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职业伦理是指法律职业者在其执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法律职业的特性决定了应该在法学教育中建立和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发展甚微,这必将影响到法律整体素质的提高。因此,应从教育目的、教育手段、教育方式、教育类型等方面完善我国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     

西方法律职业者“贵族精神”探微

什么是贵族?有人会将出身、财富及封号等都作为构成一个贵族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比如国王、诸侯和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等。而这群在西方名叫法律职业者[1]的贵族,他们并不必然具有高贵的血统,他们之所以被人们尊崇,是因为受过严格的职业训练,掌握了用法律来治国的新的统治术。时至今日,贵族制度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已绝迹,唯独法律人还保留了穿长袍、带假发的古老贵族文化遗迹。本文试着分析法律职业者贵族精神产生的社会土壤和内在因素,以求在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从法律职业者"贵族精神"中获得某些启示。     

试论当前我国法律职业伦理的缺失与应对策略

法律职业伦理是构建一个高度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核心。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历史传统、外部司法环境及法律职业者自身因素的影响,导致在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法律职业伦理普遍滞后。重塑我国法律职业伦理,应着力从强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提升法律职业门槛、树立法律职业道德、落实法律职业监督等方面展开实效应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支持与法律保障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确立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的第四大文明,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卓识远见。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必须依靠道德和法治的双重力量,一方面要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倡导环保节能的生产方式和绿色文明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我国的生态法律制度体系,将生态伦理的理念转化为制约和影响人们决策和行为的制度结构和法律规范,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法律人才培养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人才的必备素质,是法律职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有相应的职业伦理来匹配。当前法律人才培养中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机制很不完善,体现在：大学法律人才培养中法律职业伦理课程设计存在较大缺陷;相关教材和师资队伍严重不足;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考核机制欠缺;法律教育中存在急功近利思想等。应确立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在法律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目标,制定合理的教育方案,建立科学的教材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课外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评估机制。     

法律职业准入制度之比较分析

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必先造就一支能够支撑中国法治发展的法律职业者队伍,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由此占据了我国法治国家建构的核心与基础地位。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德、法、日、英、美)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比较分析,在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构与完善的几点构想。     

法治秩序的伦理支撑及其启示

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法治秩序型构过程中伦理背景的分析以及对我国长期以来未能生成法的原因探讨指出,法治思想之建构必以特定的伦理支撑为前提,伦理建设在逻辑顺序上应先于法治建设,不把正义作为伦理目标就只能产生“伪法治”,因此,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如何做到对传统道德和国家主义道德的合理扬弃,促进以自由个体伦理和市场伦理为核心要素的新型伦理秩序的生成,将是整个法治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     

论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

在法学本科教育中,一个还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就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有助于促进司法权威,塑造法律职业群体的精神气质。从法律职业伦理的特殊性和法治成熟国家的经验来看,在法学本科教育中开设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强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对促进法律职业伦理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伦理豁免:法治中国的传统因子

伦理豁免纵贯中华伦理、中华法系,横通“作证豁免权”等现代法律制度,会通伦理和法律关系、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渊源深、土壤厚、生命力强。因此在功能意义上,它从消极防御、积极建设两方面直接敦睦伦理,最终从根本上调谐社会秩序,为法治中国培育积极因子。对每个人及其家庭而言,伦理豁免是有权敦睦伦理的优先权,是人道而公道的;在民间,伦理豁免经由家族自治、乡村绅士自治、行业自治等一步步发育出基层自治,由内而外、自下而上培育法治生长点;在制度上,伦理豁免适度限制公权力, 保护伦理权,保障伦理圆满和绵延,在家和国、伦理和政治法律之间确定边界,防止国对家的挤压甚至侵犯,防止法律、政治等公权力对伦理私权利的不当介入和非法侵害。     

论柏拉图《法律》中"法治范式"的意蕴

详尽地阐述了柏拉图在《法律》中的“法治范式”内涵。文章认为,柏拉图是在法治伦理之基础上构造出法律统治至上的“法治范式”,即这种“法治范式”是在以节制伦理为核心的公正、平等、自由以及智慧等法治伦理中生成的。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试图重建古希腊城邦的和谐的根本目标。     

“以德治国”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在依法治国的同时,要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二者不可偏废.在新形势下,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必将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起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应根据"以德治国"的方略,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明确新目标,落实新内容,抓住新重点,运用新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我国法学教育体制改革研究

知识经济、"法治"、"入世"、全球化、统一司法考试、世界经济-法律一体化等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迫使与之极不适应的我国法学教育体制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本文在论述以上挑战和机遇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法学教育规范和质量标准,对法学教育实行法制化管理;改革法学教育体制,保留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增加且主要采用6年本硕联读制;撤消一切法学成人教育和部门法学学历教育,将法学教育统归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将单科政法院校和部门院校统统并入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以保证统一的人才培养质量,理顺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的标准化管理等改革建议。     

论罗马法学家对西方法学史的独特贡献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罗马法学家是最早的世俗职业法学家集团,他们第一次将法学与政治学、伦理学、哲学相分离,对法的概念、起源、分类、结构等进行了系统阐述,从而开启了人类对法学独立研究的历程。罗马法学家在法学领域务实的思想创造,为人类法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法律思想遗产。     

"执行难"现象的法律透视

本文从法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执行难"现象对法治建设及社会正义的危害,探讨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司法体制原因及社会文化根源,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实行司法独立,改革现有司法体制,发展新型的法律文化,加大执行力度.     

儒家伦理与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大力推行法制而在乡村社会屡屡受阻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思考的不是法制的强制推行,而应对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脉的儒家伦理给予应有的关注,重新考量传统儒家伦理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影响。试从儒家伦理的内涵入手,探讨儒家伦理对当代法治的影响,思考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资源与现代法治的融合。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法理基础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陷于枯竭,将直接导致执政地位的丧失."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具有必然的联系."三个代表"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资源,依法执政是夯实执政的法理基础,是贯彻和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法学翻译与法律现代化

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已有百年历史,法学翻译对于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法学翻译对于中国现代法学具有建构与生成的意义,从法言法语到制度理念,均建立在法学翻译的基础之上;其次,法学翻译的发展轨迹,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法学的演进过程,从取法西洋、学习日本,转至模仿苏俄,进而重新面向世界,法学翻译的曲折变迁也印证着现代法学的艰难命运;第三,法学翻译对于现代法治国家的建构亦有重大影响,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译介移植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也应有反思的态度和超越的决心.对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翻译史的梳理和总结,一方面旨在较为全面概括地展示百年法学翻译的成果和历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观察到法学翻译与现代法学之间的深层次的内在关联和意义.     

德治之维与法治之度：新时期中国行政伦理价值的定位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建设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而这一要求的大背景则是法律价值层面的"依法治国"和道德价值层面的"以德治国",即同时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同层面推进行政伦理建设。新的形势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客观发展要求我们既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发挥道德操守的价值理念,这不仅是进一步提升行政工作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须任务,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决条件。在国家治理中平衡德治与法治间的关系维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