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标确权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近几年来,商标确权周期长、成本高、异议权滥用等问题的出现,暴露出商标确权程序的法律规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实施商标战略,必须重新审视商标确权程序的各个环节,以商标确权程序的法理为指导,合理选择和整合现行商标确权程序,构建公平和高效的商标确权制度。     

用能权相关法律问题辨析

中国正在积极探索构建用能权交易制度,与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水权交易、节能量交易等其他同类制度相比,用能权交易制度具有自身独特之处,加强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对于用能权市场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阐明用能权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从法律角度对用能权的概念及属性、初始用能权确权行为的性质、用能权与能源使用权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用能权兼具公权属性和私权属性,当前不宜也不必在相关立法文件中对其法律属性予以明晰规定;初始用能权的确权行为属于行政许可,用能单位由此获得的用能权是一种特定的能源使用资格;用能权与能源使用权之间虽然没有包含或交叉关系,但是具有密切关联性。     

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的权属问题及其风险防范对策

科技成果既包括了实用科技成果,也包括了理论科技成果,涉及科学技术领域内的一切智力成果。清晰界定科技成果的权属可以市场机制为中介,充分实现科技成果的最优供给与价值最大化,促进科技创新的供给与转化。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有关科技成果权的规定存在着科技成果权利性质认识不清、科技成果权利归属不清的问题。针对如上问题,应从私人风险防范与宏观风险防控两个视角对其加以规制。     

“制止混淆”在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中的运用

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并由此引发的纠纷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学术界及实务界对其争论最大的就是混淆误认问题。制止混淆原则是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一项重要原则，以混淆作为商标与商号权利保护的评判标准，在解决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是否造成混淆作为确权依据，就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应的认定混淆的判断标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在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问题上，体现了制止混淆原则，但仍存在规定不明确、实践中操作不易等不足。需要借鉴国外相关做法，从确权环节开始制止混淆，并且有条件适用“在先权”，从而建立一种有效制止混淆、解决权利冲突的法律机制。     

论中国物权法中的渔业权制度

依照《渔业法》规定所取得的渔业权 ,属于对国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在民法上 ,渔业权属于“对他人之所有物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为用益物权。但是 ,现行立法中有关渔业权的法律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建议在物权法中将渔业权作为用益物权单列一章加以规范 ,科学地界定渔业权 ,合理地设定渔业权适用的对象和范围 ,明确规定确权的程序和争议的解决办法 ,明确规定渔业权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论我国专利确权制度的改革路径：从"行政一元制"到 "行政与司法二元制"

专利确权制度是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长期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中,出于提高审判效率和妥善解决纠纷的目的及要求,已有法院尝试突破"行政一元制"确权模式的藩篱,有逐渐从完全遵从专利权的有效性推定向主动审查专利权效力问题过渡的趋势。在青禾公司诉共创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中,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原告涉案专利权不具备创造性授权条件而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并未直接认定涉案专利权无效。最高人民法院诉诸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对一审法院有限审查的做法予以肯定,但又以现有技术抗辩的基本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纠结之状凸显无疑。发回重审,可能的局面会是重回法院中止诉讼,等待专利无效宣告结果的老路。"行政一元制"确权模式导致专利侵权案件审理周期过长,亟待对之进行改革。现有改革方案可分为"赋予法院专利权效力审查权"和"确立专利权当然无效抗辩制度"两类。然而,现有改革方案各有利弊,有的缺乏理论支撑,有的缺乏实效性,且存在较大分歧,无法达成统一意见。理想的改革方案应当是赋予法院恰当的专利权效力审查权,从而既能使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彻底解决涉案专利权的效力问题,同时又具备理论的支撑且不至于引发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现实冲突。法院与专利行政部门分享专利权效力审查权具有互补性而非替代性。赋予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审查涉案专利权效力性纠纷的权力并不会过度增加法院的负担,亦不会对专利行政部门职权的行使产生过大影响。同时,我国权力配置始终遵循功能主义原则,在不同机构之间分配具有争议性的权力时,所考虑的是将权力配置给最具有功能优势的机构。赋予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审查涉案专利权效力性纠纷的权力符合我国权力配置的原则。最后,我国法院当前审理专利案件的队伍已经较为庞大和专业化,积累了审查专利权效力问题的丰富经验并提升了专业能力,足以胜任专利权效力审查工作。"二元制"确权模式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有望解决我国现行专利确权制度所引发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历史演进——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回顾

纵观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一直处于动态演进的过程中。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从"稳权"到"确权",从"权益保护"到"还权赋能",土地产权制度的演进深刻改变了农村经济社会结构,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开启了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新征程。立足于新时代国情和农情,加强农地产权问题研究,对于深化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农地确权提升了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吗？——基于3省15县（市、区）935个农户样本的分析

农地确权是中央从深化农村改革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确权不仅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也影响其承包地处置。基于苏、鲁、皖3省15县（市、区）935个农户样本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促进了经营权退出,但却抑制了承包权退出;经营权退出在农地确权对农户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中具有遮掩效应;农地确权后,农户一旦选择流出自己的土地,就不会轻易选择退出土地承包权。因此,在“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下,政府需要系统评估农地确权的制度绩效,将经营权退出和承包权退出联动考虑,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农村土地确权的法律问题及制度构建

土地问题是决定我国新型城镇化实现的关键,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通过土地确权工作,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新时期农村全面改革的逻辑起点。受历史条件限制,我国农村土地确权法律体系不完善、土地产权主体法律界定不清、集体土地产权内容规定不合理、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冲突等,加大了我国农村土地确权的难度,制约农村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化经营,通过实证分析农村土地确权法律问题,以土地确权法律制度构造为视角,提出解决我国农村土地确权法律制度路径,实现土地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衔接。     

论我国民法上的发现权——兼论将发现权作为科学领域荣誉权的理论构想

我国民法上的发现权制度源于前苏联的科技成果权中的发现权制度,《民法通则》将其纳入知识产权体系是立法错位的遗留问题。发现权在性质上不是知识产权,我国司法实务对发现权的定性实为科学领域的荣誉权。建议以《人格权法》起草为契机,将发现权改造为一种科学领域的荣誉权,纳入人格权体系,对发现的判断标准、发现人的确认、发现权的内容和适用范围作出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