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之辨正

本文对诸多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一是孟子并未实践其“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二是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方法是对“断章取义”用《诗》方法的否定,分别给以辨正。并简要分析了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的得失。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的影响

汉代三家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这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以意逆志说《诗》与诗教传统

从时代语境与知识谱系来看，文化背景的变化、孔圣身份的认同与儒学主题的坚守，使得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孟子以意逆志之学总结孔门《诗》学经验、解决《诗》学现实问题，实现了儒家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开拓。     

论孟子《诗》说在汉代的影响——以齐诗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诗》义阐释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意义,而淡化对《诗》的原始意义的探寻,这是汉《诗》的经学化阐释的重要表现,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做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的源头何在,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齐诗与孟子诗学观的比照发现,齐诗的经学化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     

论《韩诗外传》对孟子圣人观的承袭——《韩诗外传》渊源新探

"法先王"和"法后王",是儒家学说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圣人观,这一区别,往往成为划分儒家学说中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的关键性依据。然而,被人们认为是荀子后学的韩婴,却在其著作《韩诗外传》中,展现出了对孟子圣人观的大量承袭:无论是对"圣"这一概念的推崇;对古代圣人的称颂;还是对成圣标准的判定上,均与孟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对于《韩诗外传》的渊源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     

孟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孟子用《诗》多为引诗证己,即借《诗》来说理论事,但孟子却不再把《诗经》奉为圭臬,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变通的说法;孟子《诗》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另一有价值的命题,就是孟子提出了关于“怨”的定义。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论《新序》、《说苑》材料加工的特点——以引《诗》为例

在《新序》、《说苑》中，有引《诗》者一百零二章，其中有近五十处据《韩诗外传》而引。文章通过把这近五十处引《诗》与《韩诗外传》的原文进行比对，分析了刘向《新序》、《说苑》材料加工的特点。     

论《集注分类东坡诗》的历史阐释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注者众多,且距离苏轼生活的年代较近。这些注者根据苏诗与当代史实密切相关的特点,运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诗歌阐释方法,考证与苏诗相关的大小事件,展现诗歌创作的背景,揭示引发诗歌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全篇之意。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以"本事"为根据,准确地解释其意义,对后来的苏诗注有重要的启发。     

从"断章取义"到"以意逆志"——孟子复原式解释理论的产生与演变

孟子"以意逆志"说历来被公认为中国文论中关于文学解释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尽管学界深谙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先前观诗传统对它的影响,后来《毛诗序》对它的彻底改造亦研究不多,正是这些忽略阻碍了我们对其起源及演变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才灵感使得孟子将一种倾听理解赋诗或引诗的方法转化成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复原式解释理论呢?汉代及以后的注《诗》、评《诗》家是怎样对这一理论加以运用的呢?文章力图对这两个重要问题作出粗浅的解答。     

论《孟子》对文本之《诗》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

孟子对孔门诗教意义的生发,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诗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孔子至孟子时,《诗》正经历着由与乐舞结合走向分离的过程。把这一背景纳入考量范围就会发现,在《诗》学巨变过程中,孟子在《诗》的政教意义的最终赋予上具有其他诸子难以企及的贡献。孔子之时,诗乐舞尚未分离,《诗》教即是乐教,换而言之,孔子并没有赋予《诗》之文本以独立的政治教化意义;而《诗》三百脱离乐舞之后、其独立教化意义的赋予则多赖孟子之力。而这正是孟子于《诗》教发展的最大贡献,汉人解《诗》无不脱离乐舞而单从《诗》之文本入手,从这一角度上来讲,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正是赖此而开;汉代乃至后世的《诗》的经学化阐释路径,也主要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从《孟子》析伯夷形象

《孟子》中的伯夷形象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复杂的形象,才引发出了更为复杂的精神内涵。在孟子看来,伯夷之"义"是伯夷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但在《孟子》中却并未明确提及,而只是阐发了伯夷之"义"的两个重要内涵,即"忠"和"清"。但对于伯夷之"清",孟子却又持着正反两个观点来对待,即正面的伯夷之"廉"和反面的伯夷之"隘"。"隘"是孟子对伯夷批判的地方,"廉"是孟子对伯夷最为欣赏之处,而"百世之师"则是孟子在"廉"的基础上对伯夷的最终概括。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     

“统物通变:”陆贾《新语》的《诗》学观

陆贾《新语》中多处叙《诗》史、言《诗》事、论《诗》说、引《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陆贾的《诗》学观。他以"统物通变"为探讨汉初《诗》学的主要方法,提出了"原情立本"、"以匡衰乱"、"尽情为器"的《诗》史观;提出了"《诗》以仁义存亡"的《诗》学思想总纲以及"调心在己"的学《诗》观;并提出了"书不必起仲尼之门"的用《诗》观。陆贾这种"统物通变"的《诗》学阐释是汉初儒者对《诗》学思想的一次创新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汉代后学对《诗》的理解与建构。     

“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到了孟子的时代,在《诗经》的几种应用形式中,“听《诗》”十分罕见了,“赋《诗》”日渐式微了,惟有“引《诗》”硕果仅存.孟门师生“引《诗》”相当普遍,孟子由此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提出解读《诗》篇必须“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践履孟子说的“以意逆志”,于一般读者而言,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但是,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其真切地逼近《诗》篇之“志”,也只是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所谓“意”也.惟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知人论世：韩婴诗学的再解读

韩婴诗学不仅在汉初得列官学，而且有《韩诗外传》存世。关于《韩诗外传》著述性质的讨论，无论是司马迁的“推《诗》之意”,还是班固的“推诗人之意”,关注点均在文本意义上的诗学层次，而不是发挥诗义方式上的诗学层次。“诗”与“诗人”的一字之差，其实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各自经学观下对《韩诗外传》的不同理解，可视为探讨《韩诗外传》相关问题的学术参照。只有着眼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统，将之放在区域文化史背景下作深入分析，才能更加客观地评论《韩诗外传》,并充分认识韩婴诗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韩婴质朴的学术品格、分明的处事风格，以及包括诗学传统在内的燕赵地域文化的滋养，对《韩诗外传》的命名、特点、传播等诸多方面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静女》看《诗经》毛亨朱熹解释的差异

毛亨和朱熹《诗经》解释的不同特点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二者对《静女》一诗的不同解释上.在解释视角上.毛亨强调"经世致用".朱熹主张"以诗解诗";在解释程序上,毛亨以"诂一训-传"为特定程序.朱熹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为主要特征;在解释方法上.毛亨着重"以意逆志".朱熹突出"视界融合".而这种种不同.又是由于二人《诗经》文本观的巨大差异造成的.     

以意逆志诗学理论的意义生成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法不仅影响后世《诗经》的接受,而且不断扩展其方法适用领域。以意逆志诗学理论形成中国诠释思想传统,成为现代学术背景中中国诠释学建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