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债务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

利用CHARLS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家庭债务流量和存量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关系,同时探讨了家庭资产、户口等家庭异质性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债务流量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家庭债务存量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于不同资产水平的老年家庭,家庭债务对医疗、保健消费的作用没有差异;城市家庭债务的存量和流量对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均没有影响,而农村家庭债务的存量对医疗、保健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债务异质性视角下货币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

现阶段,我国超过1/3的家庭负有债务,家庭债务异质性特征明显,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微观家庭的债务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货币政策对债务异质性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在家庭群体中具有相当大的异质性效应,负债家庭和无负债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不尽相同;城镇家庭的消费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家庭,且负债家庭的城乡差异明显高于无负债家庭。另外,无论何种类型的家庭,货币政策对食品、衣着和居住消费的影响都要大于其他消费,对文化娱乐消费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     

湖北省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湖北省抽样选取3 000个样本,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需求进行了问卷调查和非结构式访谈。认为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需求具有消费意愿强烈、支付能力有限、目的短期功利化取向、非理性消费、对高等教育满意度低、选择非内地化倾向明显等特点;从家庭因素、高等教育自身状况和高等教育类型3个角度,分析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提出增加家庭收入、规范高校收费、引导理性消费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等策略。     

养老保险与家庭消费: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对养老保险的消费效应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倾向值得分匹配(PSM)方法消除个体购买养老保险的自我选择偏误;对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分别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确实存在自我选择偏差, PSM方法能够很好地消除该偏差。基于PSM的实证结果证实:养老保险对于家庭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 但是对于个别消费项目则表现出抑制作用。利用农村与家庭的分类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对于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在个别消费项目上存在明显差异。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利用CFPS2016数据,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户消费不平等总体上较为严重,且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内消费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提高农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有效降低消费不平等,且人力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随生命周期变化而减弱,而亲缘型社会资本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呈“驼峰状”,组织型社会资本则仅对抚养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存在影响;考虑不同消费结构之后,同对照组相比,抚养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低,而起步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高,且家庭生命周期消费效应在农户发展型消费不平等中产生的作用最明显;中介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禀赋通过影响农户非农就业来降低消费不平等,组织型和亲缘型社会资本禀赋则通过缓解农户融资约束和提高家庭收入地位来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     

社会分层视角下城市核心家庭体育消费特征研究

运用问卷调查法,从社会分层视角下对安徽省部分城市核心家庭的体育消费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阶层核心家庭在体育消费特征上存在明显差异性。在消费意识上,随着社会阶层的提高,家庭体育消费意识不断上升;在消费场所和档次上,上层家庭以高档消费场所为主,下层家庭以免费公共场所为主;在消费结构上,上层、中上层和中层家庭参与型消费比例较高,中下层和下层家庭以实物型消费为主;在项目选择上也表现出不同之处,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房价上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城镇家庭跟踪调查的研究

居民消费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房价上涨会影响城镇家庭的资产总额和资产结构,从而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本文分析发现:城镇家庭的房产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都具有财富效应,而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仅体现在非耐用品消费;样本家庭房产对于城镇家庭耐用品消费的消费效应高于金融资产,房产对于城镇家庭非耐用品的消费效应高于金融资产;房产占总资产比重的增加主要影响城镇家庭的耐用品消费;房价上涨对于打算购房的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具有明显的预算约束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城乡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基于CGSS 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 2017数据,采用稳健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采用再中心化均值回归分解方法分析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差距的影响及贡献度,并进一步采用Sobel-Goodman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影响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城乡差异显著,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效应均大于对农村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效应;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正向的联动效应,且城乡差异显著,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联动效应均大于对农村家庭旅游消费的联动效应;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的城乡差距会扩大城乡家庭旅游消费差距。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加大信息技术建设力度和提高居民学历水平,以释放居民家庭旅游消费潜力,进一步缩小城乡家庭旅游消费差距。     

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倒U型调节效应

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5省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线性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生命周期的调节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而探讨就业稳定性与就业地点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会显著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显著抑制家庭生产性消费;（2）家庭生命周期在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的影响中具有“倒U型”调节效应;（3）稳定非农就业和异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及生产性消费的作用效果均强于不稳定非农就业和本地非农就业。     

家庭经济、文化资本与大学生消费分层——基于上海四所高校的实证分析

大学生消费存在着较大的内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消费分层。作为家庭消费的延伸,大学生消费亦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以恩格尔系数作为大学生消费分层的依据,重点对家庭经济、文化资本对大学生消费的影响所作比较分析表明,家庭经济、文化因素对大学生消费的影响机制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与大学生消费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但对大学生的消费分层无显著影响;而家庭文化对大学生的消费支出与消费分层均有显著的影响,父母所处的职业阶层越高,大学生消费支出越高且相应的消费阶层也高,父母的消费观念对大学生消费分层有着显著的影响。另外,不同性别大学生在消费分层上存在显著差异,是否参加学生组织对大学生消费分层也有着显著的影响。     

收入变化、家庭资产与异质性消费——消费对正负向收入变化的非对称反应

采用CFPS面板数据分析了消费对正向和负向暂时收入变化的反应。进一步地从家庭资产流动性的角度,识别了家庭高/低流动性资产在消费对暂时收入变化的反应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家庭总消费对正负向暂时收入变化的反应是非对称的,且对负向暂时收入变化的反应大于对正向暂时收入变化的反应。然而,不同类别消费对正负向暂时收入变化反应的大小存在差异。高流动性资产在消费对正负向暂时收入变化的反应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而消费对正负向暂时收入变化的反应并没有因家庭拥有的低流动性资产而受到影响。这对于评估财政和货币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居民资产负债和消费升级问题研究

本文构建了消费-资产负债理论模型,并利用CHFS调查数据,从总消费、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质量升级三个维度来研究家庭资产负债与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经营性资产、投资性住房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经营性负债、住房负债和消费信贷均对总消费有显著效应,而且这些效应会随着总消费的增加而增加;影响消费结构升级的资产负债因素与总消费相同,但其效应并不随着升级水平的提高而严格增加;总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资产负债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长期稳健类投资会促进城镇家庭的消费质量升级。     

中国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识别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综合考察房产财富、房价、预期和未预期房价对不同年龄段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差异,对我国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进行系统的实证识别。研究发现：房价或房产财富与年轻家庭消费的正相关性,均显著大于中年和老年家庭;房价对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几乎无差异,与三个年龄段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均无显著差异;未预期房价仅与年轻家庭消费显著正相关、且大于中年和老年家庭。上述发现拒绝财富效应和信贷约束效应的理论预测,支持共同因素效应的预期收入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仅房价上涨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是有限的,未来预期收入增长才是房价和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是促进我国经济良性内循环的重要动力。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以河北、湖南、广西三省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湖南、广西三省1022户农户调研数据,从数字金融需求方的农户出发,运用OLS模型与T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均具有促进作用。数字金融使用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来促进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在受访者年龄、家庭资产、家庭收入、地区等方面存在异质性。为此,提出要积极推动农户数字金融使用、持续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推动农村消费市场进一步发展等建议,以期促使农户合理使用数字金融服务来提升家庭消费。     

中国家庭消费权力的现代嬗变

当我们把家庭作为一个微观领域施以政治哲学方面的考察时,会发现,家庭内部诸成员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传统中国社会由于其"家国天下"的宗法体系,更是为家庭生活披上了一层政治权力的色彩。而消费生活作为家庭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权力的特性。在当代中国,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家庭消费权力的形式、内容、分配状况等均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学界也已对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索。故作者旨在从消费主体的倾斜、消费客体的多样化、消费时间的占有状况三个维度来审视和比较中国传统与现代家庭中的消费现象,从而试析中国家庭消费权力的现代嬗变问题。     

中国家庭消费权力的现代嬗变

当我们把家庭作为一个微观领域施以政治哲学方面的考察时,会发现,家庭内部诸成员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传统中国社会由于其"家国天下"的宗法体系,更是为家庭生活披上了一层政治权力的色彩.而消费生活作为家庭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权力的特性.在当代中国,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家庭消费权力的形式、内容、分配状况等均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学界也已对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索.故作者旨在从消费主体的倾斜、消费客体的多样化、消费时间的占有状况三个维度来审视和比较中国传统与现代家庭中的消费现象.从而试析中国家庭消费权力的现代嬗变问题.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间接碳排放: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面临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短缺的双重危机，我国在明确提出“双碳”目标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绿色低碳产业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家庭这一重要能耗部门的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状况，对于探寻家庭碳减排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占据家庭主要能源消耗的间接用能为代表，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基于消费生活方式法测度了家庭间接碳排放量，并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法共同验证了互联网使用影响家庭间接碳排放的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基于家庭所在地区、城乡类别以及收入水平差异这三个视角，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间接碳排放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互联网使用正向促进了家庭间接碳排放，对享受型消费碳排放和发展型消费碳排放的增加效应最为显著，而对生存型消费碳排放则没有明显的影响。其次，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网络购物这一中介变量对家庭间接碳排放产生正向影响。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间接碳排放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作用强度从中部、西部到东...     

退休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差异与机制

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考察了户主退休经历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退休经历显著降低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其中家庭消费支出的大幅度降低主要源于衣物消费、住房消费、耐用品消费与交通通讯消费的变动。这一结果在选择不同带宽进行稳健性检验,及基于不同退休年龄、不同退休群体进行反事实检验后均得到一致的结论。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退休经历会降低家庭收入、增加户主居家活动时间与抑制认知能力,从而影响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退休政策对低收入、低人力资本与低社会资本家庭产生更为明显的消费冲击。     

消费需求数字化转型的升级效应 ——基于家庭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消费升级扩容是我国实现内部可循环,支撑并带动外循环的重要驱动力.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跟踪数据,从微观视角考察了消费需求数字化转型对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以及异质性.实证研究发现,网购经历在推动家庭消费增长的同时促进了消费升级,即降低了生存保障型消费占比,提高了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对家庭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具有包...     

长期护理保险、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消费——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且家庭养老负担不断加重,可能会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如何在维持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同时促进家庭消费,是我国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四期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护险政策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城镇和东中部地区受政策冲击影响更大,并且效应呈扩大趋势;中介效应清晰揭示出“长护险政策—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消费”这一传导机制。文章识别出长护险政策与家庭消费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有助于发挥长护险的健康效应和经济效应,为进一步深化医疗体系改革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