透过字句诠解、文献互证、义理建构等方式对“温故而知新”章的内涵作出了诸多解读,从教学义、尊德义、治事义三种视角探讨师道,使“温故而知新”衍生为学问方法、成德工夫、政治殷鉴三种不同形态。相应地,“师”被诠解为学问之师、德性之师、治事之师。历代歧解虽建立于不同的学理预设之上,然皆旨在说明儒者何以为师,并因之以建构理想中的师道。     

郑玄“因声求义”的训诂实践及其训诂原则

“因声求义”是传统训诂方法之一。早在东汉末年,郑玄就已经提出了“因声求义”的训诂原则,并在其注释实践中广泛地运用了这一原则。深入分析郑玄《礼记注》“因声求义”的训诂范围及其内容,证明“因声求义”作为较为科学的训诂方法,肇始于郑玄。而且,郑玄“因声求义”的思想,直接开启了传统训诂学研究音义关系的道路,促进了传统训诂学的发展。     

《论语》“患得之”解

《论语·阳货》：“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这是一个有名的难句。古今注家都认为“患得之”当做“患不得之”，其说有三：１．引文说，２．俗语说，３．急读说。本文对以上三说加以驳正，认为《论语》原文的“得”字不误，在这里使用的就是它的常用义。并通过三方面的分析，指出：“患得之”的字面义是“为要得到它而忧愁”，其隐含义是“为尚未得到它而忧愁”。“患得之”是《论语》时代一种特殊的句意表达方式。     

《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释商

《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于“执礼”一词,历代学者大都沿袭郑玄“礼不诵,故言执”的旧训。其实这是很值得商榷的。一来遍检诸先秦典籍,“执礼”之文无再见;二来揆之《论语》中与此相同类型的句子,如“子不语:怪、力、乱、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等,我们就不难看出这种让并列结构的两个单音节词和一个述宾结构的双音节词共同做“雅言”宾语的作法是讲不通的,更不符合《论语》一书的行文习惯。 窃以为此处之“执礼”当依方以智说释为“藝、礼”。此之雅言,或是诗、书、礼、乐耳。(方     

郑玄“三礼注”诗乐思想探析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的简称。郑玄为“三礼”作注,在训释名物、注解经文的同时,还详细阐发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对诗乐的生成、功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给后代研究以重要影响。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宋翔凤先著有《论语纂言》,后又“别录私说”为《论语说义》,从传统考据学转出,发挥孔子微言大义并形成系统的士大夫之学;以《春秋公羊传》贯通《论语》而阐发“性与天道”之说,又以《周易》《老子》会通《论语》并推论孔、老同源于《归藏》之《易》。宋翔凤之群经互证与焦循等人将《论语》《孟子》与《周易》互证有所类似,但独特的《论语》与《老子》互证则走得更远,故《论语说义》虽有穿凿附会之嫌却也体现了《论语》文本的开放性以及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武王“乱臣十人”及相关问题考论

“乱臣十人”语出《尚书·泰誓》,见于《左传》《论语》等文献征引，历代学者对其解说存在诸多分歧。其实，武王言“乱臣十人”,与孔子言“九人而已”本非一事，后人据孔子之言注《尚书》,致二者牵混。综合文本差异、史实情况、人情物理等诸种因素，今传《论语》引马融注“乱臣十人”恐遭后人窜改。有关“乱臣十人”的争议，大致经历了据经文改注文、由注文改经文、再由经文证注文的历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