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治人性化的思考

"法治人性化"是指法治要关怀人的价值,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所以说人性化是法治的本质要求,是因为法治与人性的渊源关系.正是因为人性结构中有冲突、缺陷,才使得法治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需求.我国法治实践的人性化已经得到日益重视,主要表现在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各个方面.要进一步实现法治的人性化目标,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其次,在依法治理中切实尊重个体权利.     

中国古代礼治与法治的冲突与互补

礼治与法治都是人类社会整合的手段。礼源于原始社会的习俗。它以“人性善”为出发点，主张以张扬人的社会属性的方法来巩固和稳定社会秩序。在礼变得软弱无力时，法取而代之，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的另一种工具。法从“人性恶”出发，主张以“利”诱民，以刑罚治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封建统治阶级最终选择了“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理民的政策。     

本源与偏差——中西方人性假设与制度设计之分析

中西方文明有着不同的起源,因此两种文明对人性的假设有着截然相反的论述。人性的善与恶成为制度设计的理论前提,影响着制度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两种人性假设都在某一阶段使得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偏差,这并不是人性假设理论本身的缺陷,而是社会自我调整的必然之路。     

法治的人性之源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有关人性的观点进行疏理,并对中西方不同政治构建在人性渊源上做了论证。通过本文,作者旨在突出法治内核中对人性恶的假设并提出在当下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以防恶为先,辅之扬善。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韩非人性论辨正

［摘要］学术界对于韩非思想的争议一直都没有停息,其中的焦点是：韩非是否是性恶论者？韩非的法治思想是有为还是无为？本文以“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为切入点,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集中体现了韩非对人性的看法,并且由此推出了法治主张。其实,这一命题是韩非思想一以贯之的主线,也是解读韩非思想的关键。     

擦出人性美的火花 把孩子的心灵照亮

一、概说“人性” 孔子曰：“性相近”，显见他认为有人性，且有共性：孟子云：“性本善”，几千年来，帝王们大概都以此说来进行人治。苟子以为“性本恶”，但他的学术没被董仲舒列为“正宗”，倒被蛮夷借鉴去法治了，以抑人类“恶之本性”。又有先贤搞平衡曰“食色皆性也”，并无善恶。左思主张“人有异同之性”。梁实秋和鲁迅也曾为此“恶”语相加：梁以为“人生的态度是歧义的．但人性的素质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而鲁迅先生以“香汗”、“臭汗”来两难，好在梁并不以为然。     

人性:法治与宪政的道德基础和精神追寻

从法治、宪政的生成看,对人性的理性分析是其产生的道德基础,人的自由自觉本性使两者的产生成为必然。对人性的关怀也是法治与宪政永恒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中,自由是终极的,权利是现实的。法治与宪政是凭借制度模式实现人类外在行为有序与人性真、善、美的统一。     

中西人性语境下的权力观

人性善恶的话题是古今中外学术争论的焦点。历史文明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人性观和权力观。而"性善论"与"性恶论"思想在各国政治实践的不断碰撞,一次次印证着人性善恶与权力运用的紧密关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日益高发,因此在权力规范的问题上应综合考虑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合理之处,既要对人性之善充满信心,更要警惕人性之恶,将德治与法治结合,编织制约权力腐败的制度之笼。     

荀子、韩非子、庄子性恶意识初议

本文所说性恶意识不同于性恶论。性恶论是明确宣称人性为恶的理论,先秦诸子中只有荀子一家。性恶意识则是古人对人性黑暗的认识,诸子多家有这样的认识。先秦诸子对人性中的黑暗和危险究竟有多少认识,这是一个以往研究很少关注的问题。荀子性恶论的研究一向与这个问题无关。本文选择先秦诸子最有代表性的三家,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荀子提出性恶论,虽然在理论上独树一帜,其实对人性黑暗面的认识却很浅。性恶论的提出,目的不是探究人性有多少阴暗,而是与孟子派争辩道德的来源。韩非子对人性阴暗面的认识较深,其理论主要源自商君而不是荀子。商、韩都认为人性自私是不可改变的,韩非进一步对人性何以不可改变,人性中有什么毛病,会使教化型政治一定失败,做了自觉探讨。韩非法治和术治思想指向一个共同目标:政治运作客观化,去私人化。这个政治目标某种程度即源于对人性之恶在私人交往中不可战胜的认识。庄子认为人类原始的浑沌状态是合于自然的,但浑沌早已死亡,人的自然品性早已丧失。人类自上古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心机与智巧的支配之下。庄子对人性之恶的观察是最深的,这可能与他对人类智巧极为厌憎有关。先秦诸子对人性黑暗有多方面认识,荀子性恶论在这个思想系统中其实没有代表性。     

论西方法治的观念基础

西方法治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一直倍受关注,然而,究其原因却意见纷呈。西方法治的深层根源虽然在于西欧中世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独特社会架构——“市民社会”,但是,市民社会又是个文化范畴,它必然要受到一些“历史观念”的影响,如法律至上、自然法、人性恶、所有权等,而这些恰恰又是西方法治产生的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