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廷桢幕府与“后姚鼐时代”桐城派的传衍

道光年间,邓廷桢出任安徽巡抚,管同、梅曾亮、方东树等人先后入其幕府。从时间、地点、人员等角度看,邓廷桢幕府处于从姚鼐去世到梅曾亮在京师传播桐城派之间,立足于安徽大本营,对流派成员提供了很多帮助,为桐城派向全国的扩散积蓄了力量。入幕的桐城派成员互相切磋文艺,交流文论主张、学术观点。幕府成员的复杂性,也反映出桐城派与阳湖派、汉学以及当时的“实学”思潮之间产生互动。     

莲池书院与晚清直隶文化

坐落在古城保定的莲池书院,是清代直隶省的省会书院和最高学府。晚清时期,张裕钊、吴汝纶曾先后担任院长,他们传播和发展桐城派古文,接收外国留学生,积极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书写了直隶文化史上辉煌的一页。     

安徽书院与桐城派的学术传承及影响

桐城派在二百余年传衍发展过程中,书院讲学起到了基因性塑造作用,而徽州紫阳书院、问政书院和安庆敬敷书院等,则是桐城派在安徽从事书院教育的主要基地.两地人才的培养、文风的培育、相互间文化交流的增多,与刘大槐、姚鼐等多年主讲这几座书院有密切关系.对此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桐城派的传承规律和清代安徽书院教育的基本风貌.     

姚鼐主讲安徽书院述略

姚鼐一生的主要经历就是从事书院教育事业,先后主讲江苏、安徽等地的重要书院达40年之久,其中主讲安庆敬敷书院和歙县紫阳书院15年,也是其书院教育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述了姚鼐对书院教学、管理的一些认识,力求通过探析姚鼐在书院中的教育教学活动,揭示其对桐城派、安徽书院教育和地方文化事业发展的影响与贡献。     

吴汝纶与桐城派在清末民初的演变——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及其刊刻为考察中心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是晚清吴汝纶据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删选而成的一部大型诗文选本。该书的编选与刊刻均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该书于其任教直隶保定莲池书院期间编选而成,编选动机源自维新变法前后吴汝纶对中学存亡的深刻思考。该书在民国初期的刊刻出版与桐城末派大护法徐树铮对自我权力的维护有直接关系。该书在校勘、圈点、评注等诗文评点中,体现出编选、刊刻者强烈的流派意识,显示出桐城派传统的传承性。该书对汉魏六朝诗文的认可、推尊,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桐城派固守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系。该书吸收曾国藩、方东树二人的诗学观念,以气势、情韵论诗与文,发掘汉魏六朝诗文的劲健、华妙之美,呈现出晚清桐城派独特的“六朝想象”。     

方东树《昭昧詹言》论黄庭坚诗述略

《昭昧詹言》是方东树晚年为后辈讲论诗学的内容汇编,是桐城派诗学理论的集中体现,其中对黄庭坚其人其诗的品评是全书较为典型、精彩的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方东树多将黄庭坚与他所推崇的杜甫、韩愈及苏轼等人进行比较分析,并且以杜甫、韩愈为黄庭坚诗学之源。该书于黄庭坚诗的思想内涵缺乏必要的挖掘,但却长于分析其诗章法与句法,于诗的起承转合与格局布置的探研尤为精妙。另外,方东树还对黄庭坚诗的用典、用意及个别句法提出了异议与批评。     

湛甘泉书院教育成就探析

湛甘泉以书院作为学术活动的场所,一方面传播心学思想,一方面培养心学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明代书院和心学的蓬勃发展。湛甘泉从事书院教育长达55年,所创建与修复的书院涉及广东地区的有22所,外省的有13所。正是由于湛甘泉对书院的钟情,才使得广东书院数量后来居上,在有明一代跃居全国第三,仅次于江西、浙江,首开广东书院的勃兴局面,有力推动了岭南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而湛甘泉书院教育之所以成就斐然,与其对书院管理有章有法、"随处体认天理"为学宗旨和"二业合一"教育理念密不可分。     

阮元"文笔论"在清代书院中的流播与遗响

阮元继承和发展了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论,力图为骈文在文学领域争得正统地位,以抗衡宋学为代表的桐城派古文,为汉学在文学领域争得正宗地位.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书院成为他实施"文笔论"思想的重要据点,加强了"文笔论"的流播,扩大了"文笔论"的影响,也决定了两书院重视骈文教学的文学教育特色.阮元"文笔论"对桐城派古文家以及诂经精舍、学海堂外的其他书院产生了一定的遗响,骈散之争最终趋向折衷和融合.阮元"文笔论"与清代书院科举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书院教育与科举产生牵连不断的联系提供了极易被利用的依据.     

桐城派“因声求气”理论源流考辨

"因声求气"理论主要提出者是刘大櫆,它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精粹。其理论渊源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是对孟子、曹丕、刘勰、沈约、韩愈、朱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向下又是对后来理论的开拓与奠基,特别是在桐城派内部,从姚鼐到方东树、曾国藩,再到吴汝纶、张裕钊、贺涛等,对之更是推崇备至,世代承袭。五四以后,朱光潜用现代理论丰富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并赋予其以现代学术形态,为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     

桐城派理论的发展和最后总结——论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

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仿《文心雕龙》之体例,系统地探讨了文学的起源、发展、体裁、创作方法、风格和作家的修养等问题,翔赡而简易,典显而精凿,是继《文心雕龙》之后,我国文学理论史上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本书论文大旨,本之方苞、姚范、姚鼐、刘大櫆、方东树、曾国藩等桐城派先驱和重要人物,这些人物的言论构成了本书的理论基础,故本书实为姚永朴对桐城派理论的最后总结。     

清代书院儒学传播途径探微

清代是书院儒学传播的最重要时期之一,清代书院对士人日常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儒学。日常讲学承担了书院的主体教育职能,无疑成为书院最主要的儒学传播途径。其特点是"半教半学",非常重视师友砥砺、形成亲密的师生关系,使生徒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藏书、刻书是书院的重要特征,也是儒学传播的重要途径;祭祀作为书院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立儒家道统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从精神信仰层面传播儒学。此外,书院还通过命名题额、嵌碑立石、匾联语录等多种环境熏陶途径将生徒纳入到儒学的精神世界中。     

清代“桐城派”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以方东树《昭昧詹言》为中心

清代“桐城派”对注重诗法的黄庭坚一直相当推崇,这集中体现在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昭昧詹言》以古文之法探讨诗歌,注重起承转合、格局布置、虚实详略、字句、音节等写作技巧。基于此,方东树对黄庭坚诗歌颇多推许,集中论评了黄庭坚学杜诗的成就、黄诗拗奇矫健的句法及其大开大合的篇章结构,这在黄庭坚诗歌接受史上独具一格,并深刻影响到后来的“同光体”诗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清代常州书院与骈文流衍

在影响文人集群或文学流派形成的诸因素中,书院起到的人才背景与文学舞台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与桐城派凭借书院造就传人相映成趣,清代常州派骈文的兴盛也颇得益于地方书院的教育氛围。龙城、暨阳等书院虽属于科举化的体制,但因邵齐焘、卢文弨、李兆洛等山长的引领,适时地对学术与文学加以开拓,直接或间接地诱发了陶成骈文英才的气氛,从而使常州文风得以推激变动,对清代中后期文坛的发展贡献卓著。书院内师生或学子间的同游共处,也有助于催生群体性的风格成就,从而促使文学门派的成立。     

方宗诚的文学教育与近代桐城派传播

方宗诚是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在其教育活动中,文学教育成为其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文学教育过程中,通过选编、节录、评点等方式编写新的文学选本作为教材。注重掌握文法,强调在读文与作文中,突出文章主题和篇章结构。重视诗歌对生徒性情养成的重要作用。方宗诚的文学思想在文学本体论、文章功能与分类、文章风格及桐城派文学发展上既有承续也有创新,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并且,他通过整理乡邦文献,保存大量先贤诗文;通过文学教育,培养出一批桐城派作家,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力。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传播方式分析

《白鹿洞书院揭示》问世以来，在东亚社会的教育与理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域外流传与影响，对于此作在本土的传播情况尚付阙如。《白鹿洞书院揭示》的传播主体为官学和私学，传播方式主要有讲学、刻石、刊刻等。透过《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流传，可见理学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对于认识理学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各层面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案例。     

林纾论文旨趣辨略

评品人物,儒家留给后世的传统方法和原则是“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桐城派”是应清朝国运而生的一大散文流派,自创始以来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文学理论由“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奠定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初期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清乾嘉年间,由于进步思想家和考据家、骈文家的抵制和排斥,影响不大,主要限于师友相传,但在“姚门四弟子”方东树、管同、姚莹、梅曾亮等的大力提倡下,尤其是因为他们倡导序事有体,行文简练的艺术形式,加之梅、管二人在当时的散文实践上成就较大,因而师法“桐城派”的人逐渐增多.清末,封建势力     

走向东洋:移植日本的书院制度

明清之际,中国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日本书院以传播儒家文化为主要使命,有着教育教学、出版图书等多种文化功能。其学校性质的书院又分为寺子屋、私塾、乡学、官学等几个高低不同的层次,另外还有专门教授医学知识和培训中国留学生的书院。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后,日本人把书院办到了中国本土,惜乎这一书院的回流是一种充满痛苦的文化现象。     

湖北问津书院讲学与黄州地区儒学的传播

在今武汉市新洲区旧街孔子河畔,坐落着一座闻名遐迩的书院——问津书院。自宋末元初龙仁夫创建书院之日起,讲学是其最为主要的活动,而且一直延续,从未间断。龙仁夫传播朱子之学,首开讲学之风。耿定向、萧继忠等人继踵于后,以弘扬儒学为旨归,积极从事书院讲学事业,将问津书院讲学推向高峰。明代末期问津书院讲学虽有衰落,然经清初儒士之共同努力,问津书院之讲学再次出现兴盛的局面。统观问津书院之讲学,传播儒学是其不变之宗旨。问津书院的讲学,带动了黄州地区儒学研究,有力地促进了黄州地区的儒学传播。     

论日本江户时期“怀德书院”的教育

日本德川幕府奖励办学,客观上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创造了条件。随着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实力的增强,以培养商业精英为目标的“怀德书院”诞生。它具有灵活自由的教育形式,积极接受和传播西方先进文化,制定一系列教育管理的规章与制度等特点,为日本近代化培养了大批有志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