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主义和全球传播视域中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

全球传播与共同体是共生共进的关系。“传播”的本义就带有“共享”或“共同体”的含义，共同体的建构和维系也要以持续稳定运行的传播系统为前提。网络与新媒体等传播技术发展迅猛，虽在助推人类文明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层面功不可没，但也带来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因此，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将成为大势所趋。该理念和构想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为宗旨，以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及网络技术与信息安全为起点，是对共同体理念、传统世界主义思想和网络安全观的多重超越。     

论“五大理念”的思想解放力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辩证的统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联系极为密切的集合体。“绿色”反映了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人类独有的社会性决定了要把“共享”作为目标。变平、变小了的“地球村”要求扩大“开放”度。“协调”和“创新”贯穿于“绿色、共享、开放”之中。新发展的“五大理念”在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中将会不断丰富和提升我们对其的认识。在把新发展理念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起点上,尤其需要放眼量,不能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开放取决于思想的解放,胸怀的豪放,热情的奔放。“创新是动力”,创新自身也需要动力。这动力就是不拘一格,就是百花齐放,就是彩虹般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一个与绿色自然生态相对应的“宜创”的“彩虹学术生态”。为了做到共享必须坚决摒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理念。“兼顾公平”论是作为“原则”来推行的,对原则错误要作为原则来纠正。建议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公开批评“兼顾公平”论。为了协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政府与民众间的枢纽,是民主的DNA;社会组织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调节器;社会组织的数量、结构、质量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害怕社会组织是缺乏制度自信的表现。     

“网络诽谤解释”之刑法解释论剖析

“网络诽谤解释”以实质解释论为立场,扩张了诽谤、寻衅滋事等罪的成立范围。特别是“网络诽谤解释”借助“累积犯”理论解释诽谤罪的“严重情节”,本质上创制了一种新型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而网络诽谤公诉情形的增加为公权力介入言论自由打开了缺口。形式解释论以法律条文为中心,禁止司法机关的入罪解释,但不排斥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坚持形式解释论可防止传统犯罪网络入罪的异化,平衡名誉权与言论自由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彰显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精神。     

科技传媒：“三农”脱贫致富的动力本源

科技传媒是“三农”脱贫致富的动力本源。科技传媒要提高“科普惠农”意识,强化“动力本源”理念,提高“助农致富”质效。只有这样,科技传媒才能在提高广大农户的科技素养和致富能力以及引导他们脱贫致富中有所作为。     

宪政的“名”“实”之辩

针对近期学术界关于“宪政”概念内涵争论日趋白热化的沉重氛围,应当将目前关于“宪政”概念的争议区分为“名相之争”与“实相之争”。“名相之争”涉及到“宪政”概念是有独立内涵的独立词还是仅仅作为汉语长句的缩写;“实相之争”在于如何赋予“宪政”概念相应的价值内涵。由于“宪政”概念在近百年的演变史中已脱离了原先的概念“名相”,成了目前学术界使用过度泛化的概念,无法产生概念上的基本共识;由于“名相之乱”导致了“实相之乱”,“宪政”价值从法律事实到“梦想状态”,已经成为人云亦云的麻烦概念。为不因“宪政”概念上的无谓之争影响了当下的宪法实践,可以在学术上暂时“去宪政”,围绕着“依宪治国”的价值理念,扎扎实实采取一些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的制度举措,以此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     

论康德的“自然”概念及其与“范畴的先验演绎”之关系

康德在不同时期的“形而上学讲座”中阐明了“自然”一词包含的自然对象和本性的双重含义。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范畴的先验演绎”证明第二步,尽管未解决显象与范畴的“异种难题”,但康德对“范畴如何给视为一切显象的总和的自然先天地规定规律”之谜的解决,证明了认知的自然的规律出自人类本性,克服了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事实和价值的二元对立。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的转换—— 从“供给者本位”与“需求者本位”的视角分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的转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矛盾运动和外部环境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经历了从“供给者本位”向“需求者本位”的转换。“供给者本位”强调把社会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而“需求者本位”则强调把“现实的人”看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两种育人理念尽管都是为了克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某种困境而建立起来的,然而却由于其本身的理论缺陷,使其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实现“供给者本位”和“需求者本位”的统一是解决当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弊端的必然选择。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论高校教学评估的“意义建构”

科学主义教学评估是现代性教学管理理念赋予人们寻求简单与效率的理性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它以唯数字化与唯标准化取向抹杀了教学过程中的意义生成,使教学评估表现出一定的“无助性”。现代教学评估应该由“技术判断”走向生活“意义建构”,以人的生存意义、精神价值、品质养成、能力提升等超越性精神为旨趣,不断地引导和帮助师生实现自身生命意义的绵延与冲动,让师生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得到主动建构,获得内在生成性成长。     

被遗忘权初探

被遗忘权是网络时代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权,由自然人享有的一项新颖的权利。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自然人有权要求信息控制者删除其信息并停止传播的权利。被遗忘权是隐私权的延伸,属于隐私权的范畴。为了保障和有效实施被遗忘权,需要明确被遗忘权的范围和边界,并协调好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基本经济自由等权利的关系。被遗忘权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虽然作了粗略规定,但为了适应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需要在借鉴欧盟、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对被遗忘权规范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我国被遗忘权的法律保护。     

被遗忘权:理性评判与法律构造

欧洲法院的被遗忘权判决实际上赋予了个人从互联网上撤回、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本质上是隐私权在网络空间中的拓展。“被遗忘权”引发了学术界的极大争论,支持者认为被遗忘权有助于实现个人信息自主,反对者认为被遗忘权有可能威胁言论自由。对被遗忘权的利弊考量应结合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制度背后的产业利益进行评判。事实上,被遗忘权虽与言论自由有所冲突,但可以通过权利限制机制和利益平衡原则调和。就法律构造而言,被遗忘权主体应当涵盖公众人物,义务主体则应包括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和网络内容提供商,同时,应构建被遗忘权的权利限制机制。对被遗忘权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中国个人数据保护制度的革新与完善。     

被遗忘权的本体论及本土化研究

欧洲早期权利形态的被遗忘权成为网络社会中的正式权利,得益于欧盟法院对“谷歌公司诉冈萨雷斯案”的判决。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可以概括为“不当的、不相关的、过时的”信息,其主要功能在于删除使信息主体社会评价降低的网络信息。被遗忘权本质上归属于个人信息权范畴,它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形态。在我国实现网络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应积极探索被遗忘权保护的本土化路径,以应对网络社会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新挑战。     

文学、文字学、哲学札记各一则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广泛而充分地接受了前贤的多元影响,其最后五句的渊源前贤没有提及,实脱胎于寇准《阳关引》词。在秦汉,“隶”与“吏”是两种人,是对立的两面。“隶”必须从事各种劳役,“卒”的任务是“戍”。段玉裁为《说文解字·叙》作注时将“发隶卒,兴役戍”更改为“发吏卒,兴戍役”,有误。由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是有限的,对某些古代汉语音韵问题的研究受制于材料的局限而诸说纷出,孰是孰非难定,这也是一个存在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普遍性问题。     

人肉搜索与隐私侵犯

人肉搜索只是一种搜索方式,但因为其对隐私的揭示使之成为暴露隐私的专有名词,这是一种误解,从而引起人们对它的赞扬或讨伐.侵犯隐私和人肉搜索并不存在对等关系,隐私保护也不是绝对的.对普通人来说,其隐私理应受到尊重,但对公众人物合理介入隐私也可以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实行舆论监督之功能.     

缩减人口还是稳定人口?————中国向何处去的命运之择

对“控制人口数量”基本国策的实现程度有基本完成和远未完成两种判定。主张稳定人口的基本完成论以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遏制作依据,并为“人口-环境均衡论”、“零增长-可持续人口论”、“常量人口-压力消失论”和“人口冬天论”所支持。远未完成论则坚持将缩减人口作为中国新的人口发展战略:持续性的症结是规模而非均衡,一个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人口并不一定能保证与环境均衡的持续,存在着间断;人口规模问题不存在技术、经济和制度解,老龄化并非衰亡,人口压力远未消失;体现人少优势、具有“釜底抽薪”作用的小规模人口将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多、底子北的基本国情,保障粮食安全,增加选择机会和维护发展的可持续性;而维持一个15亿的稳定人口,必将使我们陷入“规模泥潭”而断送中华民族的未来。     

“被遗忘权”之争——基于欧盟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改革的考察

"被遗忘权"是欧盟2012年在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提案中正式提出的新概念,在2014年5月13日欧洲法院一个开创性的判决中得到支持。"被遗忘权"试图有针对性地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个人数据自决权和赋予网络数据控制者更多责任,引发学术界极大争论。关于"被遗忘权"的赞誉与批评相互激荡,左右着"被遗忘权"的立法与适用,推动着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法的发展与创新。"被遗忘权"之争源于欧美关于个人数据保护两种理论认识的差别,反映着立法背后博弈主体不同的利益立场。纷繁的争论显示"被遗忘权"最终呈现的"法律面孔"实为现代网络社会中科技、经济和政治等多重因素合力所致。     

隐私权保护的民法转向与刑法因应

隐私权是重要的人格权,必须立法保护。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前,已经初步形成以部门法为核心的隐私权保障体系。《民法典》沿用《民法总则》的保护模式,将隐私权从名誉权中脱离出来,与个人信息权并列为独立一节。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刑法的隐私权保护。在刑法中,隐私权的独立法益地位尚未呈现,涉及隐私权法益的保护采取依托于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等法益的间接保护,可能导致隐私权法益保护的不周延和错位。鉴于民法承认隐私权的独立地位和刑法隐私权间接保护的困境,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应着眼于风险控制。刑法需要探寻隐私权直接保护的新路径,以便构建我国隐私权全面保护体系。     

数字环境下首次销售原则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首次销售原则实质上是对发行权的行使做出的必要补充，不能扩张用于数字环境中。数字作品转售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网络传输行为，而非发行行为，无法适用首次销售原则。基于维护著作权人和消费者之间利益平衡以及促进数字作品产业发展的考量，应当根据数字技术的性质特征创设信息网络传播权有限用尽原则，在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情况下允许消费者转售数字作品，以适应数字作品二手市场的发展需求。     

古典民主意蕴的新探究

民主在西方其实并非毫无争议的“正统”。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民主都曾受到广泛批评,既有来自哲人的内在批评,比如民主带来人类鄙俗化,也有来自社会科学家的外部批评,如民主必然缺乏效率。许多人认为现代政治的成功靠的其实不是民主,而是法治或共和乃至市场经济。不过,试图为民主特别是古代民主辩护的学者依然不时出现,他们努力另辟蹊径,寻找令人信服的论证,回答这些批评,从内在和外在的各种角度发掘古代民主实践和理念资源的现代意义,提出了诸如民主的“表演-施为”模型、“知识经济”效率模式、“观看型民主”模型、“哲人公民”模型等。这些尝试相当有新意,有助于对民主理论及历史乃至一般政治思想史和价值论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