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莎学研究情况综述

台湾莎学的发展是在梁实秋、虞尔昌、颜元叔、朱立民等学者的努力下发展起来的。梁实秋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虞尔昌补译了朱生豪未译完的莎士比亚历史剧,合成一套完成的《莎士比亚全集》在台湾出版。近年来,台湾除了出版了多种台湾译者莎作译本外,还出版了多种大陆翻译的莎剧译本和《莎士比亚全集》。颜元叔和朱立民主要从事莎士比亚评论和研究工作,彭镜禧等人的莎学研究在近年来较有影响。台湾的莎剧演出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台湾莎剧演出主要以话剧和京剧为主。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莎学交流也日渐频繁。     

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研究综述

在近年来的中国莎学研究中，莎士比亚与宗教，特别是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的关系成为中国学者颇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围绕着这一课题从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共发表论文近20篇，探讨了莎士比亚的宗教观、《圣经》与莎剧、莎剧中的基督教因素等。     

我的名字写水上——“莎士比亚与中国：回顾与展望”全国研讨会一瞥

2004年12月17—18日，“莎士比亚与中国：回顾与展望”全国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隆重召开。此次研讨会以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40周年为契机，在回顾近年来中国莎学研究的基础上，展望了中国莎学研究的发展前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台湾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     

莎士比亚在改革开放的中国

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在翻译、评论、演出、教学、普及几方面硕果累累：数以万计的译本问世；公开发表的论文是过去的4倍，大量的专著、文集同时出版；演出达到高峰；教学多角度、多层次进行；莎翁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土的知音。一系列莎学机构与团体的诞生是新时期中国莎学崛起的又一重要标志，我国首次组团参加1996年的世界莎学大会则把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莎学推向高潮。     

中国最早版本《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特色

曹未风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是中国最早出版的莎翁剧作集,由于时代久远,加之后来新出了多个版本的《莎士比亚全集》,所以今天很少有人再去关注它.曹未风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具有很多优势和亮点:首先是能再现莎剧语言的幽默诙谐;其次是能弥合莎剧中的英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第三是能传达出莎剧的风格特征,这些特征也反映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由此表明,曹未风先生的译文在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历程中是不应该被忽视的译本.     

对莎士比亚的开掘、守望与精神期待--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40周年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表明,他是20世纪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域外文学家之一,中国人为他在中国的传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莎学研究和莎剧演出中独树一帜,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对中国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引起中国学者的反思.     

对莎士比亚的开掘、守望与精神期待--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40周年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表明,他是20世纪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域外文学家之一,中国人为他在中国的传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莎学研究和莎剧演出中独树一帜,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对中国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引起中国学者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莎学在中国的传播--论赵澧的莎学研究思想

赵澧在莎学研究中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析莎士比亚及其作品 ,并注重影响莎士比亚创作的时代因素 ,进而把握莎士比亚的特征和重点莎剧的主题思想、艺术特点 ,还对西方莎学和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中的谬误提出了批评。他的莎学研究为中国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借鉴与创新: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和演出的独特气韵——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

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特点主要体现在对莎作的翻译、研究和莎剧的演出中。莎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外国文学、英国文学和戏剧研究的范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中国莎学有不同于欧美莎学的独特之处,融入了中国文化、艺术和戏剧精神以及伦理道德思想。中国戏剧(戏曲)演出莎剧是以独特的艺术语言来叙述莎士比亚,"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在与莎剧的遇合过程中,显示出中国戏曲独有的审美与认识价值,中国莎剧体现出来的独特审美价值是我们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生动体现,也是一个文化大国应有的文化自信。     

十九世纪西方倒莎论述评

本文围绕莎士比亚著作权问题,对19世纪西方倒莎派学者在这个领域的探索首次进行了较系统的评价,填补了我国莎学界在这一课题上的空白。作者认为,在西方四百年莎评史上,倒莎派作为莎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军,其研究工作是不应忽视的,尤其是其研究方法,大有介绍之必要,因为方法的革新常常导致整个文学研究的革新。文章在详细缕述史料的基础上,指出倒莎派理论的局限和可借鉴处,为我国莎学爱好者和其他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视野。     

基于语料库的《李尔王》三译本欧化现象比较研究

《李尔王》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不同时代的多名译者曾以不同的语体风格将其呈现给中文读者。本文选取梁实秋、朱生豪和彭镜禧三位译者的译本,以基于语料库的量化方法为主进行比较研究,从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考察其中的欧化现象,旨在探寻更加适合当代中文读者的《李尔王》译本,进而促进莎剧这一经典作品在当代中国的传播。     

“隔”与“不隔”——论梁实秋创作与翻译的文化心态

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相得益彰,其代表作“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恪守“中庸”之道,体现了“隔”与“不隔”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在闲适、幽默的氛围中描摹人性,匡救世风,他的莎剧译文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陌生化”效应,这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形成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局面;另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倡导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的道德价值,他的莎剧译文传递了“信”、“仁”、“中”、“和”等伦理观念,这种“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弘扬中西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优良特质,促进中外文学的互动。     

鲁迅短篇小说《社戏》两个英文译本比较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四卷本《鲁迅选集》是鲁迅著作英文译本中篇幅最大、体裁最全面的。英国学者朱莉娅.罗威尔翻译的《鲁迅小说全集》是外国学者中翻译鲁迅小说最全最新的一部。从鲁迅短篇小说《社戏》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英译本（简称杨译）以及朱莉娅.罗威尔的英译本（简称蓝译）中选取了十个典型译例,对比分析杨译和蓝译两个文本,探讨了各自的得失优劣。     

重审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版本信息王继超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学界对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的研究存在版本考证混乱的问题。今利用线上线下多种考证途径,最后得出结论:（1）该书首印于1913年,但当时并没有正式出版发行,而是线装自印本;（2）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3）除了前两个版本以外,还有商务印书馆1926年再版以及1933年第三版。以《国语学草创》版权页的信息作为考证的基点,厘清该书的版本信息有助于准确了解胡以鲁的生平事迹和《国语学草创》的成书背景,对文献研究和辞书编纂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就语言学史研究而言,进一步保证了信息引用和注释的准确度。     

中国初期莎士比亚评论的重要界碑——论茅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与批评

茅盾对莎士比亚的评论(以下简称莎评)是中国初期莎评的重要界碑.茅盾从人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三个层面论及了莎士比亚,但对莎士比亚现实主义价值的看重最能体现他的莎评的特色.他首次借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将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并且通过译文的方式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莎士比亚化"这一重要术语及其内涵,对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基调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对莎士比亚完全现实化的接受与评论,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具有鲜明的功利性特征.他的莎评的现实主义倾向性,既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大语境使然,又与他本人的价值理念密不可分.茅盾并非一开始就推崇莎士比亚,他对莎士比亚的认知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转变过程,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莎士比亚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得以传播与接受的曲折过程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比较文学视野观照下的莎士比亚研究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把莎士比亚及其作品与中国作家及其作品进行平行比较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纳综述,充分展示了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成果不同于西方的审美特色,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戏曲与莎士比亚戏剧的异同。     

关汉卿和近松门左卫门

关汉卿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而近松门左卫门则被称为日本的莎士比亚,仔细比较这两位东方的戏剧大师,会发现他们不但有着与莎士比亚相似的生活经历,而且还都为两国戏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堪与莎士比亚之于西方文艺复兴相媲美的卓越的历史贡献。     

朱生豪的译事活动与译学见解

伟大翻译家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鸳鸯湖畔。之江大学的四年以及随后的编辑生涯,为朱生豪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功底,同时使他具备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古典诗词创作才能,这为他翻译莎剧奠定了基础。从1935年开始准备译莎到1944年逝世为止,他共译出莎士比亚悲剧、喜剧、杂剧与历史剧31部半,给中国莎学史和中国翻译史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朱生豪长于译笔,但也不乏译论。他具有伟大的爱国翻译思想,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他的译文自然流畅,这与他采用再现原作神韵和神采的翻译策略密不可分。