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气节观及其现代意义

气节,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和道德生活中,是一个标识一类道德人格和精神气质的独特范畴。它体现着儒家的道德理想和人格境界。先秦儒家气节观的内涵主要包括:以尚志存性为心性和德性的前提和目标,以对道义的持守为核心和灵魂,以无惧的义理之勇为人格特质和最终体现。儒家气节观对个体道德人格塑造,对民族精神培育和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积极意义

先秦儒家在义利关系方面基本的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但并不绝对反对求利,因此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先秦儒家义利观本身包含着积极、合理的因素,弘扬这种见利思义的重义优良传统．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廉政建设,净化社会风气均有积极意义。     

论中华元典中先秦儒家的生命敬畏观

通过对生命的观察与思考,基于时生命的敬畏之情,先秦儒家先哲逐步形成了其生命敬畏的思想体系,其中包含着珍爱自然生命、关怀社会生命、升华精神生命的生命智慧,浸润着对生命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文章解读中华儒家元典文本,对先秦儒家的生命敬畏观进行分析,通过中国与古希腊的比较,概括先秦儒家生命敬畏观的基本特征.     

辜鸿铭论儒家道德文明

在近代西方文明话语霸权的背景下,辜鸿铭以道德与文明的关系为逻辑起点,提出文明的本质为“道德标准”的观点。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中,辜鸿铭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缺乏一个高尚的道德根基,在19世纪商业主义的侵蚀下,西方自由主义文明已蜕化成一种“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而儒家文明以“道德责任感”为道德根基,将道义置于利益之上,是一个有着合理道德根基的成熟的文明。辜鸿铭对儒家文明道德本质及其现代价值的阐发,对我们今天反思儒家道德文明的价值深具启发意义,但其文明观体现出道德本位主义倾向,是一种重德轻力、重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的有失偏颇的文明观。     

析孔孟荀的义利观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是义利两有，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西汉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后儒们愈来愈把义和利、公利和私利对立起来。     

论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以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为视角

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由来已久,对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法本位上的义务本位取向,民商法领域的“重农抑商”传统和诉讼观上的“无讼”理想。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可以使我们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更为细致和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先秦儒家智德观及其现代启示

先秦儒家智德观主要包括先秦儒家关于智的来源、含义及其作用的思想。先秦儒家智德观具有四个方面的明显特点:从智的内容上看,主要是人事之智;从智与德的地位上看,主张智从于德;从智与德的关系上看,主张仁智合一;从追求智的目的上看,主张成圣成贤。文章在对先秦儒家智德观及其特点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揭示了它的历史影响及现代启示。     

孔子的富贵观及其现代价值解读

孔子的富贵观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关于世人应否追求富贵,怎样处理富贵与道义的关系,以及富裕之后还当如何等问题在《论语》中都有论述。孔子的这些论述,对当代人们创业致富,以义求利,以及坚持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仍然具有启迪作用和借鉴价值。     

孔子的富贵观及其现代价值解读

孔子的富贵观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关于世人应否追求富贵，怎样处理富贵与道义的关系，以及富裕之后还当如何等问题在《论语》中都有论述。孔子的这些论述，对当代人们创业致富，以义求利，以及坚持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仍然具有启迪作用和借鉴价值。     

先秦两汉时期儒家的贫富观及贫富调整思想

先秦两汉时期的儒家不反对求财致富,但强调获得财富应遵守"道义"原则。指出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基本制度设计违反"道义",造成"重税、兼并",从而使特权、垄断盛行,侵蚀人们的劳动所得,应根据"道义"原则建立相应的财富约束与调整机制,从基本制度设计上竭力防止和避免贫富分化。     

儒学社会秩序的形成、结构及其现代意义

儒学社会秩序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认为,在汉代形成的儒学社会秩序尊重了远古传统、运用了儒学理论、吸取了秦代经验与教训,也符合了时代要求。以仁爱原则为基础、以礼教和儒家法等伦理控制为手段、以维护家国同构的宗法秩序为目的是儒学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分析儒学社会秩序的特点与当代积淀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汉书·艺文志》尊儒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易》置于群经之首,《六艺略》置于十志之首,又将"儒家"置于《诸子略》之首,可见班固对儒家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的尊儒思想。本文从《汉书·艺文志》的诞生背景、所列儒家著作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其中的尊儒思想。     

谢灵运儒学人格论析

谢灵运生活在儒学逐渐复兴的晋宋之交。他的诗文创作中,不时流露出儒学观念;他的事迹行状中,多体现着儒学人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三不朽思想与人生追求;礼乐教化思想与施政实践;仁孝忠义思想与儒者情怀。他的放浪形骸、任诞不羁是表面现象,他的儒家思想是深入骨髓间的,儒学人格是他复杂人格的主要方面。     

日本幕末、明治时代两部《论语》新疏的校勘学成就 ——《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

日本幕末与明治时代接连诞生了两部《论语》新疏,一部是安井息轩的《论语集说》,另一部则是竹添光鸿的《论语会笺》。这两部新疏是日本儒学史乃至整个《论语》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两位作者也是著名的儒学家,但是在我国学术界,长时间以来几乎不知二书的存在,即使是日本学界,关注者及相关研究亦甚少。实际上,安井息轩于《论语集说》最为用力,在其晚年才得以杀青,而《论语会笺》也是竹添光鸿经过长期地修改校订而完成的会心之作。然而迄今关于《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的研究,大多都没有注意到安井息轩与竹添光鸿的校勘学成就,对于《论语集说》全无论及,而关于《论语会笺》则仅举其所用互校的本子而已。     

陈淳哲学知行论研究

知行问题是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讨论的问题涉及知行关系、致知与涵养、致知与主敬等方面。作为朱子重要门人和传人的陈淳,在知行关系上继承和发扬了朱熹“知行相须”的观点,提出了致知力行“随时更迭,交进互发”的思想,而对“知先行后”论有所修正,同时,对“行重于知”则以“以行为主,知行一事”作了新的概括和拓展。在主体修养上,陈淳把主敬仍看作是与致知力行相始终的修养的重要内容。陈淳还对凸现儒学工夫与境界的“下学上达”作出了新的探索。     

明清之际理学演变的脉络

明清之际,传统儒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新整合。这次整合体现为旧理学的分裂、理学的重建和理学在新的基础上的复归的过程。儒学的重新整合,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情势,解决儒学作为一种民族的精神命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虽然清代初期重建的儒家理学在文化的层面上未必保存了儒学的精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促进民族和解、文化的融合以及恢复社会秩序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儒家孝道伦理借基督教重生？——乡村基督徒激活与改变儒家伦理的悖论性个案分析

调查发现,儒家伦理尤其是孝道,已在笔者所调查的豫西李村崩解.村民缺乏践行孝道的动力,孝道只是作为需要被激活的伦理之一处于潜伏状态.研究发现,与非基督徒村民的普遍不孝行为相反,李村基督徒相对比较孝顺.充满悖论的事实是：乡村基督教恰恰充当了激活儒家孝道伦理的工具.基督教激活了儒家伦理,但同时也改变了儒家伦理.乡村基督徒激活与改变儒家孝道伦理的悖论性个案为我们探讨伦理重建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根据.     

浅议儒学传播社会化成功的根源

儒学传播社会化成功的根源在于(1)传播方式上注重教化的作用,通过游说与辩论、讲学与著书跨越时空保存下来;(2)儒学内容根据政治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适合了现实需要,因而未被时代淘汰;(3)儒家思想已物化成礼,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实践和传播;(4)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将儒学奉为官方哲学,并通过创立官学、统一经学、以功名利禄驱动等措施予以支持和推行.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及其理学精神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修撰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几乎同时同地 ,信仰、知识、思想上的相互认同 ,构成了这两项文化成果上的内在联系 ;司马光的史学活动 ,不但是理学思潮的源流之一 ,更重要的是 ,他的史学活动和史学思想也深刻反映了那一个时代的理学精神     

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论儒士政治角色的自我体认

"依附型合作"是笔者借鉴政治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而构建的一个概念,它为我们分析儒士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角色与政治功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古代中国,儒士自始至终对王权的合法性、神圣性高度认同,但与之同时,儒家又认为自己是王权政治良性运作的支撑力量,是王道政治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是专制王权当然的合作者.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者是儒者对自身政治角色的基本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